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共七大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建国前，共产党一次重要的大会，党史学界对于七大问题的研究众多。文章通过搜集，近二十年来的学术论文，对学术界关于中共七大问题进行梳理，借鉴研究经验，总结研究不足之处，对近二十年来中共七大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的效果做一概述，进行展望，共同提高对中共七大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中共七大；研究；综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系统总结了民主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本文搜集了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共七大相关问题的研究，集结归纳几个重要问题，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关于中共七大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加强对中共七大的认识，为深入认识和研究中共七大提供素材和参考。

一、研究概况

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由于党的七大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意义重大，所以自1945年七大召开之始，关于七大研究的论文数量众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些资料集结后初次出版与大家见面，九十年代后，随着政治大环境需要的加强，学术教育研讨交流不断加深扩大，特别每到周年纪念的时候，学术讨论项目和研究成果就更多了。新世纪以来各类历史及学术书籍的出版，七大在历史版图上被更清晰地规划出来，不断明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纂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所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宫炳成编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蓉著的《中共七大轶事》，社会各界也陆续研究出版了各类记载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专题资料。随着新的文献，档案资料的披露和史料的解禁，许多作者运用新的思想和视角来诠释中共七大的各种问题，而照片，回忆录这些实物史料的不断扩充，使得专家学者们有更多的材料来还原上个世纪这一伟大的盛会。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视阈也越来越广阔，成效明显。

同时，大众传媒的拓展和推进使得七大以各种更加鲜活生动的形式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或戏剧中，纪录片《胜利序曲》、《光荣与历史的传承—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七大回顾》。电影《血性山谷》等等，媒体的演绎也使得普通大众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审视这一次中共的盛会。

二、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共七大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真正进入了学术资政的领域。在许多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查找材料，引据立论，他们所提出观点值得借鉴和推敲。

下面就几个重大的理论研究点做综合性的概述。

（一）七大的延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国西部偏远的小城延安，多名党代表聚集一堂，举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28年6月至7间召开六大，到1945年4月至6月间召开七大，这两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相距达17年之久，这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中共七大被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观点是中共七大多次延期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王新生在中共七大纪实中提到，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但是多次的动议都被抗日战争或是蒋介石政府的围剿反共打断。所以，七大确实可能在三十年代末由于战争推迟，李亮和马晶钰认为但是到了四十年代，直到1943年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中共中央6次提出筹备召开七大都未能如愿，这就很难用战争解释了，马文瑞等七大代表在回忆中认为，七大迟迟未能举行主要是由于要进行延安整风。胡乔木印证了马文瑞等人的说法。他说：“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所以战争并不是影响七大召开的根本原因。张艳丽在分析中共七大推迟的原因时，就清晰罗列了除战乱以外的观点，（1）党内需要正确的领导核心，追溯到1930年3月初，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断专行，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共产国际为了彻底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派来了王明。又造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所以七大前几年一直处于领导层波动的状态。（2）党内需要思想路线上的统一。毛泽东希望在整风运动基础上，使高级干部统一认识，使党内的政治、组织和思想路线得到统一。第一，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第二，带领广大军民战胜严重困难，迎接光明未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共同夹击解放区，使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组织上的更加统一，对于从精神上战胜困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对大批新、老党员进行教育，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邸春玲、毕春丽对此点也做了说明，由于抗战以来党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甚至七大代表中也有很多是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有革命积极性。但是他们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许多人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人党。党内有些同志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勉强召开七大二争论一定会很多，效果肯定不好，所以决定推迟会议召开时间，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七大代表柳运光回忆：“ 到了延安以后，七大不能马上开会。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党中央内部对于党的路线问题认识上还有分歧。”可见，不仅当时普通党员思想、政治上不成熟，甚至党中央内部也存在着对路线认识不清的间题。七大代表刘英说：“七大推迟召开，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就我个人的体会，只有经过全党整风，经过对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地讨论学习，经过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全党才可能达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七大召开的条件才成熟。”李亮、马晶钰也认为，七大延期召开的根本原因，唯一的解释是先要进行整风运动。而对于战争问题，他们考虑到了国外条件，抗战时期，苏联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为了笼住蒋介石积极抗日，苏联不惜以牺牲中共力量为代价，采取单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做法，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到了1941年，无论国内外还是党内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党内整风成为必须实施的历史任务。于是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整风决策，毛泽东已不打算轻易召开七大了。endprint

（二）七大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问题是学者们对于七大研究的重点问题，党对自身的认识，就是党的自画像。中共七大，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了较全面的认识。这些认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貌。蔡丽总结了七大党对自身认识：（1）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2）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结不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而且为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把钥匙。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征，成为党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3）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工作作风的党。（三大作风）（5）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有着缺点和不足、面临不少困难的党。所以，七大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认识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认识论述最多的一次，也是对自身认识最全面的一次。七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正确审视自身开了一个好头，为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树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民主建设问题上，中共七大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在这次会议上，党的民主理论得以科学总结，党的民主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得以具体实践。在中共七大上，党内民主建设有了重大发展。代表的选举、领导机构的产生、发言的热烈体现出党内民主在程序上的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表明了党内民主理论的成熟；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表明了党内民主的扩大。学者谢涛总结七大的民主建设经验了：一、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1）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括和发展，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中共七大党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基本原则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首次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根本原则。中共七大还从两个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其一，鲜明地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的概念。其二，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政权机关。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集中处理国事，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2）突出了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党内民主要处理好党员个性和党性关系，中共七大以前，中共党内曾多次被机会主义者占据领导地位，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并且七大党章在党内民主制度方面健全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七大会议发言保障党员权利，可以对有争议的问题保留个人意见。七大的会议文件彰显集体智慧。大会总是广泛听取，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七大会议选举突出民主原则选举结果公平合理，体现了党内的高度民主。学者林新军则补充了更多会场资料，七大原定会期较短，但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发言人数众多、发言次数较多、发言内容全面、发言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坚持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不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的，还可以入选，这促进王明、博古等同志入选。同时，林新军也指出，七大的党内民主建设也难免有局限性，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已经浮现。

（三）中共七大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认识与建国理论和联合政府构想

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党的纲领确定下来。其根本点就是认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共七大以前，此时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让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到让资本主义有长期的、充分的发展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七大时，这一认识又有了更全面具体的认识。得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刘玉艳，许丽说明理由：其一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其二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刘晓钟在确定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首先，中国经济现状落后，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根本的依据。第二，对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深刻理解，是党和毛泽东在认识和论述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第三，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对中共确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王晓荣举出例证，从1941年到1942年，敌后抗战出现严重困难，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于落后的国情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还是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总结中，一再点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傅锁根，谭来兴认为，七大时，毛泽东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相当充分的肯定，这就是要“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是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应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之下，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广大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是对于各阶层人民都有利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明确了我们党要建立的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明确了我们党必须依靠统一战线，必须领导统一战线。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而刘玉艳和许丽的视野中又补充了在政治上，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了共同纲领，一般纲领。但是资本主义不是可以任其发展，不加约束。但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对资产阶级的合作和认识是处于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表现出了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学者们都认为，七大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渐渐转向的。endprint

根据中共对阶级和新形势的认识，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正式出炉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创了道路。中共七大对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二是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为此，中共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改良“洗脸”政策，也提出了革命的政治路线。在联合政府的性质问题上，学术界对该问题很有争议，分歧主要在于：联合政府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还是旧民主主义性质。方敏认为，毛泽东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形态，它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不断发展的政权形态。秦立海说七大上，中共“主张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中共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无论哪种形式的联合政府，都不能把中共排除在外。对中共而言，当然是希望能够建立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但这在当时条件尚不具备，尚需等到中共“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中共七大所要建立的是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阶级性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独占。秦立海认为：首先，在近期应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旧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其次，在将来才是一个以中共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和所作七大结论中，都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专门论述，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而对于国民党策划的“公民大会”，中共认为“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毛泽东形象地将上述方针称之为“洗脸”政策。总之，中共要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争取”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改良，从而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既定目标。这是中共七大所确定的基本策略方针。中共坚信，即使短期内成立联合政府无望，但只要把“联合政府”这面旗帜抓在手中，就能赢得民心，立于主动。七大主张的国家制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广大成分的要求的国家制度。”这表明，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既未落后于时代发展，亦未超越历史阶段，而是紧紧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出发考虑问题的。“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决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一步跨到社会主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要防止“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党内出现“民粹派的思想”，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特别需要指出一点，无疑是极为必要的。丁旭，丁峰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一是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他们认为《论联合政府》是一部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巨著，也是国共两党在政权建设上合作的一次尝试，它的提出有自己的实践和历史背景，具体论述了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在各阶层人民联合的基础上，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的战时发展需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的民主联盟。这样做，既是为了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也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我居劣势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需要。当然，也不能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仅仅看作是一种策略。因此，毛泽东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既有策略的考虑也有战略上的考虑，体现了战略和策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翟昌民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中共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路线，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构想。吴国健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其一是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其二是争取了短暂的和平，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其三是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其执政后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四是提供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素养。

而在建国理论层面，丁旭，丁峰还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思想是在国家政权观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联合政府》的论述，对国体政体的界定，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当采取的国体和政体的见解，这一理论上的创新又结合了中国实际，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七大对新中国建国方略的论述，不仅成为当时全国人民进行现实斗争的一种召引，也为未来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完整的参照系。

（四）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个历史过程，中共七大是这个过程的总结，通过七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得到统一，其科学内涵得到明确，其理论体系得到系统概括，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吴玉才认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它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了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了。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在从党的创建到遵义会议期间开始产生、在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的十年间逐步成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以其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成熟的标志。是形势之所需、历史之必然、众望之所归，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孙金根认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原由，一是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错误态度的需要；二是消除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的需要；三是打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嚣张气焰的需要。endprint

而理论上，李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创新。中国马中化的问题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推导出来的。

关于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观点，李继华认为，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需谨慎。“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其次，并非所有的人都过分颂扬。1945年5月9日，陈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再次，颂扬这的颂扬也是有限度的。再次，颂扬者的颂扬也是有限度的。当然谈到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因为七大的党内民主建设也难免有局限性。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正在艰难地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党。很难做到民主原则、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七大的党内民主建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七大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相当明显，对毛泽东喊“万岁”的声浪也不绝于耳。

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两位学者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展是否有局限性开了讨论，李万锦认为局限之一是七大关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是在毛泽东思想没有为全党系统地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作出的。局限之二是七大关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是在毛泽东本人尚健在，而且是党的最高决策人的情况下作出的。局限之三是七大关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是在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尚未到来的情况下作出的，但他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在七大的确认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大于它的消极面，理应充分肯定。而李友刚撰文与他讨论，他认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不存在“历史局限”。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必然，它适应了当时的情况，从今天看来它当然会有若干不甚科学的地方，但不存在历史局限的讨论。

（五）七大的地位及影响

七大作为党的重要代表大会，地位甚高，影响深远。有学者论述七大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这次会议本身。中共七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里程碑，科学判断国情，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分水岭。七大后，全党同志在指导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共七大是我党从探索革命的理论和规律到探索建设的理论和规律的转折点。学者李君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归纳了七大的影响：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党在政治上也统一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决策层形成。党的组织制度，统一党的民主集中制最终确立。

而七大确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也有重要作用。龚育之提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时归纳：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的指导意义。雷家军总结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的一些基本的结论：邓小平是最早理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极力支持毛泽东的人；坚决主张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意志，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刻、把握最准确运用最灵活的人；终生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追求真理而矢志不渝；.邓小平做为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当之无愧的；.邓小平理论做为时代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凝结和延续。何成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渊源于毛泽东思想中的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探索并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邓小平恢复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党的思想路线上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光辉实践；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反对闭关自守，提倡洋为中用的思想。

三、对中共七大研究的展望

总结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共七大的研究，成效显著，对于中共七大的很多重要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学界看待问题也更加客观，广度更深。中共七大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研究，其次，对于中共七大上的一些战略策略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和继承的问题也有了更客观全面地探讨，对于很多问题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行了更客观地评价。

如此看来，近二十年来对于中共七大的研究有所建树，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认识和研究，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在研讨的基础上需要更加深入。首先，学界应该更多的发掘和利用一手资料，促进研究向更客观的方向发展，研究中共部分的史料上，更加注重国外以及民国时期的资料收集整理，特别是苏联的档案资料的陆续增加和公布。其次，学界的研究存在众多重叠部分，新意不多，立意不新。学术研究不应以周年纪念为契机，老调重弹。最后，多多关注细致的史实资料和专访人物，并且运用更多的途径和技巧对比和归纳七大历史的更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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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亚霏（1991.08- ），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13级学术学位在读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