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吕佳 陈万明

摘要：科学合理有效的指标体系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关键。借鉴内外生变量的基本内涵，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体的内生性指标和基于中观城市环境和宏观国家政策的外生性指标共同构成的测量指标体系，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标体系；权重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2-0478-03[HS][HT9SS]

[HJ14mm]

收稿日期：2014-07-03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编号：2013DAXM002。

作者简介：吕佳（1980—，女，江苏南通人，博士，从事农村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建设、科技创新管理研究。E-mail：137590226@qqcom。

通信作者：陈万明，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科技人才创新等研究。[HJ]

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是量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关健所在，也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日益重视，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文件相应中央号召，推动市民化进程。学者们也逐渐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此。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如何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测量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更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概念界定

11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特征

“农民工”一词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教授提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民工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1]。著名学者王春光于2001年提出，目前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变化，进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

尽管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绝大多数认同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物质精神需求高、职业期望值高、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 的城市务工人员。概括目前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年龄较小，介于16～35周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一般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大多没有务农经历；融入城市的积极性较高；对制度身份的认可逐步提升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慢慢减弱。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并逐步淡出进城务工的大潮，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2市民化的内涵

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学术语，“市民化”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中。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市民化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不断地接受来自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基因，另一方面在转变实现后，发展出了相匹配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最后完全融入城市。

本研究认为市民化就是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由农村农民逐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进程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变，而且涉及社会地位、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一系列行为与观念的转换。市民化的终极目标是消除农村农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所有差别，不存在任何歧视与差距。

13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总量达到1252 8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466%。作为当代农民工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既受到传统农民的血统及身份的影响，同时又比较容易接受城市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洗礼，是农民工中最容易融入城市的一个群体。选取他们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研究对象，考量其市民化程度是必然的选择；同时，构建一套切实有效可行的测量指标体系也是必须和迫切的。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检索出来的文章数量众多，而键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字样，显示出来的文章不足10篇，其中关于市民化程度测度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可见在农民工研究热浪的背后，还有可以深入研究的空间。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学者们一般聚焦于在以下几个视角：

马用浩等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容，但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王桂新等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设立了一个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 5 个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5]，但是该体系的测量工作量相对较大，并且对5 个维度赋予均等的权重，这点有待进一步商讨。刘传江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4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避免了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6]；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仅仅从市民需求的角度分析市民化，使得分析的信息不够充分；第二，纳入的测量指标相对有限，测量不够精准。周密等采用Biprobit 模型，测算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分析了影响其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7]。

以上各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农民工整体市民化程度研究是个系统性的工作，目前多数学者还是从某一侧面入手，对整体市民化程度还缺少精确把握。本研究拟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借鉴上述学者在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实践中的精华，并结合内生外生变量的特性，建构一套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的指标体系，以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31构建思路

传统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年轻、未婚、男性居多，但是根据周密等的调研，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结婚，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而且男女比例比较协调[7]。这些特征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比例日益上升，同时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新特点使得我们有必要修改完善以往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应该仅仅是农民工主动自愿退出农村机制，进入城市工作学习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国家鼓励并推动城市主动接纳、包容并促进市民化的过程。

本研究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不同因素，参照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内涵，将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划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指标2大类。其中内生性指标是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内在动力指标，是决定市民化程度的原动力；外生性指标受到中观环境以及宏观国家政策的影响，对市民化程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或推动作用，是推动市民化程度实现的外在动力。

32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分解

在具体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主要通过层次分析结构模型，首先分解目标层，确定准则层，即一级指标；然后对准则层进行再次分解，确定次准则层，形成二级指标；最终将所定的目标转换为实际操作层，形成三级指标。这样的逐级分解目标的好处，一是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使转化的指标更为科学；二是较为全面，可以避免遗漏重要指标；三是可以使指标更有效地凸显评价对象的本质属性，提高评价的可靠性[8]。

在具体设置测量指标体系时，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确定了广义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框架，包括内生性指标和外生性指标2个维度。目标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准则层是内生性指标——微观个体指标和外生性指标——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指标，层层展开形成次准则层，最终形成操作层，构成了一套系统全面、层次分明、相互独立的指标体系（表1。各层指标具体分解如下：

321内生性指标的分解内生性指标，也称微观个体指标，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在市民化进程中进行一系列转变的各种微观要素，也是农民工个体各层次需求的一个缩影。根据个体市民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心理特征，本研究将内生指标具体分解为人口素质、个体行为和个体心理3个二级指标，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素质的提升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可以从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务工经验3个层面来设计三级指标。个体行为是反映市民化水平最直接、最形象的因素。可以从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来考量。市民化进程的最高层次和目标是达到“思想和意识”的市民化，因此个体心理可以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转变、自身定位、对城市情感的认同等维度来设计三级指标。

322外生性指标的分解[JP2]外生性指标包括一系列外在的，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实现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因素。它影响着内生性指标的运作效果，是市民化进程的外在拉动力。外生性指标具体可分解为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2个指标。

从中观环境分解，包括城市融入及资源可及性。具体的三级指标可设置为城市市民和社会的认可度指标、工作环境指标、居住条件指标、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指标以及娱乐文化设施的可及性指标。这一系列三级指标，从城市外在环境到城市市民的内在心理层面，考察了城市中观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

从宏观政策角度分解，包括制度保障、政治参与、财政支持。当代市民，具备在平等契约基础上享有一定权利、履行相应义务的资格与能力。这些权利涉及到人身自由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9-15]。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测量时，这些权利是否得到行使与保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设置国家政策层面的三级指标时，可以从制度保障、政治参与、财政支持3个角度去考量。

这里所设定的指标体系中既有客观指标如教育指标、技能培训指标、政策保障指标、也包括主观指标如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社会认可等指标。在具体测量时，其中客观指标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全国和各地区的年度《统计年鉴》以及专业性年鉴得到。但是其中的主观指标在统计数据中没有涉及，需要通过不同渠道取得，可以考虑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得到数据。

33权重确定

本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通过 Delphi专家咨询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我们从全国“211”高校中选择了 20 位从事农民工、劳动与就业相关研究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选定的专家都是副教授职称以上且满3年。要求他们对指标体系提出适当修改建议，并对问卷中设定的指标变量进行赋权。

本次咨询共经过4轮。第1轮就前期理论分析形成的相关指标交予专家进行合理性评定，通过比较，对个别指标进行删减。第2轮主要将确定的指标体系再次进行背对背的意见咨询，确定最终指标体系。第3轮进行赋权测评。要求各位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计算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第4轮对个别专家意见分歧较大的赋值进行再次反馈。数据表明，专家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总体指标权重的协调系数已达 09，总体协调水平较高。[FL]

[F（W21][HT6H][J]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HTSS][STB]

[HJ5][BG（！][BHDFG3，W13，W17。2，W13W]目标层准则层（一级指标次准则层（二级指标操作层（三级指标

[FL（22]4结语

本研究通过参考内外生变量的涵义，借鉴现有的测量指标体系，构建了一套基于内生性指标和外生性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指标体系，为描述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现状及其相互协调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实际测量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同时也期望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以及管理部门的具体实施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参考。

然而，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理解和测量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相关城市环境以及政策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要设计一套适用于所有政策及环境的测量指标体系是不现实的。实际操作中，可以此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特定的环境和测量特点，考虑市民化程度相关指标的可度量性、相关数据可获取性等因素，灵活地增减指标，并相应地调整指标权重。

[HS2][HT85H]参考文献：[HT8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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