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业雇工的婚、丧及娱乐生活

雇工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约明清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兴社会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群体变得日趋庞大而且复杂，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行业，成为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群体。而农业雇工所处环境特殊，其生活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文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业雇工的婚、丧及娱乐生活进行初步研究，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婚姻是男女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与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不管是法律还是风俗，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近代，由于晋西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天灾人祸频发，再加上传统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们结婚时大多年龄较小。虽然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民法》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但据《合河政纪》记载：“兴县早婚之风最盛，往往有男子十二即娶，女子十三四即嫁者。”然而雇工由于家境贫寒，很少能在这一年龄成婚。据当地县志、区志记载：该区贫苦人家婚姻形式多为童养媳、换亲、招女婿，很少能像一般人家子弟一样享受正常婚姻。特别是长工中许多人终生无力娶妻，更不要说像富人那样一夫多妻了。但无论贫富，“办婚必经发口谕（即由媒人把女子的出生年月日及时辰用红纸书写交给男方）、算八字（即请先生卜算是否合婚）、送帖（即订婚）、迎娶等程序。”只不过富者迎娶仪式隆重，贫者婚仪从简。但必须遵循于风俗，如果有人违背了这样的“程序”，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中华民族对于死者的尊敬是远胜于其他民族的，特别是对于父母和祖先的尊敬和崇拜。这一时期该地区这种思想浓厚，所以丧葬活动在该地区备受人们重视。而且葬礼礼节烦琐，实行木棺土葬之法。具体情况是“富者柏木厚棺，葬的迟，请和尚、道士做斋事以超度死者，贫者棺薄，葬的快，席卷葬者亦有之。”而雇工皆属贫者之列。一般情况，在雇工本人或家人去世后，也会准备一副木棺（虽然不是柏木，但也会是杨木等），而实行土葬。亦会经过一系列程序仪式，而且会在去世后的三年中每年的祭日做一次较大的祭奠，特别是三周年祭日时，祭奠规模是最大的。每年的清明节都要祭拜、扫墓，这是大部分人家不会中断的事情。甚至中秋节、农历十月初一等日子也要上坟祭祖，以表对死者的敬、孝、爱。从“晋西北区每年祭奠用纸就需300万张”就可看出孝敬、祖先、亲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也是该地区人们的共识。如果雇工是单身一人，往往是整年长期受雇于人，由于没有亲人，只得通过降低工资来换取自己死后雇主的埋葬，最终以这种形式走完苦难悲惨的一生。而在他们去世后，由于没有后代和亲人，他们没人祭拜。可谓：生也贫苦，死亦孤独。

可以说：能够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养老送终、享受天伦是当时中国人最大的精神诉求。然而如上文所述，许多雇工终生无法组建家庭，无法享受传统中国人一生最大的乐趣，完成一生中最大的任务，他们只能为了生存而耕牛式的劳作下去。在紧张的受雇生活中，他们唯一的娱乐机会便是本村或邻村唱大戏时，也只有这种中国人全民性的公共娱乐才能让他们忙里偷闲、高兴两天。因为平时是不可以误工的。他们中大多数是文盲，但也有少数识字之人。在雇工之中也有一些好赌的人，可能这部分人已将赌博作为一种精神享受。但从根本上讲，也存在利用这种投机活动侥幸赢得一些生活的资本，从而缓解沉重的生活压力的可能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雇工过着清苦生活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晋西北地区，随着晋绥边区政府的建立，“雇工参加了政治生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特别是在土改进行后，“翻身是北方土改的代名词……北方土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农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所以在这一时期，雇工分到了土地且工资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和贫农成为“土改中最大的受益阶层”。所以他们开始变得“喜气洋洋，新年春节，红火的秧歌出现在街头，每个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精神面貌有所改善。然而贫雇农的“翻身”毕竟不是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推动之下实现的，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翻身”。其翻身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没有借此使雇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有一个较大提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翻身”将难以长久。由于农业雇工长期受雇于地主、富农甚至中农，俗话说：人穷志短，他们身上有一种人们所认为的“奴性”，这一点在长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这一时期，贫雇农的武力“翻身”和奴性并存，为使他们在翻身的同时不奴役别人，（亦如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军，在反奴役成功之后，往往便建立起了新的奴役统治。）为使他们更好的翻身，他们的翻身不会造成社会的再次失衡，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很大努力，并对这一群体加以教育、改造。

〔责任编辑：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