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晓贺 陶江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型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促进产生了显著作用(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1]。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尽管如此,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地方经济过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而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却发展落后。在历经了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因此,在新常态下,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的优化依赖于市场和政策环境。林毅夫(2011)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2]。当前,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郭庆旺和赵旭杰,2012),政府投资的流向势必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从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来看,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信贷资源的配置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3]。龚强等(2014)认为,银行主要为风险较低、资本回报率稳健的成熟制造业提供融资,而不是风险较高的技术创新型产业[4]。从产业结构角度看,高技术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对于新兴产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型产业,其融资渠道比较狭窄,银行信贷主导的金融体系将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本文从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角度,分析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银行信贷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和银行信贷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和信贷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对于产业结构转型,Clark(1940)和Kuznets(1941)等人通过划分三次产业,初步揭示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即产业结构的演变是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5,6]。随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不断丰富,其中比较著名的理论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赫尔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但揭示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而且也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缺陷及发展方向。陈其林(2000)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实际上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并同时强调经济体制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7]。国内学者从社会需求、科技进步、资源禀赋、国际贸易和制度安排等多个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张晖明和丁娟,2004;姜泽华和白艳,2006;王吉霞,2009;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1,8-10]。
对于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我国学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做了相关研究。程世勇和李伟群(2007)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引资偏好和投资冲动所引致的11]。对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偏好的原因,李江帆和杨振宇(2012)认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由于发展服务业耗费更多的执政资源,且见效慢、回报低,地方政府缺乏发展服务业的动力[12]。石奇和孔群喜(2012)运用我国的三次产业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政府支出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会对三次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产业发展程度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变迁[13]。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了财政激励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和税收优惠都能够提高高技术产业产值,并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14]。储德银和建克成(2014)从总量和结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量上看,我国的财政支出政策阻滞产业结构升级,从结构上看,政府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科技和教育支出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15]。
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学界观点是,金融市场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和高风险产业的发展,而银行体系更加适合低风险的成熟产业(Allen,1993;Boot和 Thankor,1997;Levine,1998,2002;Binh等,2005)[16-20]。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以银行为主,我国信贷体系在促进产业增长率方面能够起到金融支持功能,但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不理想(赵立泉和李泽广,2010)[21]。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支持了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郭明等,2009;张蕾蕾和薛洪言,2009;刘梅生,2011)[22-24]。龚强等(2014)认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符合当前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技术创新[4]。另外,段军山和宋贺(2013)利用我国68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银行信贷和科技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信贷从总体上没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科技投入的作用也不显著[25]。而谷小菁(2013)的研究认为,我国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时期差异和区域差异[26]。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特征,资源配置既受到市场基础配置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战略,地方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财政支出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它可以对产业的发展和转型产生影响。首先,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的产业偏向将直接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政府主导特征的产业结构,如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财政收入目标,将大量资源投资于城市建设和重工业项目,地方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资源行业;其次,我国的产业发展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规制,政府通过“五年计划”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利用财政手段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对相关产业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和财政补贴等,这将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此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再次,政府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渠道还包括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与补贴。财政科技支出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我国政府一贯重视科技创新,以期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因此,财政科技支出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我国已经形成大中小型银行并存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这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信贷资源流向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尽管如此,我国的银行业存在同质同类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对大中城市和大中型客户的信贷竞争过度,而对中小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三农”领域的信贷供给严重不足(刘元和王亮亮,2012)[27]。然而,我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也使得银行间竞争加剧。在这种竞争中,那些具有盈利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技术创新型企业也成为银行信贷的目标市场。我国政府也通过各项金融制度和政策促进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因此,银行信贷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将构建一个基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考察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转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二是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在控制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重点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主要指标,如非国有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人均教育程度等。另外,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各地区所处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别回归,研究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对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差异性影响。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了省份和年份。因变量Yit是产业结构转型指标。Fiscalit表示地方财政支出相对规模,Scienceit表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比重,Loanit表示地方银行信贷发展水平。X为控制变量,包含了一系列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其它相关变量。c是常数项,β代表各变量的系数,μit是随机误差项。在参考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的变量选取具体如下。
1.因变量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从三次产业的构成上来看,产业结构转型应是从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再向服务业为主发展;从要素投入来看,产业结构转型是产业构成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技术创新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提高。本文选取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作为产业结构转型的两个指标。
(1)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一般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表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达水平的标准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其中美国高达80%。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45%~60%,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30%~4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3年的10%,第三产业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3年的46.1%,相比而言,第二产业的变化较为稳定,从1978年的47.9%到2013年的43.9%。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落后。在“稳增长、调结构”的新常态下,从三次产业的结构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应朝着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发展。
(2)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本文用地方高技术产业①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高技术产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总产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从1995年到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21.4%。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5年的6.7%提高到了2011年的18.7%。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具体体现。国内学者认为,我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尤其要发展高技术产业。
2.自变量
(1)地方财政支出。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11.2%提高到2013年的24.6%。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出,是政府对科技事业的投入,是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的比例来衡量地方财政支出相对水平,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水平。
(2)银行信贷。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我国已经形成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型地方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多层次的银行体系,信贷规模和存贷比都显著提高。2013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6倍,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达到68.9%。本文用各地区每年人民币贷款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各地区银行信贷水平。
3.控制变量
(1)非国有化程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具有紧跟市场、机制灵活的特点,它们的发展将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本文选用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来衡量非国有化程度。
(2)对外贸易。2013,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24.1%,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21.3%。陈虹(2010)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作了文献评述,并认为在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28]。本文使用各省的进出口人民币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来度量对外贸易水平。
(3)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释放出来,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城镇化推动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本文使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省的城镇化水平。
(4)居民受教育程度。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劳动力素质正相关。当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时,他们会选择更加高端的技术型或知识型岗位。当一个社会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时,就会促进劳动力从低端行业进入高端行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本文使用各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当地的居民受教育水平,计算方法是以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与各文化程度人数进行加权平均。
本文使用1995到2013年我国内地30个省区(不包含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城市经济蓝皮书》等。表1是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产业结构角度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均值是39.72%,低于第二产业,而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的均值仅为9.38%,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相对比较落后。另外通过比较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可以看出,我国地区间的产业结构水平差距比较大,有必要从区域差异角度来观察产业结构转型的特征。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静态面板模型估计
本文首先要运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建立截距维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然后通过冗余性检验(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断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为了便于对比,本文将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表2是对三个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因为F检验拒绝了混合效应模型,而Hausman检验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表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2可知,地方财政支出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都显著为负,而对第二产业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地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建筑业和重工业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流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较低,因此,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适应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没有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财政科技支出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而对第二产业影响却是显著为负,这说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地方公共支出的一部分,代表了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比重的提高,有利于地方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型产业发展。银行信贷发展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对第二产业影响却是显著为负的,说明银行信贷发展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随着我国银行体系的完善和信贷规模的扩张,信贷市场的功能不断完善,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非国有化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但不利于第二产业发展。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以工业企业为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的国有化程度下降,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迅速发展,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要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并容易得到政府支持,因此,非国有化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对外贸易不利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这可能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有关,我国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为主,而我国的进口则主要以能源、原料和半成品为主。但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产品的竞争,客观上推动我国的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是以建筑业的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并且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也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和制造业,因此,城镇化对第二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另外,城镇化有助于要素聚集和降低交易成本,这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城镇化有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可以看到,城镇化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人均受教育程度对第三产业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2.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水平会受到前期产业水平的影响。本文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产业结构水平的滞后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动态面板回归中常用的两步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Arellano-bond AR(1)和AR(2)检验结果显示三个模型均通过序列相关性检验条件。另外,Sargan检验不能拒绝模型过度约束正确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
表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三个因变量都受到自身前期水平的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对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再次说明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与静态面板模型结果相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符号没有变化,进一步支持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银行信贷水平对第三产业影响显著为正,而对第二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影响没有显著性,说明银行信贷发展利于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但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影响不显著。另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与静态面板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通过缩小样本容量和调整样本时间段两种方式,对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和高技术产业水平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超过50%,2012年分别达到76.9%和62.2%,而其它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都低于50%。近十年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广东等五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保持在20%以上,而其它大部分地区不超过10%。考虑本文的结果可能会受到这些异常样本的影响,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广东这五个地区的样本剔除,然后对剩下的样本进行回归。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是否保持稳健性,本文将2004~2013年的样本进行考察。这十年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年,也是我国加入世贸以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十年。通过对这一时间段的样本分析,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启示。
两种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地方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比重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静态模型一致。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支持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银行信贷变量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银行信贷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至于银行信贷发展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两种稳健性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在不含五个省区的回归中,银行信贷发展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最近十年的样本回归中,该系数为负但没有显著性。第一种稳健性检验中所剔除的五个省区金融市场比较发达,2013年,这五个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44%,而其它省区主要以银行信贷体系为主,因此在回归中银行信贷发展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没有支持银行信贷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种稳健性检验得到结论基本与静态模型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我国领土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由图1~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而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过程后期,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处在第二产业迅速增长的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慢,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是区域主导产业。另外,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比重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为了比较东、中、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特征,我们将样本分为三个部分①本文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法采用2005年区域划分,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级行政单位;西部省份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级行政单位。分别进行回归。
表5给出了东、中、西部的估计结果,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里略去了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地方财政支出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在东部地区的回归中是显著为正的,在中部和西部的回归中虽然为负,但都没有显著性,这说明我国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的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明显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而在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地方财政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在东部和西部的回归中显著为负,在中部却没有显著性,说明财政支出总体上不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在东部的回归中是显著为正的,而在中部和西部的回归中却是显著为负,这说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也与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适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回归中显著为正,在西部没有显著性。说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明显。
银行信贷发展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在三个地区的回归中都是显著为正的,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中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的回归中没有显著性。总体来看,银行信贷发展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的。
图1 1995-2013年三大区域第三产业比重变化
图2 1995-2013年三大区域第二产业比重变化
图3 1995-2013年三大区域高技术产业比重变化
表5 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产业结构的转型需要政府科技投入和金融支持。利用1995-2013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有:(1)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有利于第二产业发展,这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阶段相适应。我国的地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地方政府先后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战略,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明显偏向性,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流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等,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较小,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不显著,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2)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总体上有利于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各区域处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差异。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三大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最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效果较差。(3)银行信贷发展总体上有利于第三产业产业发展,稳健性检验和分区域回归都支持了这个结论,但银行信贷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稳健结论。银行信贷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系数在静态面板回归中显著为正,但动态面板回归和最近十年的稳健性检验却都没有显著性。分区域回归显示,银行信贷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没有显著性。由于高技术产业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高创新性,使得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较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因此,银行信贷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会不显著。(4)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非国有化有利于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迅速发展,国有化程度不断降低,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外贸易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这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有关。但对外贸易促进了产品技术升级,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城镇化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的发展,并且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因此城镇化对第二产业发展的作用更大。城镇化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与城镇化带来的要素聚集、交易成本降低和消费需求提升有关。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新常态下我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战略,这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也影响了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市场机制的活力。第二,提高地方财政支出中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支出的比例。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我国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政府应通过加大对科技、教育和文化的投入,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第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适合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但应进一步发挥银行信贷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引导信贷资金向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等第三产业倾斜。另外,要发展资本市场,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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