那些学不会的历史教训

那些标榜“正义”的历史，美丽得好似一位穿着石榴裙、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人们记住的，往往是她天真无邪的笑容；但忽略的，却是她石榴裙掩盖的真相。但信息自由的时代如同一阵风，掀开了小女孩裙子下面所隐藏的秘密。

春光乍现的时刻，知晓真相的人们不再迷信于女孩的美丽。而是想愤怒地反思那段不堪的历史。

说一战是民族自由时代的来临！——难道那些小国们的日子就过得很好？

说二战是种族主义的终结！——难道此后大国政治就不存在偏见？

说冷战是民主的胜利！——难道民主制度就没有问题？

这些问题太复杂，因为它们横亘了众多历史时空。这些问题又太简单，因为这三个战争说反映的历史教训就那么几条，可是人类始终都学不会这些道理。其实，光反思一个二战，石榴裙下的这三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对小国的无视

“毫无疑问，二战是一战的继续。”还是英国二战史学家A.J.P.泰勒在其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里，泰勒提醒读者们，要反思二战，就应该把目光放在巴黎和会后不均等的世界体系中。

在巴黎和会上，高傲的法国人对着欧洲地图指点江山，使整个和会几乎成了惩治法国的世仇——德国人的闹剧。

“将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所征服的核心领土重新划归波兰，割让德国东部中心城市但泽交由国际托管。惩罚性支付战争赔款。拆分俄罗斯、奥匈帝国领土，组建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但实际上，过多地专注惩罚德国，除了加深德国人对英法两国的仇恨外，并没有收获任何利润，反倒使二战后的欧洲变得脆弱无比。

在一战前几十年时间里，贫穷的沙俄经济出现了明显改善，羸弱的奥匈帝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巴尔干的民族矛盾仅停留在学者的著作中，工业发达的德意志甚至开始尝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然而，一战后欧洲小国林立，民族主义、法西斯思想泛滥，英法老牌殖民帝国也因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而一蹶不振。欧陆帝国曾经的荣光不再。

最后，随着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发达的工业机器重新运作起来，走上了武装战备的道路。当年在巴黎和会上，德奥土地上分离出的诸多小国又重新归降德国。面对着由仇恨点燃的纳粹战争机器，欧洲各国再无财力武装军备，国中无可战之将，境内无可御敌之兵。

如此教训已经充分表明，仅考虑大国利益，而不去分析所在国的实际就分割土地，实际上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然而在二战后，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依旧沿着巴黎和会的老路来随意分割殖民地，从二战后的印巴分治、南北塞浦路斯分裂、支持苏联解体，再到1991年欧共体过早判处了南斯拉夫死刑，最终加速了让欧洲蒙羞的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

民主选出来的“绥靖政策”

导致二战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大国在30年代的外交选择上过于尊重民意和议会民主形式，使得各大国在外交上就输给了纳粹德国。

随着希特勒上台，来自德国的威胁加剧。在处理与纳粹制衡的战略时，议会民主制在外交上的滞后性就凸显了出来。在30年代的英法等国，历经一战血雨腥风的民众极度反战，和平主义思潮盛行，尽管当时几乎每一位有识之士都能看出德国的野心。就连“绥靖政策”的代言人、时任英首相张伯伦本人也是一名坚决的反纳粹主义者。

早在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张伯伦就再一次与同僚的谈话中提到“德国在故技重施，以满足其扩张的私利和狂妄的本性”。在1934年7月，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杀后，张伯伦曾愤怒地表示“对纳粹主义及其全部著作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憎恶。”

可张伯伦也是无奈的，身为反纳粹主义者的他为了满足其保守党选民对和平的愿望，不得不对德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姑息纵容。

过度强调的民主所反映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低效。

在30年代的英法两国，政府若想推行一套外交政策，需要经过层层的质询、议会的辩论甚至经过民意调查，这使得一种政策由意见到正式形成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战争阴云密布的30年代，这种漫长的决策过程与希特勒的外交执行效率比较而言，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西方的纵容一直没有满足纳粹的野心，到1939年，制衡希特勒最后一道杀手锏便是同苏联缔结安全保障体系。

然而，民主的低效率成为阻碍这场谈判进程的关键因素。在谈判过程中，很多对共产主义怀有深刻敌意的议员对英国同苏联的谈判表示强烈不满，对谈判进程百般阻挠。

4月17日苏联就向伦敦提出谈判要求，英国方面拖延至5月9日才做出正式回复。首次的接触就给苏联官方留下了英法不够诚意的印象。为此，苏联在回复英方建议时，也开始故意拖延时间。直到8月份，英法和苏联的这场马拉松对话才进入正式谈判程序。

英法两国不断拖延最终让德国人抢占了先机。8月2日，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会晤苏联代表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德国集权政府的效率优势便展现出来。12日，苏联回复同意接见德国代表；20日希特勒致电斯大林；23日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双方同意接洽到协议正式签署，仅仅用时20天左右。而此时的英法双方也因苏德条约的签订而放弃了谈判。至此，民主阵营的国家失去了最后一次有可能防止大战的机会。

狭隘的偏见

“从波罗的海的里加到黑海边的敖德萨，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也是欧洲种族歧视的重灾区。”英国东欧史学家马克·利文（Mark Levine）的观点，道出了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对俄罗斯蛮族的强烈排斥情绪。

然而，这种狭隘的偏见一旦被用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就会酿成灾难。冷战的最终爆发，也与此偏见有关。

著名俄罗斯史学家斯维亚托斯拉夫所著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一书中曾提到：“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并没有与西方决裂的计划，反而借此机会增进合作。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苏联对东欧政策上，斯大林敦促东欧各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在苏联这一政策推动下，东欧多数国家先后建立了多党制，建立了以人民阵线形式的社会整治联合。”

的确，1945年前后，无论是苏联民间还是官方，都在纪念二战时美英对卫国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至少，在此时的苏联人心中，对西方并没有多少敌意。

就在同盟国为推翻种族主义压迫的欧洲人庆幸时，西方政客对苏联的传统偏见又重新开始了。

“决不能让苏联人参与进欧洲事务！”这句话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的告诫。恰是这种反斯拉夫、反共产主义的保守心态，让二战后刚平息的世界随即陷入了分裂的漩涡中。而让东西方彻底分裂的信使就是有着“冷战之父”称号的乔治·坎南。

1946年2月22日，时任华盛顿驻莫斯科大使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长电文（The Long Telegram），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对苏联进行长期、耐心、坚定和警觉的遏制。文章发出，正中美国政客下怀。这篇长文所提及的策略也奠定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的理论基础。

作为美国驻苏联代表的乔治·坎南一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偏见。一次与柏林的记者谈话时，他曾草率地将苏联比喻成纳粹德国。作为一个美国大使，在二战硝烟尚存的时代下发表如此敏感言论，无疑加深了苏联的敌意。

就在乔治·坎南发表著名的“The Long Telegram”一年后，西方彻底与苏联关闭了友好对话大门，以至于1947年后，美苏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然而，随着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加剧，苏联领导人在1947年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曾经表示愿意与西方合作的斯大林开始敦促东欧各国共产党放弃议会幻想，将民主党派赶出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同时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冷战就此开始。

直至今日，西方“后现代”的冷战史学派（Post-Modernist School of Historians）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怀有偏见的西方大国主动关闭了与苏联友好谈判的大门，导致了二战后世界又堕入了冷战的漩涡中。而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夹在东西方边界的国家，如东欧各国、阿富汗、内战中的中国，以及分裂的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