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市场经济理论

吴振峰，蒋熙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军械技术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03）

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市场经济理论

吴振峰，蒋熙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军械技术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03）

摘 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实践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不适合于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卡夫丁峡谷”难以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人文理想；客观规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人民不同程度分享了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然而社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困扰着人们。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语境中理解市场经济理论，旗帜鲜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文理想与自然规律的碰撞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33]同时，马克思还富有深情地讲到：“我的见解，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1,p35]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凝聚他多年心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基本原理是普遍的，科学理论是理性的，客观规律是冷酷的，然而人类社会实践则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构想，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机器工业的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这样一种现实而言的。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无产者与有产者的阶级对立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他们还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2,p30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方法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3]。

然而，人类社会实践远远不如理论构想来的那么简单。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是在作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经济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建立，并且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君主集权残余相对较多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探索。

尽管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各自国情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完全一样，然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普遍急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必然属性，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虽然在工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惨痛教训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认识到，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反制作用。

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设实践过程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不适合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反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同时，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者也始终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具体建设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他们以其教条式的理解来指导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才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①

从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史看，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会造成人对人的剥削；立足于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理想，它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经济萎缩。因此，无论从理性的逻辑推理来看，还是从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人文追求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应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灾难。

能不能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没有剥削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晚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1881年2月，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能否在俄国当时存在的农村公社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绕过经济剥削，直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几易其稿才给查苏利奇回信。在其中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都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4,p466-467]这一构想。即不经过资本主义那种人剥削人的、令人羞辱的生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而是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4,p479]。关于这种“正常条件”，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作了一定的说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p251]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做法是极其慎重的，认为如果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互相补充，就不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

俄国革命并没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1918年夏，英、法、德、日、美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妄图通过铁血手段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俄国75%的国土，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与产粮区的联系，使工厂停工、交通瘫痪、工人挨饿、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在这危急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果断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战争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年春，卫国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抵制，使俄国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暴动。这一危机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已经不适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列宁于1921年3月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5]。1921年10月，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6]可见，列宁已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直接跨越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列宁英年早逝，对私有制要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情况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等问题，并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的探索。但是，从“改行”“退回”“恢复”等字眼可以看出，列宁已察觉到，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继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面采取公有制计划经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由此开始僵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当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而不能急于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7]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谈到：“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我说既有罪也有功。”“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8,p139]为了鼓励当时的资本家开工生产，他还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8,p141]薄一波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9]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10]朱德在此次会议上也指出：“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11]1950 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12]1950年6月，陈云在谈到经济形势时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入民都有利的。”[13]1950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14]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保留私有制经济成分只是权益之计，而在后期的实践中，也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期受极左思想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急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对国家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完全绕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对人的剥削，直接建立和发展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来进行经济建设，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没有条件地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用一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纯理性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不顾实际，硬把生产力的发展往一个提前设定好的生产关系的套子里装，也是注定不能够成功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继续进行不懈地思考与探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科学论断，是党和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结果。同时，这一科学论断也为我们党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然而，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始终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9年1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5]。1985 年10月，邓小平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1987年2月，他进一步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无非是某种手段和方法，只要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好处，完全可以都拿过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6]。搞市场经济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也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经过坚持不懈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总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来，这一目标始终在激励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持续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理论突破的意义会越来越凸显。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包括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包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对此作出明确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肯定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17,p6]。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就必须“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7,p10]。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古老的中华大地迸发了无限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7,p7]。只有这样的经济建设才是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是被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剥削现象，这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忍受的经济成分。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它所存在的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状态，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加以抑制，这也正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18]。所谓“不超越阶段”，首先是不能够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出台政策规定，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初步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一优越性还将进一步获得更加全面的体现。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p3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运动的未来，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首先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最终迈向一个人们所憧憬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注释]

① 卡夫丁峡谷位于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此击败罗马军队，在峡谷中用长矛架起形似城门的“牛轭”，迫使罗马战俘从中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军队。此处“卡夫丁峡谷”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6.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6～467.

[5]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77.

[6]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76.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78.

[8] 刘少奇.刘少奇自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39.

[10]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64.

[11] 朱德.朱德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62.

[1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9.

[13] 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0.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6.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3.

[17] 本社编.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8]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6.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The Market Economy Theory under the Socialist Context

WU Zhen-feng, JIANG Xi-min

(Ordnance Technology Institute,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ijiazhuang 050003, China)

Abstract:The early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hew that the single publicly-owned and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oor and backward socialist countries. It is impossible to cross the Crafting Gorge of capitalis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great socialism practice, and it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 doctrine,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moving direction for peopl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manistic ideal; objective law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5.04.028

中图分类号：N09；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4-0107-04

作者简介：吴振峰（1969-），男，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2015-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