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秀丽宋 楠
可憎的夏季组合
——以拉康解读《婚礼的成员》
◎蒋秀丽1宋 楠2
《婚礼的成员》中弗兰淇觉得自己孤身一人,无人陪伴,想要找到属于她自己的“我们”。在理想的“我们”出现之前,她身边只有一个由她和小表弟约翰·亨利以及她们家的黑人厨师贝丽尼斯构成的“可憎的夏季组合”。拉康的他者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弗兰淇对这个组合的厌恶。年幼的表弟自然无法成为弗兰淇的理想“我们”,而贝丽尼斯作为一个破碎的、被边缘化的、无法沟通的他者,是她被拒于弗兰淇的理想“我们”之外的原因。
《婚礼的成员》 拉康 他者
《婚礼的成员》是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它描述了主人公弗兰淇青春期的孤单。她苦于“他们是他们,两人相伴,而她只是她自己,与他们分开,孤单一人……其他人都有一个我们可以投奔,所有人都有,就只除了她。”因为她比同龄的女孩儿都高出一头,不能成为俱乐部的一员。因为已经十二岁了,“老大不小”的她被父亲告知以后要一个人睡了。在这个闷热、死气沉沉的小镇,如果勉强有一个能算得上是弗兰淇的“我们”的话,那就是由她和小表弟约翰·亨利以及她们家的黑人厨师贝丽尼斯构成的“可憎的夏季组合——这个世上她最不想要的我们。”在这个烦闷的夏天,他们三个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又一遍。”
当弗兰淇说:“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被邀请到收音机里说话。”贝丽尼斯问:“我们会目击什么?谁叫我们去说话?”弗兰淇听到这个“我们”,“猛地转过身,双拳按住屁股,瞪起眼珠”说:“当我说我们,你以为我是指你和我和约翰·亨利·韦斯特,在收音机里对全世界说话。我出生以来从没听过这么好笑的事。” 她从来都不承认这个厨房组合是她的“我们”。对弗兰淇来说,亨利只有六岁,她“烦”他。 她才不会把这么个烦人的小不点当做是理想的“我们”中的一员。但她对贝丽尼斯的排斥更值得我们注意。
Margaret McDowell在她的研究中认为贝丽尼斯对弗兰淇而言是“有时慈爱有时严厉的妈妈、天生的预言家、曾经拥有理想情人的黑人女王”。因为弗兰淇的妈妈在她出生的时候就死了,她和爸爸的关系又渐渐疏远,所以她就找贝丽尼斯商量事情。贝丽尼斯对弗兰淇确实慈爱又严厉。但在弗兰淇眼里,她绝对不是妈妈,她只是一个顾问,一个最多可以给她片刻安慰的顾问。有时候,这种片刻的安慰都是奢望。当弗兰淇无事可做,在小镇四处游荡的时候,不时有个细小的声音“在她心里絮絮叨叨”,她能准确想象出贝丽尼斯数落她时说的话:“到处乱逛……还跟陌生人搭话!……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这种事!”在弗兰淇看来,贝丽尼斯的声音“就像被人听而不闻的苍蝇”。当弗兰淇得知贝丽尼斯和约翰·亨利要和她一起要去参加哥哥的婚礼时,她说:“究竟为什么你和约翰·亨利非得跟着去参加婚礼呢?我还以为你们会呆在家。” 没有哪个孩子会这样拒绝自己的妈妈。
弗兰淇拒绝与贝丽尼斯成为“我们”的首要原因是因为贝丽尼斯已经有了她自己的“我们”:“哈尼和大妈妈,她的窝,或者她的教派”,还有T.T,那个想和她结婚的男人。当哈尼和T.T来拜访贝丽尼斯时,弗兰淇感觉“他们在等着她走开”。“她站在门里看着他们,不想走。”但是那三个人耐心地等着弗兰淇离开,他们就可以喝威士忌了。她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圈子。“她关上门,但说话声还是从背后传来。她把脸靠在厨房门上,能听到低沉的声音轻柔地起伏……她一直在听,直到他们离开。”
在弗兰淇看来,贝丽尼斯的世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她不会认同于这种不完整的他者,把她当作她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来说,认同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往往指主体把自己与他人相等同。”在故事的一开始,弗兰淇就感到她在贝丽尼斯的厨房很不自在。因为在她眼里,那个厨房只是个“怪异“的地方,让她害怕。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挤成一团,正敲打着桌子边缘。”这间厨房虽然是爸爸的房产,但是贝丽尼斯是掌管厨房的人,她对厨房有主控权。那么弗兰淇对厨房的感觉也就是她对贝丽尼斯的感觉。虽然 “贝丽尼斯言谈间总当自己是大美人”,在她眼里,贝丽尼斯“神智确乎不大清楚”:“黑脸上嵌着吓人的蓝眼珠,十一条抹了油的发辫结在头上,像一顶瓜皮帽,宽扁的鼻子说话时一张一阖。说贝丽尼斯是什么都行,但绝不是个美人儿。”
弗兰淇理想的“我们”应该像那些漂亮的俱乐部会员一样,或者像她哥哥的未婚妻嘉尼斯一样,应该是典型的南方淑女。她想找的“我们”,是可以让她认同的白人少女的“我们”,是可以让她远离被边缘化的黑人世界的“我们”。
弗兰淇排斥贝丽尼斯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的理想世界是不一样的。厨房里的三个人有时候会坐下来“评判上帝的工作,说起自己将怎样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的声音彼此交错,三个世界便缠绕在一起”。贝丽尼斯的世界“没有肤色的差异……也没有让黑人自觉卑贱,为此抱憾一生的白人。……世上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弗兰淇认同贝丽尼斯的一部分想法,但是关于战争,她觉得“世上应该有个‘战争岛’,谁想打仗就去打。” 三人完全无法达成一致的是关于“人类性别的规律”的讨论。
她计划人们可以随时来来回回地从男孩变为女孩,随他们怎么变,只要他喜欢并且愿意。但在这一点上贝丽尼斯与她有争议,坚持说关于人类性别的规律完全合理,没有改进的余地。然后约翰·亨利·韦斯特很可能会在此时发表他的浅见,认为人应该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而当老弗兰淇威胁说要将他带到博览会卖出去当怪物展出时,他只是一味抿着嘴笑。
贝丽尼斯完全不认同弗兰淇关于“人类性别的规律”的看法。而弗兰淇坚持认为应该有一个世界,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她喜欢并且愿意”。贝丽尼斯始终遵守既成的人类性别规律,弗兰淇却以她的幻想挑战这种严格的规律。拉康认为,与“父亲的名字”这一他者的认同,是主体走向且最终进入象征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环。”弗兰淇目前无法认同于“父亲的名字”,简言之,弗兰淇无法认同于社会法则。由于自己是异于同龄人的身高和假小子的做派而被贴上了“怪物”标签的女孩,她很难使她的身体和外面这个有序的世界保持一致。她的这种“只要喜欢并且愿意”就可以改变性别的想法为她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她可以挣脱由于不同于他者而被异化的困顿处境。在弗兰淇和贝丽尼斯的眼里,他们的世界由于被异化而变得破碎。她们通过这种重新创造世界的虚幻想法来修补裂痕。尽管她们的一些共同想法暂时缓解了彼此年龄和种族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关于性别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这个分歧对于弗兰淇怎样看待她自己的身份至关重要。因此她觉得贝丽尼斯无法沟通。“与弗兰淇所料不差分毫,贝丽尼斯就是这样拒绝理解。既然这事关乎感受,而非言词或具体的事,她发现也无从解释。”
弗兰淇认为贝丽尼斯不理解的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贝丽尼斯在她所有的想法中挑毛病,由始至终,贝丽尼斯的每句话都是否定的。”她否定弗兰淇的新名字,否定婚礼的意义。在弗兰淇看来,贝丽尼斯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将她拽回起点以回到那在她记忆里似乎早已远去的忧郁而惶乱的夏季”。“但弗·洁丝敏自有主张,……弗·洁丝敏不会让她得逞。”当弗兰淇发现哥哥和他未婚妻的名字都是以J A开头,就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弗·洁丝敏,同样的J A开头。当弗兰淇告诉贝丽尼斯她要和新婚夫妇一起离开时,贝丽尼斯试图阻止她,她说“两人是伴,三人添乱,这就是婚礼的真谛”。她还引用诺亚方舟的例子来说明她的观点:“还记得大洪水时期吗?记得诺亚和方舟吗?记得他收留那些动物上船的方式吗?都是一对一对的。他每种动物收留一对儿。”在讨论关于婚礼的问题上,弗兰淇觉得贝丽尼斯拒绝跟随她的“思路。”
贝丽尼斯告诉弗兰淇她改名字的做法就像一个人想改变他的种族一样荒唐无理。弗兰淇彻底发了疯。她手里拿着一把刀绕着餐桌疯跑。她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让贝丽尼斯听懂、了解自己的想法。“面对他者的绝对地位,人类主体除了认同它,似乎别无他法。只有承认他者的在场且与之认同,主体的言语才会得到他者的认可,从而得到社会文化的认可,反之,如果他者缺场,那么我们就会沉溺于自我的语言中,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言词。”这时候,什么也不说好像更能安抚这种疯狂:“坐到我腿上来,”贝丽尼斯说,“休息一会。”弗·洁丝敏把刀放在桌子上,老老实实地在贝丽尼斯的膝上坐下。她身子向后靠,脸贴在贝丽尼斯的颈窝。她的脸被汗打湿,贝丽尼斯的脖子也是湿的。她们俩都散发着重重的汗酸味。她的右腿搭在贝丽尼斯的膝上,瑟瑟发抖,但脚趾一踮地就停止了。弗·洁丝敏别转面孔,贴住贝丽尼斯的肩膀。她能感觉到贝丽尼斯柔软的大乳房贴住她的后背、她的软乎宽大的肚子、她的温暖结实的大腿。弗·洁丝敏呼吸急促,但很快就平缓下来,与贝丽尼斯的呼吸一致。她们俩紧贴的如同一人。贝丽尼斯僵硬的双手紧扣,搂在弗·洁丝敏的胸前。 两人在这样的安抚中合为一体,弗兰淇从贝丽尼斯那里找到了片刻的安慰。拉康的理论为解读这一场景提供了一种视角。Doreen Fowler在解读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原始场景时认为咖啡馆是“在压抑中寻求片刻放松的场所”这种解读让我们以新的视角去看待《婚礼的成员》中厨房这一场景。弗兰淇追求同一性的欲望一直被压抑着。贝丽尼斯和她“紧贴的如同一人”让她短暂地体会到了曾经拥有、后被剥夺的和母体的完整感和同一性。压抑的欲望得到了短暂的释放。弗兰淇才终于能够平静下来。
弗兰淇觉得“如果表情能掰成两半就好了,这样她就可以用一只眼睛瞪着贝丽尼斯,另一只眼睛含着感激向她致谢。但人的脸不能这样一分为二,于是这两种表情便互相抵消了。”既然“指责的表情”和“感激的表情”已经互相抵消了,那么贝丽尼斯的作用也就仅限于顾问了,终不可能成为弗兰淇理想的“我们”。
[1]黄作.《不思只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周玉军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陈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