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痴狂如我，率性而活

他从事着世界最前沿的基因研究，还参与了20世纪全球三大科技创新之一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他却不喜欢“科学家”的称呼;他领衔的“生物界谷歌”华大基因贯穿产学研链条，营收几十亿，被资本市场趋之若骛，他却拒绝被称为“老板”; 他扬名于科技、产业、学校三界，但依然像个老顽童，不屑于世俗的条条框框。二十年过去了，他在科学界和商界横冲直撞，逢山开路，遇河搭桥。他就是汪建，非典型科学界“疯子”。

要狂妄要闪亮

如果非要汪建圈定一个类似座右铭的东西，他会果断地选择关于两弹一星的一句话：“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睬你！”

汪建，50后，湘西人，少时插队，其后学医，而立之年赴美留学，随后留任华盛顿大学做研究。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汪建身在国外，心系祖国。最终想法变成现实，全因美国提出了与曼哈顿原子弹、阿波罗登月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必须回国！干大事！”汪建豪掷一声，兴冲冲辞职回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那个年代，中国科学界对此毫无兴趣，没有资源没有资金，汪建不气馁，开了家公司生产艾滋病诊断试剂，一边养活自己，一边静待时机。

拖了四年，汪建依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支持，而国际人类基因组战略讨论会开幕在即。情急之下，汪建心一横，押上全部身家成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自己跑到伦敦开会，并自作主张地“代表”中国承担下其中1%的任务。会议闭幕那天，汪建和搭档杨焕明在伦敦唐人街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杯：“可能不会赢，可能会有负债，甚至会坐牢。失败后怎么办？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会留下一篇像《荷塘月色》那样的文章，留下点名，但这就够了！”

汪建的“肆意妄为”最后倒逼有关部门拿出七千万元成立了一南一北两个基因中心，与华大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奋战了一年多，2000年6月，任务顺利完成。

这项成就后来被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上面用文字记载了从三百万年前到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的七千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这是我人生最得意之作！”汪建对此非常自豪。

完成这次基因测序后，汪建的团队受到了肯定，甚至一度并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但2007年，汪建带领团队从体制中“裸退”，南下深圳。汪建这样回答各种疑问：“你们是国家给钱，你们玩命;我们是国家不给钱，也玩命。我们把国事当家事，你们别把我们太不当回事！”

汪建“下战书”的结果是，七年内，华大基因不仅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炎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还在临床医学方面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检测机构，被誉为“生物界的谷歌”，其员工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国内同行无人企及。

成绩鲜亮，却来之不易。南征北战的几年里，华大民间机构的身份曾让汪建吃够苦头。参加会议，要发言得先交二十万元的“广告费”，还被排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搞国际合作，很多项目直接被截停。“人家认定，你从科学界出来就做企业，证明你在科学界是一‘混混’。”

既然被定位为“混混”，汪建干脆施展“混混”的“杀手锏”——2009年，汪建通过努力，要来一顶事业单位的帽子，只有编号，没有编制，政府也不拨款，但这对汪建来说足够了。

要掌控要嚣张

以基因产业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一直被风险资本追捧。但作为华大创始人，汪建被资本圈视为“怪老头”——投资人都希望见到汪建，但见过之后都倍觉头痛——汪建的常用开场白是：“我要钱，你就从门缝里塞给我，然后出去。”

汪建笑言对资本有心理阴影。创立华大基因时，为了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他把所有家产、公司抵押，到处筹钱，到最后一刻，对方在原来答应的资金额度上“除以二”然后再“除以二”，最后汪建只拿到五百万元。

从此之后，华大基因不再向“资本”乞讨，大多通过银行贷款、政府支持和产业盈利运营。直到2012年，汪建要加速急行军，收购能打通基因测序上下产业链的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G。

投资人坐了一屋子，汪建上来就是一句话：“你可以发表意见，对，我就接受;不对，我就不听。你想投票，没门，我不接受投票决定，华大的天条是不给任何人打工。”

谈判在风投完全没有发言权的情形下进行了，“直到融资结束，我们都没有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汪建给的回答是，“你不要管我运作。什么叫规范公司？我能够把公司做好了就是规范，我不守那些规矩。”

汪建很不屑资本推动科学家创业这种模式，“资本的本性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科学交给资本，他们不懂，也玩不转。何况我要做的，是一个公用机构，不是公司。”

汪建一直拒绝承认华大基因是公司。“我们几个人从90年代初开始讨论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追逐这个梦二十多年。而一开始就做企业的大多是为了挣钱才去创业，我们牛就牛在这，我们开始就想做‘好人’。”

想做“好人”的汪建确实做了很多实事。2003年的“非典病毒战”是他首次全面出击公共卫生安全。“抗非”过程中，彼时兼任全国病原组组长的汪建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人连基本的体温基数都没有，怎么测量“正常体温”？后来，华大用了四年，花了一亿元绘制出了中国人的个体全基因组序列图，这就是“炎黄计划”。

在华大的商业体系中，汪建最看重产前检测、宫颈癌筛查等健康服务。在诸如唐氏综合征等先天性遗传疾病方面，华大早已凭借新技术完成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查，且操作简单，准确率高达99.9%。但推行不久，相关部门直接叫停：“没有法律依据。”

上不了公开“台面”，汪建只好改变策略，寻求“以点带面”。他折回深圳，三次“答辩”后拿到了相关证件，随后又打通了湖北、天津等地进行试点。2014年，汪建又走免费途径，启动了“百万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项目，同时开始和比尔？盖茨合作，联手比尔？盖茨基金会拟建一个大型的跟生命健康相关的数据中心。

有些人称这些行为太“癫狂”，这让汪建相当不爽：“这不光是人道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做基因的、做医生的义务！”

要个性要好玩

汪建确实是个“疯子”，因为华大是“娃娃打天下”：在华大，清一色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有多人宿舍和免费的食堂三餐，这里看起来不像“全球创新公司50强”，更像一个大学校园。

华大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而且不论学历资历，有能即可。王俊是汪建最器重的“门徒”，是华大首席执行官和所有非官方头衔的持有人。当年，还是北大生物学院硕士生的王俊来华大实习，汪建慧眼识珠，果断启用。此后，王俊逐渐成为华大所有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完成者，现已是中国唯一被《自然》评为影响世界的十大科技人物的科学家，在科学界和产业界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

华大科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比如赵博文。赵博文17岁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二，他参加了华大的暑期班，由此萌发了退学加入华大的想法。就是这么个高中都没读完的小孩，21岁时已拥有华大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主任的头衔，拥有自己的研究项目。

汪建以颠覆传统的方式将一批有天赋的年轻人集结到华大的旗下，并委以重任让他们快速成长。“社会转折、产业革命的时候，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干什么？我的任务就是不停地交班，忽悠他们干下去。”

不过汪建的工作好像不只是“忽悠”这么简单，这个异常狂热的家伙也把对身强体健的执念作为一段基因注入华大：大堂电梯口设有电子体重秤，食堂的饭菜标明卡路里含量，胖子要接受罚款，戒烟的人会得到奖励，怀孕的员工都能参加免费产前基因检测。汪建得意地说：“你自己没做好，你说你让别人做好了，鬼信啊！”

汪建对员工的理念是“同事”。“同事同事，就是一同做事，一同享福。”他没有办公室，和员工一起挤格子间;没有房子，一直租房子住。汪建讨厌条条框框，也鼓励员工“破旧立新”。剃光头直接奖励现金八千元，戒烟就给五万元，上班时间没人打领带，有人打了领带，他看见上前就会拿剪刀剪开一个口子。同样的还有LV、GUCCI等奢侈品，只要看到员工用，他就会“帮”别人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去做公益。

不过，同事们也有办法“收拾”他。一次，腿伤刚愈的汪建从海拔七千米的高峰玩了一把高山速降，回来后他的汽车钥匙就被没收了——“只要没了车钥匙，没人订机票，他就没办法自己跑出去冒险了！这家伙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看他还怎么折腾！”

这时的汪建看起来更像个顽童，但华大五千多名员工却对这个顽童深信不疑。汪建，正用自己的率性痴狂，让越来越多的人信服！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陈陟 "czmoch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