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死》

总觉得鲁迅对待生死的态度很豁达，又很消极。《死》是鲁迅去世前一个月完成的重要文字，他在文中表示，希望自己死后，活着的人将他“赶紧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表现出一种豁达。鲁迅在书信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购买、服用鱼肝油和名为“散拿吐瑾”的德国产补脑健胃药，可见他挺注意身体的保养。1933年6月，上海时疫流行，远在北京的台静农来信表示关切，鲁迅则颇不以为然，“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似有听天由命的消极。从鲁迅的文字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对生命很敏感。也许正是这种敏感加之他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生死有了非常矛盾的态度。

鲁迅一生目睹过太多让他无法忘却的死亡，许许多多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他的心理是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七岁时，不满周岁的妹妹夭折，鲁迅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别人问他为什么伤心，他抽泣道：“为了妹妹呀。”幼小的心灵已经体会到死亡带给人的悲伤。十三岁，小姑产后发热去世，与她感情甚笃的鲁迅则作文诘责神明为何不使好人有寿。十六岁，父亲病故，前前后后的经历和感受都在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十七岁，六岁的弟弟因肺炎死亡，从鲁迅二十年后的小说《在酒楼上》，仍可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哀伤。家族中还有更多的人或因病早逝；或受虐早亡；或抽大烟、赌博败家后毙命街边、雪地；或精神失常自杀；他还有多位表兄妹年龄不大便病逝，大舅全家四口竟在数年间先后去世，至一门绝户。鲁迅的小说《白光》描写了一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后来精神失常，落水而亡。原型就是他的一位叔祖，他赶考一辈子，仍是个老童生。1895年的一天，这位叔祖忽然用剪刀捅破自己的喉咙，又在胸前扎了几个洞，然后点燃浸了煤油的纸，伏在上面烤。最后跑到一座桥上，喊着“老牛落水哉！”跳入河中。鲁迅的小说中常可见这样的影子。在南京上学时，一位很要好的同窗，因肺病不幸去世，鲁迅为他写下挽联：“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来华表。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魄绕萱帏。”痛惜忧愤之情可见。鲁迅的文字中有太多的“死”，小说中，文章中，不论是虚构是现实，都是他生命经历的真实记录。记录着他从那些死者的身上体悟到的生命的可悲可怜，以及可恶可憎。

辛亥革命前后，又有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众多反清志士的被杀。徐锡麟的心脏甚至被清兵炒熟食尽。秋瑾则至少是开了绍兴女子被砍头的先例。鲁迅从他们的悲壮中，不但看到了他们的不屈，也看到了大众对他们的不理解，及他们在革命后表现出的妥协和不彻底。到北京后，又有范爱农、陈师曾、陶元庆、韦素园等好友的英年早逝。范爱农不愿随波逐流，一生坎坷，最终不明不白地落水而亡。陈师曾与鲁迅一同留学东洋，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封面题字便出于他的手，回国后又曾是教育部同仁，故私交堪深。他是中国近代画坛的巨擘，对齐白石更产生过深远影响，可惜47岁竟染病而去。陶元庆、韦素园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却都在30出头病逝。鲁迅在惋惜的同时，想必也体会到生命的无常。而许多革命者和青年的被杀害，更令鲁迅悲愤难平。在北京时有他所敬重的李大钊及刘和珍等学生为军阀所杀；在广州有革命青年毕磊在“四一五”大屠杀中被捕，受严刑后被装进麻袋投入珠江；在上海时，柔石等五位文学青年的被杀更令鲁迅久久无法平复。1931年2月初，许多个寒冷的深夜里，鲁迅会独自徘徊在避难旅馆的庭院，仰望黑暗的天空，眼前五位充满激情的青年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痛感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痛地吟出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以后，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所幸一生坎坷的萧红在鲁迅之后病逝，否则，又会让鲁迅伤感了。

被鲁迅视为知已的瞿秋白的遇害，更给晚年的鲁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1935年鲁迅得知瞿秋白被捕，立刻出钱找关系，千方百计尝试营救。但很快又传来瞿秋白慨然就义的噩耗。鲁迅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不断地提起瞿秋白，“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令人心悲之事自然也不少，但也悲不了许多。”“悲不了许多”该是怎样浸入骨髓的悲痛。但鲁迅的悲痛却是清醒的，“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他拖着病体开始在炎热的盛夏里，编校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上下两卷，遗憾的是下卷出版时，鲁迅已经去世。

除了死亡，鲁迅还经历了许多锥心刺骨的痛苦。1906年，被迫与朱安结婚，是他后半生的悲剧。他曾黯然地对好友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交流，在北京时，为了减少交流，他们甚至将一只柳条箱的底放在鲁迅的床下，用来放要洗的脏衣服，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边，里面放洗过的干净衣服。这种没有爱的婚姻对他的精神实在是无情的折磨。虽然，曾有鲁迅的学生劝他与朱安离婚，每月供她生活费。但当时离婚对旧式妇女及她的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鲁迅“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者，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其实，鲁迅南下后，不时有回北京的念头，未回的原因，朱安应该是之一。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又给他身心留下了至死未愈的创伤。他大病了两个月，终日只能喝些米粥和鱼汤。读鲁迅完成于1924年2月至1926年4月的《彷徨》和《野草》，许多作品中表现出的压抑的阴郁，常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在那些作品中，总能感受到鲁迅自己的影子。

目睹了如此之多各样的死亡，经历过如此巨大的痛苦，自然能让人透过生命的无常，看清人性的卑劣及社会的黑暗，使他对生死变得即豁达又消极。有年青朋友的妻子怀孕后，怀疑患了肺病或传染病，鲁迅认为“不可有存疑”，一定要去医院确诊，“倘系肺不好，则应即将胎儿取下。”并为之写了介绍大夫的便条。在得知日本朋友增田涉的祖母去世后，鲁迅在回信中写道：“令祖母逝世是令人悲痛的事。但她已八十八岁，确实高寿，即使在世生活将是够困难的罢。”晚年，他时常对朋友说：“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这样想，与其不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 这种在今天仍挺难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也折射出鲁迅对生死矛盾的独特理解。

如他在《死》中所道：“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认真。”这是生命被磨砺粗糙后的清醒。鲁迅虽然只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一年半的时间，却解剖过二十多具老幼男女各不相同的尸体，这使他对生命有了一种科学的认识，也使他对死亡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淡然。只是他的经历又使他的淡然中一直包含了许多的无奈，而他于无奈中对生命却生出更强烈的悲悯。1933年，傅东华在《文学》月刊上无端地攻击鲁迅，以至鲁迅在《文学》上发表公开信抗议，并从此拒绝向《文学》投稿。然而，1935年，傅东华的儿子患重病，生命垂危。当他硬着头皮向鲁迅求助时，鲁迅二话没说亲自带着他在初秋下午灼热的阳光下各处奔波，直到晚上才将一切安顿妥当，之后又数次到医院探望。

到上海后，他的生活中有了许广平和儿子，思想上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理论，文章中也少见从前的阴郁。但不论他对自己上海这个三口之家充满怎样的温情，对未来有了如何的希望，对世间的生命表现出如何的悲悯，对自己却始终没有摆脱消极的阴影。从青年时期，他一直以很不健康的方式生活着，便是熬夜。他熬夜读书，工作，帮助别人。到了晚年似乎越发肆无忌惮，一篇长些的文章常常会写到清晨。他去世前，数月处于患病中，除了病到躺在床上无力起身，稍有缓解必起来写作。他对生命那副“随随便便”的态度，对朋友希望他休养的劝告的搪塞，确实令人很难理解。他大病初愈，尚未完全康复便开始工作；在去世前十余天还拖着病体去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在去世前两天又冒着大风去看望日本朋友。也许在生命的生死、健康、意义方面，鲁迅最看重意义。他希望有希望的生命健康有意义的成长，因此他总是关注和支持青年，看他们着未来的希望。也许鲁迅的心渊处深藏着一种悲哀。那悲哀源于他多舛的命运，及他渴望改变社会，却常常失望于理想与现实的遥远。他在《死》中写道：“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中国人喜欢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被誉为“思想的宝库”的法国文学家蒙田，对宗教充满怀疑和批判，临终前却屈服于宗教，他说：“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膝盖是听从于脑袋的，蒙田不过是自嘲和自欺而已。但鲁迅却不宽恕。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在一个腥风血雨，杀人如麻，被压迫者如草芥的时代，在没有宽容的社会里，鲁迅的斗志至死不变，他不屈服不宽容，与黑暗死磕。

鲁迅对身体的保养是为了更好地战斗，给敌人增添些不愉快。鲁迅不怕死，他对死只有冷对和愤怒。他的《死》到像暝暝中的一种暗示，是他一生所见所思的归纳。

鲁迅是殉道者，但鲁迅却不赞成以死殉道。他一直不赞成游行示威，也未参加过，他反对不必要的死亡。“九一八”后，一些青年组织了反日团体，并制作了徽章，本无什么实质的行动，结果被日本人搜出了徽章，为此丢了性命。鲁迅认为丢得毫无意义。鲁迅自己是不死而殉道，他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和悲愤。他又是殉道至死誓不屈服的殉道者。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