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到“文化转向”

◎王慧

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到“文化转向”

◎王慧

苏珊·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1990年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概念深受解构主义影响。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在其影响下还发展了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比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试图探讨这两种翻译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并且简要分析在各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在不同时期可以根据其时社会文化环境，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翻译策略

解构主义思潮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主张打破结构的封闭性，多元性的看问题。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第一性，译文第二性”“作者第一性，译者第二性”以及“原作第一性，译作第二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彻底的反叛。

苏珊·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二人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lture）中第一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他们声称“翻译的操作单位既不是单词，也不是文本，而是文化”，这就将翻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语言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在翻译理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1.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之源

192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写的一篇序《译者的任务》。本雅明试图从时间角度界定语言中可交际的内容，关心的是作品的“此生”和“来世”，以及他们继续存活下去的可能。并且指出翻译“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表达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在探讨语言之间的关系时，他还引入了“纯语言”的概念。他将“纯语言”比作由碎片构成的花瓶，而原作与译作都是该花瓶砸碎时掉下来需要重新组合的碎片。这两个重要的比喻将原作与译作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2.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言语和真理是内在相通的，言语就是讲话人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语言中心论，与此同时，书面文字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对声音的替代，是传播思想的媒介，言语优于文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讲话人的“在场”。而德里达对这种逻各斯中心论提出了有效的解构方法。他认为文字并不见得比言语低劣，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整体解构的研究更为重要。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可以推迟或延后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知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而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différance）。“延异”表达的是存在与意义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某种原始差异，既指空间的差异或区分，又指时间的延期或推迟。而这些概念也说明了原文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译文，译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短对疑问进行解释，这些解释又相互补充，即具有“互文性”，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原作者的权威地位。

3.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德里达从探索寓言本质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并借助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其哲学观点，更多地是从宏观立场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思维模式，因此他并未提及具体的翻译原则或方法。而韦努蒂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展现了原文或译文的不连贯状态，以及译者如何卷入文化生产中，并借此创建了对文本背后权利关系的批判分析。韦努蒂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一下几项：

（1）存异而不是求同。他在《翻译的窘境》一书中提出翻译是为了存异而不是求同。他认为翻译不应对译入语读者透明，即完全本土化，而应用译入语来展现外国文学与本土文化的差异，使主流语言不短变化，非主流化，最终使主流语言得以发展，这也正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存异以求发展。

（2）重视译者。韦努蒂认为既然文本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那么作者及作品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译者及翻译的价值，号召人们解构权利话语中原作的核心地位。

二、文化学派与“文化转向”

1.文化学派概述

文化学派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 经历了60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文化主义阶段扩大了文化的内涵，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1972年，霍尔姆斯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首先引用了哈格斯特洛姆的观点，认为交流渠道的简历和学科乌托邦的发展史简历一门新学科的必要条件。确定了“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作为学科名称，并且讨论了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他指出“面向功能的描述性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对翻译作品本身进行描述，而在于描述他们在接受者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功能：它是语境而不是文本的研究。”1976年埃文-左哈在标志文化学派成立的卢汶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成为了文化学派整个研究范式的理论源头和学理基础。文化学派跟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主张, 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 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 从作者转向了译者, 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 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勒菲弗尔形成了“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赞助人”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纵，成为文化学派研究继多元系统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支撑。文化学派把文化作为翻译的目的和单位, 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的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他们以文化研究、反霸权运动为参照系, 把翻译研究纳入更宏观的研究范畴, 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译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 拓展了“文化与翻译互动的新空间”。

2.“文化转向”的主要理论

文化转向的主要理论有以下几项

（1）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文化学派认为译者只有以文化作为基本翻译单位，而不是语篇，才能够使得原语文本的功能在译入语文化中和原语文化对等。

（2）翻译是一项交流行为。翻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这里的交流是指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根据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翻译应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之间的翻译。

（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的引言中，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认为，功能等值是指“译文文本在译文文化中发挥或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过其功能的方式一致”。

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文化转向”的推动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文化转向”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于“异”的追求和对于译者地位的肯定，对于传统翻译理论的反叛，直至今天仍有很大争议。然而正是它的反叛为“文化转向”提供了思想源泉，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原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而“文化转向”将“异”从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也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完善性继承。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于“忠实”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与传统上认为的意义在于语言之先不同，解构主义主张符号先于意义、文字先于语言。这就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论、文本封闭论、语义简单论，否定了译者的任务是在原文中找到原文作者的唯一主旨。

四、结论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都是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他们固然有局限性，然而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模式，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 姜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