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寻甸时的民族政策及影响

红军长征过寻甸时的民族政策及影响*

王洪,李金菊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红军长征曾两过寻甸，为了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革命，制定了尊重民族宗教习俗，实行民族平等等民族政策，并积极宣传实施，为红军顺利通过寻甸乃至云南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更对寻甸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红军长征；寻甸；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3.0

收稿日期：*2015-04-23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N2014008)

作者简介：王洪(1982-)，男，彝族，云南建水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团进行的长征，长征经过之地播撒着革命的火种，传播着革命的精神，进行着革命的斗争，更实践着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转战大半个中国十几个省，先后经过苗、壮、彝、土家、回、布依、羌、瑶、侗、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在进入云南之前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民族政策，但是进入云南后要面临许多云南所独有的少数民族及多民族杂居这种现状，红军在经过富源、沾益、曲靖、马龙进入寻甸县后，针对地区民族现状制定实施了灵活有效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法，最终红军顺利通过了寻甸，并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奠定了基础。

1红军长征经过寻甸的概况

寻甸县城面积不大，是典型的滇中高原小坝子，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有记载为公元前109年。红军长征时曾先后于1935年4月和1936年4月两次经过寻甸。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科学决策，精心部署，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打出一系列长征史乃至红军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调出了滇军，趁云南空虚之际，于1935年4月22日大踏步进入云南。红军进入云南后，于1935年4月28日进入寻甸县，4月29日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局决定并在寻甸境内发布了《关于速渡金沙江的渡江令》。3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进驻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在该村成立临时指挥所对抢渡金沙江做了具体部署。1936年4月4日，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兵团再次进入寻甸县，在白子村一带(原六甲)，与追敌孙渡纵队展开激战，歼敌400多人，赢得了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的宝贵时间，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追击，连克十座县城，从丽江的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77年10月在柯渡镇丹桂村建立了红军长征纪念馆，成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先后经过富源、沾益、曲靖、马龙四县后进入寻甸，于5月初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先后顺利渡过金沙江。

2红军长征经过寻甸时所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开展的民族工作

2.1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

周瑞海在2003年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尊重清真饮食习俗的政策及其实施》一文中介绍：“1935年4月至5月，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先后驻进云南寻甸回族较集中地柯渡坝子……在这里红军宣传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尊重回族风俗习惯政策，使回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红军到达之前，云南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施行反动的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它阻碍了民族间的交流与发展，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红军长征路经寻甸，尤其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坚决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进入寻甸柯渡回民区域后，为团结回民，做好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红军领袖朱德曾至清真教堂与回民首领谈话，并命令其他红军战士调查了解当地回民的语言文字、饮食、礼节、禁忌等，要求在回民区域必须遵守纪律。红军将领陈云同志也曾回忆：“我等在官渡(实为柯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红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红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当独为之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1]红军战士对回族民众亦尊重之至，严守军队纪律，不侵犯回民丝毫。这些民族政策在长征途中得到广泛宣传，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了充分尊重。

2.2　推翻反动统治，实行民族平等

红军长征前夕，国民党一方面用钱财收买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使他们成为一同压榨人民的傀儡；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少数民族同汉族往来，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挑起民族之间的斗争，使得各民族之间仇恨加深，造成了彼此间的严重隔阂和不平等。1935年4月29日，经过激战红军攻克了寻甸县城，砸开监狱，放出众多无辜受害的穷苦人民。并打开土豪劣绅的粮仓，把粮仓里所有钱粮分给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寻甸县伪县长，司法科长，财粮科长和清丈处长等一批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的旧势力代表被红军逮捕，移交给群众进行斗争后当众处决，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为此拍手叫好。此外，红军召集群众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向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压榨及一系列罪行，并极力调节回民同汉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推行民族平等政策。据老红军回忆，长征过柯渡时，把“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革命标语写在墙上。红军的言行使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希望，被长期压抑的人民求解放、争取民族平等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

2.3　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反对民族压迫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本着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原则与反动统治进行长期斗争，党积极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执行宗教信仰和自由政策。帮助老百姓提高对党和红军的认识，保护群众的利益，协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动员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在访问长征时任军委总参谋的黄鹄显同志的谈话中提到：“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红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宣传，群众很容易接受……有多少群众从山里回来参了军，红军是工农的军队。长征播下的种子确实是开花结果了。”[2]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动员呼吁广大农民群众要勇于反抗，在红军的耐心工作下，寻甸回民们接纳了红军，一部分回民还积极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一起反对民族压迫。红军长征时，曾在寻甸柯渡镇墙壁上留下“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白军弟兄，不烧杀抗日革命民众，联合白军弟兄同胞一致抗日，不打红军，北上抗日本!”等一系列标语。

2.4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维护少数民族利益

在旧中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既是农民群众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打压，“这些上层人士大多数都具有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爱国立场，有的还与之进行过长期流血的武装斗争。”[3]此外，上层人士在少数民族内部有较高的威望，特别是一些民族领袖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况，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利于红军团结少数民族进行斗争。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改为“不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和联合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数民族内部矛盾，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得以维护，以及民族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利开展。

3红军长征过寻甸时所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开展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意义

3.1　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理论，为红军后期经过民族地区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

长征初期，党对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并未着重研究，但随着长征路过寻甸民族聚居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都比较复杂，民族关系也异常紧张，这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党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红军长征过寻甸之时，党的民族政策已相对成形，如1934年11月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1935年1月在贵州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等珍贵的布告，都以透彻明了的方式向民众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红军长征路经寻甸，广泛与少数民族接触，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呼吁群众加入到反蒋抗日的队伍当中来。红军宣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解放等主张丰富了民族政策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域问题的研究，不仅对壮大革命队伍起到一定作用，也为长征后期经过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使得长征顺利进行并取得最终胜利。

3.2　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奠定基础

国民党在红军到达寻甸之前，广泛散播关于红军不好的言论，混淆视听，意图丑化红军，利用老百姓来阻挡红军长征的进程。然而，红军在进入寻甸民族区域后，严格遵守纪律，认真宣传并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帮助贫苦民众推翻压迫在身上已久的封建势力。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与国民党所实行的残酷镇压和民族同化政策相比，红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真正的保卫者，红军也由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红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做准备。人民群众是抗战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红军在寻甸期间，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提供住宿，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悉心照顾伤病员，这些都是对红军长征的重要支援，都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让革命的火种继续燃烧

长征期间，红军一方面从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入手，对民众进行政策的普及和唤起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红军还尝试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政权。早在1856年(清咸丰年间)，就有云南回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历史，而当时寻甸回民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35年红军占领寻甸以后，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由于长征时间仓促，红军在寻甸停留的时间较短，为保留已取得的革命果实，红军帮助人民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一部分在战斗中缴获的物品则留给当地百姓。1936年2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省革命委员会布告》中指出：“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红军是抗日联军的中坚支柱，本会号召广大工农民众自动加入，以扩大抗日的红军，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红军在此期间，以抗日反蒋、维护群众利益为目的组织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并呼吁工农群众加入其中，使少数民族区域成为抗日反蒋坚固的根据地，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在红军的大力宣传下，各族人民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等，一部分有志青年还向红军汇报寻甸的情况和敌情，很多人还参加了红军。红军适时发动少数民族群众，与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红军走后，寻甸少数民族又陆续进行了数场反压迫、求解放的战斗。推翻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观念深入人民心中，革命的火种在寻甸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

长征以其壮烈的事迹谱写了历史长河中永不被淘汰的史歌，它废除了中国长期的民族压迫制度，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使得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得以在时代的变迁中登上历史的舞台。长征也证实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我们应该总结长征中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致力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责任编辑杨文忠)

参考文献：

[1]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

[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过云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3]周锡银.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和宗教政策[J].民族研究，1984，(4).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