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美杜莎的笑声》和小说《写在身体上》的互文性解读

2015-01-06 03:04:52陈璐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4年12期
关键词:互文性身体

陈璐

摘   要:埃莱娜·西苏在文论《美杜莎的笑声》中以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写作理论,向人们揭示出“女性身体”在写作中的价值意义,珍妮特·温特森则在《写在身体上》这部小说中不断突破边界,充分利用身体来完成了自己的写作艺术想象。通过文本阅读,笔者发现二者多有交织和暗合,存在很大的互文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温特森的小说《写在身体上》是对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一次完美实践。

关键词:互文性;女性写作;身体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35-0004-02

“互文性”是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索绪尔和巴赫金的理论影响下提出的概念术语,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①其基本含义是说,文本和互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参照和镜像的关系。本文将旨在通过《美杜莎的笑声》②和小说《写在身体上》的互文性阅读研究,探讨二者之间的参照联系,解读《写在身体上》对西苏身体理论的艺术实践,在此基础上,把握其小说中的女权主义立场。

《写在身体上》是一部大胆的小说,温特森通过“我”和露易丝的爱情体验,探讨了爱欲的交缠以及身体在性领域的本质存在。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女性的“身体之书”。她诉说女性的性感,建造一种属于“温特森式”的身体语言,借此宣布自己的在场。西苏在文论《美杜莎的笑声》中主张女性写自己,通过身体来写自己,用身体去写的这一策略去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颠覆男权,夺取女性的话语权,重构女性身份。二者遥相呼应,前者是对后者的响应和实践。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试做分析。①

一、爱和欲望的呼唤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妇女有一种对‘爱的欲望的欲望”,“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而在《写在身体上》欲望的潜流无处不在,这主要表现在身体的欲望。“我总是在寻找完美的结合,寻找从不休眠、从不停止的强大高潮,永不停止的狂喜。”温特森用曼妙唯美的语言,付诸感官的想象力在小说中大胆诉说“我”和露易丝的性爱,以及和其他情人之间的性体验。当和露易丝吃饭时,面包和面条在她唇齿间复活,果蔬在她指间逗留,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我”在间接品尝露易丝的味道。当和露易丝坦诚相对时,她的身体是地图,需要“我”去探索。她的身体是大海,“我”想穿越大的风浪,在她身体里航行。她的眼睛,腿,脸和骨骼,都是“我”融进骨髓,化作尘埃都想拥有的渴望。诉诸感官,色彩,气味,温特森通过对露易丝身体的渴望和探索,描绘出不同阶段对爱情和欲望的感受。不难发现,这就是对西苏“写他们的性特征,及它无尽的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这一呼唤的真诚回应。欲望填满叙事,正是用“我”无穷尽的身体欲望叙事,撑起了故事框架同时填补了“我”这一在场的空白。

身体的探索,困惑和焦灼一直是《写在身体上》的主题。而性这一被遮蔽的一隅也总是被温特森拿来放至光明磊落的场合。她笔下的欲望叙事,其本质就是试图以女性的潜意识,愿望和要求来编织的属于女性自身的故事,这欲望要求女性生命创造力,性和话语权利的实现。当“我”在小说中的欲望未被满足,“我”的故事就要在历史长河中被尘封,而一旦这些欲望在身体这一容器中积累压抑太久,那么它的破坏力就越大。这正是如西苏所说:“我也激情洋溢,我的欲望创造了新的欲望,我的身体懂得了前所未有的歌。”西苏在文论中对女性的想象力和潜意识大加赞赏,认为这都是女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女性有必要并且必须用他们来开创一个寻觅的,对某种知识苦心探索的世界:“它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激情是个伟大的出口,性是爱情的必需品。但它一直被文化所主宰和阻止,意识到人们在“性的专政”中挣扎痛苦,福柯也曾激情澎湃地说“我赞成所有快乐的分散化,局部化和私有化,我们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性爱的快感!”③

温特森和西苏呼唤蜷缩在男性主义铁臂中的女性不要畏惧,学会用身体去感知爱情,拥抱欲望。身体是自己的,打开身体是写作的开始,也是融入世界的开始。《美杜莎的笑声》中对女性身体欲望肯定召唤,温特森在《写在身体上》中以身体为本位对此尽情抒写,做到了文本和互文本的呼应。

二、陈词滥调是种麻烦

语言是温特森最重要的天赋,诗性思维,童话色彩,具有高度的粘合性。她自己也曾说“我爱的是语言,叙事只是附带而已。”④好的小说语言总是带有细腻传神的通感,比如张爱玲的叙述带有昏黄底色的苍凉感,杜拉斯的文字闪烁着声音和光线。而“温特森式”的语言没有严格连贯的逻辑,静的像叶脉,或许是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她更信奉身体的感官体验,触感,嗅觉,她用类似于散文化的语言,缝缝补补,就是一篇好小说。这在《写在身体上》这部小说中表现的也相当突出。

小说前半部分叙述“我”对感情的失望,乔治,芭谢巴,英奇,“我”和她们爱情无法超过六个月,存在各种危机。情绪的压抑中语言依然曼妙。困惑于爱清是否要表达时:“赞美的话从舌尖滑出,尖利的声音使玻璃破碎,是液体四溅。”和露易丝在一起时,“你的指尖已经变成凸印版,在我的皮肤上敲下字句,在我的身体敲下意义。比喻奇谲,逻辑碎裂,不同于男性强大的思维逻辑,这种叙述语言是独属于女性的,它源于身体,呈现身体。无独有偶,这不就是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向我们预设的女性化语言:“这就是妇女的力量,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代用脐带的线(人们说这是根极窄细的线)。妇女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同时,“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在西苏的想象和经验中,女性的语言在飞翔,她们倾向于扰乱空间秩序,打乱事物的价值标准,同时以架空结构和颠倒性质为乐。这似乎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写在身体上》虽以“我”和露易丝的爱情为主体,但在感情的进展中作者不时穿插了“我”和以前情人的相处模式,以“我曾有一个朋友……”的叙事开头使读者游移于当下和过去时空,每一段过去都是对当下的推动。时空交错,变化拼贴,信手拈来的回忆和联想使故事呈现出蒙太奇的观影感受。如果说,这是女性主义尤其是意识流小说家惯用的叙事手法,或许这并不值得惊奇。但温特森的另一突破之处在于,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并对严谨的科学话语和男性话语进行了突破和倾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出于爱,离开了罹患血癌的露易丝,但对于她的身体,作者进行了一番建立在解构科学意义基础之上的充满诗意的解读。此部分叙述长达20页,以医学命名成章,身体的细胞、组织、系统,皮肤,骨骼等都已不再是医生手术刀下冰冷的器官,她是爱人眼中可爱的呼吸着的身体,哪怕是遭受病变,她都闪烁着“牛奶般的色泽,新鲜好喝”,骨骼是“我”的庇护体,血液是“我”的河流,而身体是我们欢愉的同谋。正如小说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导致麻烦”,抒情话语组成的身体,是温特森缓解科学话语及男性话语的威胁,建构自己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的绝妙载体。endprint

女性缄默的性别以及在历史文化中的群体失落,致使女性一直处于被言说,被定义的处境,话语的阵地更是一片“千年荒土”。在此基础之上,西苏呼唤女性去夺取话语权,创造属于女性的话语。而温特森则在文本中,她解放了身体,同时也解放了呼吸和言论,创造“温特森式”的语言,质疑男性语言,以诗性语言在母性身体语言的复苏,从而增强了其破坏和颠覆父系制度和规则的潜能,这是对西苏的回应也是超越。

三、美杜莎要换装

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了“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她指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中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即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温特森也在《写在身体上》里面设置了另一种“双性”,小说中“我”的性别一直暧昧不明,“我”的情人男女皆有,这推动人去猜测“我”的性别。当你的好奇心逐渐上升时,作者在看似无意中还是泄露了“我”的性别,“我只穿了一条米老鼠的睡裙。”这种巧妙设计超越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能使作者在不同视角中来回游移,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女同身份和女权主义立场。而在小说开头描写和女友英奇的感情过程中,这种立场更为明确,作者借英奇之口讽刺了埃菲尔铁塔的阳性压迫以及雷诺阿用阴茎作画,同时“我”还和她一起持枪进入男厕,“小便池是男权象征,必须要摧毁”,对于此次华丽的冒险,“我”充满激情地呼吁:“我们孤独地站在世界尽头,我们是恐怖分子,为了更公平的社会而战斗。”公平权利是温特森在追寻爱情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的呼喊。男性生殖器崇拜和菲勒斯意识压迫着广大女性,弗洛伊德的领地上强硬的男人依然竖立,女性如何去获得自身存在迫在眉睫。“黑暗大陆既不黑暗也并非无法探索——它至今还未被开发只是因为我们一直被迫相信它太黑暗了无法开发。”西苏在竭力解构男性力量规训和制约的同时也号召女性去夺取自己的存在之名。

在西苏理论的感召下,温特森还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极尽讽刺。露易丝的丈夫埃尔金矮小无趣,自私冷漠,热衷于名利追求,还是个受虐狂。这还不够,在“我”的前男友中,弗兰克,卡罗,布鲁诺,无一不是形象夸张,性格奇怪的男人。这些男人的综合特质都是冰冷无情,不理解也不尊重爱情。这不就是西苏批判的那样:“男人太珍爱他的头衔和资格、他的囊中价值、他的冠冕和一切与他的头有关之物。”而反之,女人则是一位“奉献者”。女性身份的优越性并不是建立在对男性形象的贬低上,温特森和西苏不过是想在男性为女性设定的两种形象即美杜莎和深渊之间缩短距离,为美杜莎换装,用女性自身的本质力量证明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温特森用性别不明的叙述主体是对西苏“双性同体“的突破再创造,也是延续。另一方面,对男性形象的摧毁颠覆是对西苏所仰望设置的女性前景的一次助跑。

四、结语

通过对埃莱娜·西苏的文论《美杜莎的笑声》和温特森小说《写在身体上》的互文性解读我们发现,二者是互相阐释和呼应的,同为身体之书,同为女性之书,小说对文论有实践也有突破。然而,囿于任何一种文论的创作,都难有新鲜的生命活力,我们参照文论对小说进行解读时,也是一种限制和束缚。在特定环境下的解读只是一种阅读策略。温特森的小说是个开放开阔的文本,她蜷缩着身体,远离窥视的眼睛,永远也不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愿我们有一双可以阅读的手,把她翻译成我们自己的书,写在身体上。或许这才是她和西苏的灵魂真正契合之处。

注释:

①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法).《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947页.

②《美杜莎的笑声》.埃莱娜·西苏,黄晓红(译)。《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张京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211页.

③米歇尔·福柯(法).性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57.

④珍妮特·温特森(英):写在身体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13.

参考文献:

[1]张京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珍妮特·温特森(英),周嘉宁(译).写在身体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3]朱迪斯·巴特勒(美),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4]米歇尔·福柯(法),张廷琛(译).性史[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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