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盛梅 ,何 影
(黑龙江科技大学 a.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b.科技处,哈尔滨 1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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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视阈下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与消除
关盛梅a,何影b
(黑龙江科技大学 a.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b.科技处,哈尔滨 150022)
[摘要]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指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技能及修养,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完成,以身体化状态、客观状态和体制化状态三种形式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现状。由于农村转移人口受文化资本相对缺失的影响,融入城市程度低,这是阻碍当前人口城市化,特别是人口城市化质量降低的重要原因。文化资本缺失阻碍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村落根基意识根深蒂固;知识水平与技能不足;教育文化程度低下。为此,应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空间规模转向追求城市化的人口质量,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经济资本转向追求文化资本,最终实现人口城市化。
[关键词]文化资本;人口城市化;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其中涵盖了经济、人口、社会、文化、地域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转变。对于城市化的内涵,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经济学强调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人口学则从人口数量的角度观察分析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和变动情况;地理学的关注点在于城市所带来的空间变化,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居住点向城市居住点、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过程;社会学则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研究城市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综合上述一些学科知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当前农村人口文化资本与人口城市化的关系,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空间规模转向追求城市化的人口质量,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经济资本转向追求文化资本,为最终实现人口城市化提供支撑。
一、人口城市化的现状与困境
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1990 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0%上升到26.23%;从1991年至2000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又上升到36.09%;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0.30%[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常住人口为73 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3.73%。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然而,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来看,城市空间变化的成就远大于人口变化的成就,空间城市化成为当前城市化的主要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据人口非农化增长指数和建成区面积 (土地非农化) 增长指数可以比较出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的关系。姚震宇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分析表明, 1998-2008 年,当人口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时,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13 613平方公里增加到27 587平方公里,城市空间面积变化幅度远比同期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幅度大[2]。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风险,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我国目前各地的“空城”“鬼城”“温跑跑”等现状的发生,就是土地、房产等不动产过度发展衍生出的社会和金融风险;同时正如齐美尔所言,空间具有“排他性、分割性、固定性、接近或远距离性和制约性,空间城市化过度发展容易造成不同阶层间居住空间区隔化。每个空间都有固定的边界,每个单元空间内的行动者遵循着相同的交往规则”[3]。这种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区隔化,将使人们无法充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贫困阶层呈现边缘化的状态,由此产生社会剥夺感、社会焦虑情绪及不被尊重的感觉,甚至会造成对社会的不满和仇视,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此,人口城市化不仅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全体城市居民(包括新迁入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等不断从农业向工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全面转变过程。城市化应从对规模的追求转向对质量的追求,即从过度追求空间城镇化过渡到重视人口城市化质量的发展道路上来,构建一种社会关系和谐、城市风尚文明、生活方式现代的高质量城市。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
二、人口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在城市自身发展过程中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一方面是由地方政府出于经营需要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及经济诱导的推动所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转移人口受文化资本相对缺失的影响,融入城市程度低,这也是阻碍当前人口城市化,特别是降低人口城市化质量的重要原因。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来看,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表现为农民市民化。市民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的质量也越高。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一般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级发展阶段,即在经济资本层面实现市民化,中级发展阶段,即在社会资本层面实现市民化,而高级发展阶段则表现为实现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根据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我国当前农民的市民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仅仅实现了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如廖全明指出,“总体上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处于较低水平,更多停留在经济层面的融入,即追求基本的生存适应状态,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文明,有沦为城市‘边缘人’和二等公民地位的危险”[4]。叶俊焘也指出,“经济生存融合极大制约了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纵向提升,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合仍停留在经济生存融合阶段”[5]。“半”城市化这个词形象地描述了当前城市化的基本状态,进城农民虽然获得了基本的生存能力,但在发展能力、社会认同、自我认同、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人口城市化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体现为既能满足城市人口生存、发展、生活质量提升等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又能推动这种需求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即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层次发展阶段的包容。从二者的层次对比可见,若想提高人口城市化的质量,保障农民具有基本的发展能力及认同城市文化是根本。所以,人口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人口的文化资本普遍欠缺,加上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转化特性决定了文化资本欠缺是制约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的重要障碍。
三、农村人口文化资本缺失阻碍人口城市化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这一概念是由布迪厄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基础上进行扩展之后提出的。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指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技能及修养,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完成,以身体化状态、客观状态和体制化状态三种形式存在[6]。由于资本具有稀缺性,文化资本是权力与地位、支配与统治的基础,同样具有稀缺性。对于个体或阶层而言,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寡体现了其社会资源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决定了其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确立了教育是生产、传递与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手段,明确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价值,这为分析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文化资本对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因而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的信任观念更多地集中在亲属、老乡等强关系中,礼的观念和习俗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表现为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存在“攀关系,讲交情”的情况[7]。虽然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进城农民在与市民的不断互动中,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某些传统的结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性质。从当前众多关于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文献研究可见,当前农村转移人员的交往呈现内卷化现象,即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镶嵌在 “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宗法宗族制度”之中,其交往范围往往被局限在同质性较高且规模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之中,难以融入城市中[8]。农民与市民之间社会交往边界线的突出和强化,将导致农民与市民社会认同的隔离与社会角色的隔离,如农村转移人口的“两栖”生活方式或在城市中重新构建模拟的村落即“城中村”现象[9]。这也就是当前许多学者提出的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一种表现。其实,传统村落根基意识导致的“内卷化”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与生活方式方面,同时会进一步扩展到生产方面,主要集中在建筑、服务、个体经营行业等方面,难以扩展到科技含量较高的其他行业上。因此阻碍了进城农民工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学校教育一直滞后于城市教育。对于能力式文化资本中的知识水平与技能在农村及其转移人口中同样表现为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和相关技能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参加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40岁以上农民工。但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仍占三成[10]。
表1 农民工参加培训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04-29.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 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0%。农民工知识水平与技能情况直接影响到人口城市化的质量。在知识化、信息化的时代,农村转移人员拥有较少的能力式文化资本形成了与城市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知识断裂,因此他们只能在体力劳动和传统行业中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收入不高的工作,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群体处于一个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较低社会等级之中。因此,能力式文化资本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进城农民工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低适应力,阻碍实现高质量的人口城市化。张振宇在对济南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的调查研究中表示,是否有技能证书对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性的影响作用,有技能证书的流动人口比没有技能证书的融入度高将近5.73 个单位,参加过职业培训的比没有参加过的高近6.3 个单位[10]。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上述能力式文化资本经过文化体制的资格授权后形成制度化文化资本,目前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通过国民教育所颁发各种文凭和资格证书。当前,进城农民工所拥有的制度文化资本存在明显缺失。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在所调查的全部农民工中,文盲占1.10%,小学文化程度占14.80%,初中文化程度则为60.30%,高中文化程度占16.50%,大专及其以上占7.30%。从总体看,农民工文化程度有所提升。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相比文化程度略高,但其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也只达到26.00%,农民工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
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这种纯人口地域迁移,同时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等在内的系统性转变。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及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需要从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向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适应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当前城市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在一些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城市中,农民工暂时有用武之地,然而当一些城市经济发展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大力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时候,一些农民工便不得不踏上回乡之路。从本质上讲,当前沿海地区所出现的“民工荒”,其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农民工绝对数量的下降,而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制度文化资本欠缺导致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当地社会经济转型和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是人力资本的短缺,更是人力资本中制度化文化资本与能力式文化资本的短缺。
表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基本情况 (单位:%)
农民工合计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201320142013201420132014未上过小学1.21.10.90.91.61.6小学15.414.811.911.518.918.1初中6060.362.861.658.458.9高中16.116.516.216.71616.2大专及以上6.77.38.29.35.15.2
数据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04-29.
四、积累文化资本是促进人口城市化的根本路径
综上所述,作为城市化核心的人口城市化,其本质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变化,是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全体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人口的聚集、城乡间的流动以及就业结构变动等表象。为此,应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空间规模转向追求城市化的人口质量,从过度追求城市化的经济资本转向追求文化资本,最终实现人口城市化。然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特性决定了人口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布迪厄指出,家庭与学校、社会等场所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场所。但是,在当前社会流动的背景下,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教育已成事实,一些正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进城寄宿学习,同样面临着家庭教育的缺失。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在不断发展,全社会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录取率也越来越高,基本上实现了大众教育。但是,各种教育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众多研究表明,农村子女升入重点中学的难度远远高于城市子女,农村子女升入重点大学的难度远远高于城市子女,特别是在自主招生实施后,重点大学中农村子女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特性决定了其获得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对于那些还没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的农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要实现人口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是前提条件,加强农村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是根本途径,农村教育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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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雪野〕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000-04
[作者简介]关盛梅(1973-),女,黑龙江海伦人,副教授,硕士,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1C011);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期改善民生的障碍与路径研究”(12522260)
[收稿日期]201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