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淑光
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200031
《科学外史》
——给科普和科学加点盐
隋淑光†
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200031
《科学外史》(Ⅰ、Ⅱ)系江晓原先生为法国著名科学杂志《新发现》之中文版所撰写的专栏文章结集。作者从历史上的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读后的感觉是,不管是不是出于本意,两书可谓是给科普乃至科学加了一点盐。
这里所说的“盐”,其对科普的含义为调味品。盐的作用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对其价值的认识可以上溯千载。《尚书•说命下》中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其含义是说,要调制味道适中的汤汁,就离不开提供咸味道的盐和提供酸味道的梅子,否则就不能让人愉快地进食。此后由此延伸出“盐梅之寄”“盐梅事业”“盐梅上将”等说法。
作者在《是回归“科普”原初目的的时候了》一篇中谈及传统“科普”所面临的窘境,并基于深层次的思考,给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一,在“以往的一百年中,科学自己越来越远离公众。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得分科越来越细,概念越来越抽象,结果越来越难以被公众理解。”其二,“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最基础的科学教育已经在学校教育中完成,就中国而言,对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作品的需求自然也就大为减少了。”其三,“科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科学家可以越来越轻易地获得社会资源,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来寻求赞助和争取社会资源了。科学共同体不再热心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他们已经不屑让公众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这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问题做了纠偏和弥补的努力。
《科学外史》和《科学外史》(Ⅱ)分别于2013年10月和2014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第一点来说,作者基于科学史专家,以及对自然科学和艺术人文等广泛涉猎的知识视野,兼以思维深度上的优势,使其行文立意于方寸间见深远。书中的篇目并非局限于单纯讲解科学史,抑或解释抽象的概念和枯燥的科学知识,而是对其进行创意挖掘,并融以对当前热点事件的解析,让人读后每每有神游八方、豁然开朗的感觉。
例如:《埃舍尔的画中有没有科学?》一篇中通过对埃舍尔画作的解读,介绍了其在透视、反射、周期性平面分割、正多面体、莫比乌斯带等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在《概率论在彩票游戏中帮助谁》一篇中对独立随机事件的解析;在《隐私与天书之基因伦理学》一篇中对人的健康、寿命、死因等隐私权关注的呼吁,以及对基因歧视的隐忧等,会使人发出“原来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人”“原来此人还有如此一面”“原来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事”“原来这件事还可以这么看”的喟叹。
至于第二点,涉及的是对科普作品的定位问题。以笔者浅见,在当前的状态下,读者并非不需要科普作品,而是需要更合适的作品。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单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科普,其意义究竟还留存有多少。
众所周知,在当前,网络和传媒的发达使得知识的获得已经解除了阻遏,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普通读者都几乎可以同步共享全世界的大部分知识资源,用书中的话说,就是“以往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精英对知识的垄断从此彻底结束”。因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基于知识传播的科普作品已渐失不可替代性。此外,在当前时代,科学从未有过地与文化紧密交融,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科学与人文之间以往存在的“分野”的弥合。但是,降低到尘埃里的网络准入门槛,使得年青一代自认为对很多事物的参与度无限增加,无疑会随之产生“文化不过如此”“科学不过如此”等误区,遂如书中所云,“在众声喧哗中消解了传统精英在文化上的权威”。但是由此带来的是陷入由于选项过多而产生的阅读选择障碍,以及被束缚于浅层次阅读而挣脱无能的状态。不仅如此,由此渐渐滋生的思维惰性还会将人们逐步拖入“有知识无文化”的尴尬境地。随着网络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手持阅读媒体的普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因时间流逝于手指与屏幕间的盲目滑动,而产生恐慌感。
科学史无疑是一种传播科学及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两本书谈史而不唯史,以史为鉴,意在史外,“行文之中,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体现出了浓郁人文气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思域广阔,对很多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在以飘逸、辛辣的文笔一一呈现后,让人读来有耳目一新、欲罢不能的感觉。这在一个倦于思考的时代,尤为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更在于与读者分享思考的结果。
例如,《1835年的月亮:一场可喜的骗局》一篇,作者提出了对科学与大众媒体关系的思考:在媒体眼中,科学只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之一而已,传播科学不是它们的义务,而只是它们的手段。从《互联网与文化关系思考之一、二、三》中作者得出结论:归根结底,互联网上的“业余狂欢”所提供的无成本无门槛的“无限选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过滤、选择机制,其结果只能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崩溃和大众文化的低俗化。此外还有作者对转基因推广问题的一系列看法等,均有明心醒目的效果。
关于第三点,可以引用刘华杰先生在《“内行”所写的“外史”》一文中的评论来进行说明:“此书作者颇为擅长且乐于做面向公众传播之事。通常,一般专业做得较好的学术,大多不屑于也不善于更不愿意写作面向公众的通俗文本。这里面,既有教育背景文理分化的原因,也有社会责任感方面的原因,更有把握大众阅读心理的能力的原因。在这些方面,作者显然是做得得心应手。其实,这本外史,本来汇集的就是作者长期为通俗刊物所开设的专栏上的文章,7年的专栏写作,就已经说明了作者这种写作的成功。”
以上所述为“盐”的第一层含义,即给传统的科普添加别样的味道,使其更适宜于读者的味觉。盐的另一功用是消毒,此外针对一些含有水分较多的生物质,它还可以通过形成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差值,从而去除其“水分”。
当前的科学需要消毒吗,需要去除水分吗?答案毋庸置疑。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科学的前世今生。科学的前身并非一直就如此神圣且凛然,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尝坎坷,艰难求存,甚至曾一度膝行于神学面前。学者田松曾言“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举两个并非广为人知的例子,从中可见一斑。
其一,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其实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但没有反教会的想法,而且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在《天体运行论》的扉页上写道:“谨将本书献给最神圣的教主——保罗三世教皇陛下。”在书的前言中他还说道:“书中表达的思想纯属猜测,只是一种数学练习,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此外,为了把反教会的罪名推给“地心说”的鼓吹者,他在《天体运行论》的第一卷中写道:“我对地心说进行了长期思考,上帝为我们创造了美好而协调的宇宙,哲学家们(指“地心说”的提出和拥护者)却不能提出正确的理论来描述,对此我感到十分气愤……因此,我不得不去阅读更多的哲学著作,看看有没有与传统理论(地心说)不同的假说。终于,我在古希腊的一些著作中发现了地球运动的观点。这就启发我也来运用这种观点……我终于发现,如果认为地球和行星都围绕太阳运动,一切就变得简单而清楚了。”
拥护“日心说”的伽利略在晚年也不得不向教会低首敛眉,发表了认罪声明:
“我……跪在您、最杰出最尊敬的红衣主教和全世界基督教国家反对异端堕落的宗教法庭庭长面前,面对着福音书,用我自己的手按着它宣誓:我一直相信,并且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来也相信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所主张、训导和传布的每一条教义。总之,因为我已接受宗教法庭的命令,完全放弃我认为太阳是中心并且不动这一虚妄的观点,决不以任何方式坚持、辩解和教授上述荒诞无稽的学说……我希望从您阁下和每个天主教徒的头脑中,消除对我当然抱有的强烈怀疑。因此,我以一颗真诚的心和诚实的信用,发誓公开放弃、诅咒并嫌恶上述的谬见和异端邪说,乃至其他一切反对教会的异端邪说;我还发誓,将来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决不说也决不主张任何可能对我产生类似怀疑的话;此外,如果我知道任何人是异教徒或怀疑任何人是异教徒的话,我一定向宗教法庭或向当地宗教法庭法官和大主教检举告发……”
除了受到神学的压制之外,有些科学家的言行和科学态度在今天看起来也不是无可指摘的,比如说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牛顿。牛顿的科学成就早在他青、中年时期就已全部完成,中年以后的科学贡献寥寥无几,其相当一部分精力耗在了与他人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方面。比如说他曾与莱布尼兹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牛顿是在研究瞬时速度时发明了微积分,莱布尼兹是在研究曲线的斜率时发明了微积分,二人的发明各自独立。牛顿发明的时间稍早,但公开发表这一成果的时间则稍晚。他们二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微积分的创建者。但牛顿本人不仅假借其朋友的名义写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发现优先权,而且在莱布尼兹要求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来进行裁决时,作为会长的他任命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朋友组成的“公正的”委员会,并最终裁决莱布尼兹剽窃。
科学的窘境和屈辱已成为过往,它在今天已经被封神,被赋予了无上的地位,被普遍认同是开启蒙昧、烛照黑暗的利器。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科学与真理等同起来,将其作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凡科学所及的事物和人物,往往也就具有了“无往不利”的神圣色彩,从而被人们顶礼膜拜。但是,对于科学,我们还是要在很多方面给予足够的警惕。
其一,我们在讴歌科学之美的同时,也要警惕科学之丑。因为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工具性质,它会带来福祉,也会因掌控者的目的不同而异化。曾有为数不少的并不光彩的事情假科学之名而行,书中对此多有论及。比如说众所周知的核武器、化学武器;比如说作者在《智商测试的前世今生》一篇中对于“智商测试”的不纯洁血统的追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经有过允许对“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纳粹德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在二战期间曾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等等。
其二,科学早已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对科技成果往往最初只看到其有益的一面,来不及考虑,甚至有意忽略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一种可能是,一种科技成果能很好地解决某一方面问题,但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总之,科学并非是无往不利的“屠龙刀”,而有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刃剑。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但是到了今天,科学争议早已层出不穷,而且旷日持久,比如转基因食品问题、核电问题……”因此我们对科学的负面影响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其三,科学并非是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它不能够也无力负载一切,因为对很多问题的评判要超出科学。作者在《当代科学争议中的四个原则问题》篇中提及,在转基因推广问题的争论中,支持者蓄意将围绕转基因作物的种种争议简化为一个“食用转基因食物是否有害”的“科学问题”,从而来屏蔽其首先是伦理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现实,提示人们,在这样的争论中,不只从业专家有发言权,这样的争论,不应局限于科学的范畴。从这一事例中,已经可见假科学之名行压制之实的影子,因此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众生会不会沦为16世纪的“科学”,而科学摇身成为新的“宗教裁判所”。
其四,尤其应该警惕的是,在今天,在某些时候,科学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利益共同体“劫持”。前文所提及的学者田松的那句话的完整表达是:“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而今已成为资本的帮凶”,其含义也正在于此。这不仅从对转基因是否应该推广的争论中可见端倪,作者在《冷核聚变:利益争夺中的迷局》一篇中也提示人们:如今科学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未来,科学、科学引发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三者将越来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多重重叠叠、错综复杂的矛盾。当然,虽然我们对科学应给予足够的警惕,但更应该明确的是,科学无疑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器,科学所引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科学来解决,只是要对其善加管理和运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轻用其芒”,才可避免“动即有伤”。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外史》(Ⅰ和Ⅱ)这两本有文化内涵、有思维深度的书籍问世可谓适逢其时,尤其是书中所呈现的作者对科学的清醒认知,无疑将有助于读者收获对科学的别样认识,相信这无论对“顶礼膜拜”科学的大众,还是对前行中的科学,都不无警示作用。
(2015年5月5日收稿)
(编辑:段艳芳)
Add some salt to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and science
SUI Shuguang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200031, China
10.3969/j.issn.0253-9608.2015.04.010
†通信作者,E-mail:suisg35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