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汉子”到“真汉子”

娜拉走了以后怎样？

在闷响的关门声前。

娜拉说：“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落幕。

门外是一个看不清楚的自由人生。

鲁迅想了之后说：“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对话“娜拉”

1918年6月，胡适将挪威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话剧剧本《娜拉》通篇发表在《新青年》上，刮起一股代表妇女个性解放的“娜拉旋风”。

不久后，茅盾在《从娜拉说起》一文中写道：“《娜拉》被介绍过来以前，《新青年》已经谈到妇女运动，但是《娜拉》译本随‘易卜生专号’风行以后，中国社会上才出现新的女性。妇女运动从此不再是纸面上一个名词。如果我们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也不算是怎样夸张的。”

有趣的是，虽然女权思想为妇女所掌握，但是众多男性面孔却充当了中国女权思想形成不同时期的急先锋。1903年，金一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女界钟》，规定妇女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和婚姻自由等六种权利。这和五四运动时期所提出的被国家主义思潮所淹没的男女平等观念不相尽同。到了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时，又写道：“我以为妇人问题的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至于“女权主义”正式到中国来，历史并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经历了西方“feminism”思潮的热烈传播之后，学术界又为了该词究竟翻译成“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而争执不休。至今，两种说辞仍在混用。不过，“女权主义”经常被丑化。很多人在提倡“男女平等，促进妇女发展”时，会尤其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两派学者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替换掉“妇女解放”的说辞——这里面的差距，得益于对“政治实践”的深刻认识。

无论是文学，还是出走现实，“男女平等”最终是要树立女性的“性别意识”，哪怕先粗浅地在家务和工作的双重劳动中解脱出来，摒弃诸如重男轻女等思想及旧习。

从国家恩赐的“妇女解放”，到人权范畴内的“妇女权力”倡导，女权思潮在中国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命运从脚下开始

为了不做男人的傀儡，女性融入社会，接受教育，争取以同工同酬的方式谋取经济的权利，作为冲破父权制文化壁垒的第一步。

越是基层，“妇女利益”的诉求被“妇女工作”的角色掩盖得越弱化。

1995年，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Word Conference on Women）开幕式上致辞，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著名演讲“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前者成为中国妇女工作的“尚方宝剑”，后者被认作国际人权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

从1992年，中国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到现在为止，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总结说：“近年来中国妇女进步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妇女就业结构优化，参与领域更为广泛；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各级教育中性别差距逐步消除；妇女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女性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7.37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3.2/10万；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上届提高了2.07个百分点，城市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接近50%；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跨部门合作进一步加强，反家暴立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妇女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今年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吴洪芹，湖南省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中航爱飞客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欣蓉等5位全国人大代表就“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妇女发展”回答记者提问。

吴洪芹列举了“巾帼之力”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南平市政和县石圳村，村主任袁云姬组织了9位妇女成立“巾帼美丽家园建设理事会”，带领全村的妇女姐妹，清垃圾、挖沟渠，使这个村庄发展“庭院经济”，形成了党员带头、妇女主导、以干代助、全程参与的局面。石圳村不仅被评为4A级乡村旅游的景区，还引来旅游企业2.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

上个世纪，大胆的青年人甩开裹脚布，而今天，妇女们亦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尚不平衡，在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就业、参政等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来自顶层的制度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设计，使人终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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