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官场做出版

◎鲍丹禾

离开官场做出版

◎鲍丹禾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出版业。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办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这样的转身令很多熟悉他的人有许多猜测和不解。

盛宣怀极力挽留张元济，但张元济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有4万万人口，但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只学过几句八股文，如此发展下去，国家要亡。自打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以来，弊端太多，张元济认为也许走民间办企业的道路会有希望。

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不久后开始筹划编写教科书。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他让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选题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如果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就展开详细讨论。即使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没有异议为止。

除了编纂教科书，一向对西学有兴趣的张元济不忘译介西方学术著作。胡适后来回忆自己读商务版的《天演论》时，禁不住夸赞此书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编辑出版辞典等工具书也显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独到眼光，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辞源》。

1904年后，清政府下诏赦免戊戌变法中的“罪人”，所以张元济当年的“处分”也就被拿掉了。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国内要求效法日本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强烈起来。清政府此时想起了张元济，让他在专为学部和外务部储备人才的“储才馆”任职。这期间，他获得了许多去国外游历的机会。1908年，他去日本考察，一个相邻的弹丸小国的制度和教育水平明显都优于中国，这让张元济很有感触。当然，让他更长见识的还是1910年2月开始的环球游历。他这次游历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欧美等国的初等教育和贫民教育，并考察各国的出版事业。

张元济回国后，已经是辛亥革命前夜，他决定离开清廷回到商务印书馆，并产生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强烈愿望，他所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摘自《舆论领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图/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