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维研究的文化心理学意义

钱东海+易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理论博大精深，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尝试借鉴中庸思维研究分析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学意义，通过对中庸思维研究的内容、过程和具体操作进行梳理，进而依次提出中庸思维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发现问题从而对问题效度进行评价;根据主客观条件选择问题;考虑问题解决及可推广性;学术团队建设和学术组织的问题管理模式。

关键词：中庸思维;文化心理学意义;方法论

引言

中庸思维研究是在一九九六年由当时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杨中芳与赵志裕开启，十几年来发展迅速、成果明显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支持和响应。杨中芳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中庸思维体系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他们将其从哲学领域扩展到心理与行为科学领域。目前越来越多人将其纳入了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了中庸思维研究的领域。

《中庸》一书所论述的“中庸”是人们自我道德修养的目标，也是建立自我、和谐人际关系的理想方法和途径。心理学者认可了中庸的积极意义，普遍同意中庸是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观点。作为一套哲学价值体系，中庸有其世界观和价值信念，包含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作为处理具体事件的思维模式，中庸讲究审思度势、换位思考、公私兼顾等;作为解决人际冲突的行动特色，中庸以退为进、事后平衡;作为一套心理层面活动，中庸有着复杂的心理层面，从具体事件处理前、处理时、处理后，无处不在控制着人们的心理活动。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用以理解和解释现象问题的途径，可以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不受时空情境影响。中庸思维是中国人在处理生活中的人、事时所惯用的思维方式，背后有一套独特的如何感知人与事的宇宙观、价值观等。研究中庸思维即是在探索中国人的世界观，看中国人的行动就能看到深层的心理学意义。[1]与人交往时，中国人会分析环境因素及周围人的感受后，选择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利的一种方式化解矛盾，依此行事达到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的合一境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最终达到心理健康的目标。傅绪荣认为基本体现在“和”、“中”和“权”三个方面，中庸思维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和谐的境界;行动方式是做人处事的恰到好处和不偏不倚;而表现出来的行动策略是权变灵活和全局考虑。[2]

一、中庸思维研究的过程

在全球心理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开始注重本土心理学研究，掀起了一股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杨中芳接纳了Cole和Jahoda等人将社会行为必须通过社会/文化/历史为中介才能沟通的架构来联系文化与个体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个体日常生活运作的工具。如中国文化的克己复礼可能会使中国人的“公我”（因情境所表现的我）与“真我”（内心真正感受的我）不一致。文化的介入使得探讨社会交往中的“中国人的自我”成为了事实，以期捕捉到文化为中介的社会心理及行为现象，如面子、人情等。儒家文化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而后及世间万物，自我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从根源上可追寻到“致中、用和”的中庸之道，儒家中庸思想是自我修养的问题。杨中芳从个体生活在文化中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庸思维方式让人们看到自我可以不是一个先于行为的心理概念，而是思考如何选择行动后果的行为，人们在日常场景中的自我呈现本身就是自我。[3]

中庸能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它不仅是儒家思想中理论性较强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行动取向，它在众多工具理性和价值标准的现代社会中具有启发意义。[4]杨中芳希望建构出一个全新的异于西方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用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帮助开拓思考，她认为中庸思维是最能捕捉到当今社会运作的精髓。[5]选择中庸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内容， 杨中芳认为涉及到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她认为中庸的“中”概念融入了上古时代各学派的精华，儒、释、道三家都以中为至道，影响中国文化至深。虽然对中的理解、领悟各不一样，但杨中芳发现人们理解和解释当今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时，中庸之道仍旧是为人处事、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6]中庸思维与西方社会心理学大相径庭，杨中芳致力于中庸思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期发展成为可与西方主流心理学对话的文化意义系统。[7]研究者聚焦于中庸之道是否仍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实践起作用、在何处起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中庸是什么及对中国人的生活何处起作用的构想，并进行了构念化及实证检验工作。

（一）心理学构念化

杨中芳正式提出心理学构念化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建立的一套回答自身提出的研究问题的构想，并且能用实证研究检验构想是否与现实生活表象符合。[6]目前有关中庸的心理学研究基本是以古籍论述或今人论述古籍的内容为基础，从中找出一些可操作的维度或层面，从而对之进行定义及测量。杨中芳和赵志裕最早提出中庸心理学构念化的设想，认为中庸是后设认知层次的实践思维体系，包括世界观价值体系、处世时选择行动方案的原则及具体行动的技巧等。[5]经过对最初构念化的不断批评和修订，杨中芳不断修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作为中庸心理学研究的总体架构和研究路线图。[8]

（二）实证研究

现代意义上来说，单纯的古代中国哲学研究已不能单纯满足人们对中庸价值体现的需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急切地想要知道中庸到底渗透了哪些方面，现时研究变得尤为重要。研究者通过具体实证研究，为中庸这个传统的概念在现代人心理如何运作不懈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庸思维研究的生命力与活力。

杨中芳和赵志裕在探索中庸思维体系时，询问被试关于“处世信念”、“处世原则”的短句和常用成语，如“做人要给别人留余地﹐不要做得太绝”、“和气致祥”等。经过多层次探索性因素分析，找到8个主要构念，并以此编制了16题的“中庸实践思维量表”。[5]赵志裕将“中庸实践思维量表”精简为14题，包括中和行动目标、顾全大局和执中辞让避免偏激等三个构念。[9]黄金兰、林以正和杨中芳对原量表第三次修订后将其称作“中庸处世信念/价值量表”。量表包括顾全大局、辞让宽容、以和为贵、不走极端等内容的9个题目，降低了与社会赞许性因素的相关，并建立了信度、效度数据。且此量表与信任感、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10]

二、中庸思维研究的意义及方法论启示

（一）理论意义

杨中芳早年做本土心理研究时，就希望在自身文化脉络中理解当地人们的心理与行为，[11]她认为中庸研究最具意义的地方是它能用一套华人社会通用的文化意义系统来审视老百姓的心理与行为。[8]作为华人本土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庸思维研究让研究者跳出了西方思维框架的束缚，并实现了与西方现有理论的对话，有了相互借鉴和学习的空间。中庸思维研究是很好的研究范例，既利用了传统文化资源，又为心理学的全局知识做出了贡献。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资源有很多，中庸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可尝试取其精华，对其它的传统文化概念、理论等进行系统的心理学经验研究。

（二）方法论启示

1.发现问题从而对问题效度进行评价

发现问题不仅是心理学的问题，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它有助于人们进行“漫游”、“探测”或“重构”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涵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考习惯，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通过不断挖掘古代心理学思想，最容易发现中、西方人的心理差异，并提出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概念、理论和方法。[12]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构成了中国人的特色和传统，如何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本土研究是心理学家一直在思索的。“中庸”正是通过发现问题被挖掘的，杨中芳通过十几年对自我研究的探索中寻求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解读，却无法在自我中得出更有意义的结果。苦苦寻找纵向深入才发现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透过自我发现最核心、最一般的观念，从而发现了具有价值的问题。

全球化不仅是同质化的过程，更是本土化的过程，从差异中不断寻找有效的解释范式，批判性地反思外来的理论，以回应和考察本土问题，既不能脱离全球语境来评论中国文化研究，也不能用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等二元对立模式来分析，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引用适合的理论。[13]在对问题进行评价时，杨中芳充分论证了中庸的理论价值等，从问题的真实性、恰当性和价值性角度进行了评价，明确了研究中庸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中庸的研究模式不仅有自身特色、结合现代实际、又能与西方研究对话交流，更好地对地区文化和全球文化的解读。实际上突破了本土研究范畴，为主流的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因此中庸研究所展现的已不仅是本土化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是极大地丰富当今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没有的部分，这一价值体现是不容忽视的。当孝道、家庭观念、人情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寻求创新研究，不妨从中庸的研究模式中找寻思路，契合西方的概念体系，以期实现能与西方沟通对话的文化心理学研究。

2.根据主客观条件选择问题

发现中庸之道后，选择从哪一个角度来研究至关重要，根据何种标准选择受到杨中芳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近十年来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是文化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思维方式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开始于Nisbett和Peng等人的工作，他们认为基于不同历史文化、地域传统的东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14]侯玉波提出要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探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有怎样的影响。[15]中庸的概念宏大宽泛，从时代背景来说以思维方式角度选取研究概念恰能满足对现代人心理运作的需求，当然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它正当其时，变成了时代需求下的实践产物。杨中芳出于对中庸研究的浓厚兴趣，研究正好契合了西方概念体系，既能满足文化传承的使命，又能让其在这个时代重新焕发生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被选取的传统文化概念满足对现代人心理运作的需求，能够与西方的概念体系契合，成为了选择中庸思维研究的主要考察因素。

3.考虑问题解决及可推广性

宏大的概念如果作为整体研究将不知从何下手，更不能深入细化，必然涉及到问题解决及可推广性。问题解决是对问题空间进行搜索，以找到一条从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通道，涉及到许多方法论问题。[16]因此杨中芳提出要将中庸实践思维进行细致地心理学构念，并不断在实证研究中修改构念，尝试将其发展成为可与西方社会心理学对话的文化意义系统。[7]这一步骤即意味着要将中庸概念操作化，以使实证研究有效进行。这与米勒的九阶段问题解决模式类似，从定义研究问题—文献综述—形成假设—研究设计—工具设计、抽样—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结论到修正假设，此过程的循环反复促进了中庸思维研究构念的不断完善和实证研究的多元化。杨中芳最新建构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并对13个关键构念进行分析以探究是否与设想一致，该研究也对未来修订测量工具提供了方向。[17]另外在每个构念下，其它研究者都在具体侧面上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如杨中芳和赵志裕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中庸实践思维的构念上和开发新的测量工具;林升栋的研究集中在发现中庸自我的特点、中国人的和谐心理、中庸思维量表的开发上;林以正、张仁和、黄金兰、林玮芳和李怡真的团队致力于心理位移与中庸思维、进退和忍之间的拿捏方面、中庸思维与注意力等。研究团队还运用了多种研究工具，以往研究采用量表、问卷的形式，除之前提到过的量表之外，目前已经编制了《阴阳感知成语量表》、《处世原则成语量表》、《趋势掌握量表》和《安适感量表》等。另外有研究采用了认知图形测验、心理位移日记、生理、心理指标研究及卡片分类测验。细致地概念化、使之可操作化能为实证研究的有效进行提供机会，反之也能说明研究的可靠与不足，这充分考虑了问题解决及可推广性。

4.问题管理：学术团队建设和学术组织

在中庸思维研究中，研究者以团队的形式展开工作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地方，是问题管理中非常突出的部分。研究团队包括目前参与到中庸相关研究的各方学者和自2006年不定期举办的“中庸心理学研讨会”及“中庸专题研讨会”。他们对研究的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切分，将庞大的中庸思维研究细化成小的部分，团队成员分别进行，各有重点，从而以小见大，团队成员、团队之间共同努力。大家各分一块来做，这样能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拆分缕析。杨中芳和赵志裕试图从整体出发，试图将中庸的内容全部囊括进行研究，[5]结果导致所开发的量表被研究者弃用。但也刺激了研究者从细化、多角度地做研究，如郑思雅和李秀丽关注处理具体事件的层面;[18]吴佳辉和林以正聚焦于在面对不同意见情境时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思考模式和特点，并从多方思考、整合性、和谐型三个角度编制量表;[19]李美枝从认知角度提出中庸思维是因特定脉络情境违和后，以回复或达成均衡为目标而产生的循环拿捏过程等。[20]由此过程，中庸思维这个复杂的概念得以被拆分进而细致深入地研究。杨中芳、赵志裕、林升栋、林以正、黄金兰、张仁和、李怡真、林玮芳等研究团队成员致力于中庸思维研究，尝试侧重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法、在不同领域来深化对中庸思维的认识，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成功拓展了人们对中庸思维研究的范围。近年来已开始对“和”、“退”的研究，并在企业管理中探讨中庸思维的作用。因此对复杂的传统文化概念来说，研究的学术团队和组织是很重要，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能促进切磋与交流，起到丰富内涵的作用。

三、总结

自杨国枢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来，将重心放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上得到了很多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认可。葛鲁嘉认为虽然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没有生长出科学的心理学，但目前中国心理学科学化的努力正从追求西方化转向追求本土文化。[21]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国人的心理特质是文化的结晶，本土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值得研究的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其是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学资源，但如今的主流心理学体系的西方路线不太关心这方面的发展。汪凤炎提出心理学研究需考虑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走中国化的道路，才能揭示中国人深层次的心理内涵。且中国心理学应告诉西方，哪些具体的概念、量度或文化历史因素能修正之前的心理学成果，要走自己的道路就必须展示出具有文化特色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世界心理学的发展。[12]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并利用好心理学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直在摸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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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当代文化心理学”70后团队建设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本论文初稿的摘要曾收录于《社会心理研究》2013年第4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