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面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挑战

作者简介：高放（1927－），男，福建长乐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顾问，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北京100872

［摘要］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社会更能为科技大发展提供充足的社会条件，因而能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新科技革命浪潮。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从垄断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垄断性、腐朽性和垂死性，但又具有区别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竞争力和调节力。苏联等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打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是教条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或从根本上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而招致的灭顶之灾。由于迄今还掌握新科技革命的牛耳，美国还拥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领导力和调节力，不会很快衰弱下去、一蹶不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再采取苏联那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峙、对立、对抗的冷战共处的对外方针，应改为对等、对话、对流（双向交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要切实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纠“左”防右，彻底纠正苏联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同时防止西方资本主义歪风邪气的侵袭。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自由、民主、法治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3002310

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正面临发达资本主义提出的全球性、时代性的严重挑战。这要求科学社会主义者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给予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第一，为什么被科学社会主义断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第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腐朽的、垂死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或者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新阶段？第三，为什么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多国竞争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生剧变，并且倒退去发展资本主义？

一、为什么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还能带头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

从十八世纪蒸汽化、十九世纪电气化这两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的大发展首先需要依靠科技人员呕心沥血的发明创造。有人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最能促进科技大发展，这显然是片面的看法。科技的大发展除了科技人员的主观努力外，还需要有利于科技大发展的诸多社会条件。我认为主要是十二个社会条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管理、多元文化、素质教育、思想自由、尊重人权、社会需求、加大（科技）投资、重用（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专利制度、奖金制度）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社会更能为科技的大发展提供上述充足的社会条件，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

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人治管制下，人的思想自由备受限制，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备受压抑，所以科学技术发展缓慢。欧洲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德国的启蒙运动，这三大运动极大地冲决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使很多人摆脱了中世纪教权和君权的思想、政治统治，打破了对教主和君王的迷信，获得了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随着教育的改革，新生代的科学文化素养大有提高，这就增强了人的实践力、实验力、运算力、观察力、思考力和创造力，于是开始形成现代以实验、实证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科学，实现了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最大成就是哥白尼于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以地运说为基础的天文学体系，这打破了传统的宇宙地球中心论，确立了现代宇宙太阳中心论；还有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运动定律为基础，建构了力学理论体系。由于社会需要的急剧膨胀，科学革命的成就很快就转化为技术革命。欧洲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逐步发展起来，随着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美洲和大洋洲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商品市场迅速扩大；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688年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民主政治和法治管理的确立，更加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769年英国技师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取得专利、得到推广，从此掀起了以蒸汽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现代化浪潮。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生产力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采矿业、纺织业等得到蒸汽化的武装，火车、轮船等新产业崛起。1776年美国建立独立国家，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随后资本主义从在封建主义社会内部孕育阶段进入自由竞争大发展的第二个新阶段。

科技的发展是有继承性、连续性和推进性、先导性的。1833年英国人法拉第发现电解定律，为现代电工学奠定了基础。1867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的发电机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从此掀起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现代化浪潮，从而引发新产业革命和新生产力革命，于是电力、电讯、汽车、飞机等新产业崛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革，私人资本联合成为社会资本，托拉斯、辛迪加、卡德尔、康采恩等垄断资本的新组织形式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三新阶段。垄断窒息了自由竞争，压制了自由发展，把世界资本主义推进了世界大战、自相残杀的死胡同和大陷阱。所以，列宁在1916年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又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1]（P685）。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1]（P6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俄国一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先后被镇压，因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是死里逃生、保存下来。因此，它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对外开放等社会条件依然能够继续促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首强，经历了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吸取了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采取了加强国家行政干预、运用指导性计划经济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吸收工人参与管理等新措施，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社会条件更加完善。如果说一战后资本主义是死里逃生，那么罗斯福新政的推广则是使资本主义重获新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又一次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

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于1905年建立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揭示了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薛定谔等人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建立了微观粒子（如电子、原子、分子等）运动规律的理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动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竞相加速把这些新科学革命成果运用于制造继电器、通用计算机、火箭炮、雷达、原子武器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意、日）被打败，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法）被削弱，唯独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强盛大国。为了加速恢复经济，扶植欧洲诸国与日本，抑制战后社会主义势力在东欧、东亚的发展，美国挑起了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担。

二战后美国政府大力增加科技投入，力促科技发展。1946年第一台用真空管取代继电器和其他半机械式装置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在美国问世。它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先驱，揭开了信息化新时代的序幕。1948年美国学者申农发表《通讯的数学理论》论文，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同年，美籍奥地利数学家维纳出版名著《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标志着控制论这门新科学的形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奠定了现代系统论的基础，五十年代他创办《一般系统论年鉴》每年系统总结、宣传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门新科学的创立促进了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的大发展。1946年制成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使用的是真空管，1957年第二代电子计算机采用的是晶体管，1964年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泽•普查埃卡特和约•乌•莫克雷研制，这时计算机开始与通信线路结合起来，随着终端设备的普遍应用，进而发展了“人与机器”对话式语言系统，从此人脑与电脑沟通、连接，真正开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第四代、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往微型化、网络化、数字化等方向发展，其体积越变越小，成本越降越低，性能愈益提高，精确性愈益增强。电子计算机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最伟大、最有深远意义的发明，越来越成为一切领域无人不用、无处不用、无时不用的万应灵器。无怪乎西方有人把作为“纪元前”标志的拉丁文缩写词A.C.中的C拉丁文A.C.原为Ante Christum的缩写，相当于英文B.C.，即Before Christ，意为公元前。，由耶稣（Christ）改换为计算机（Computer），意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新纪元的开始。像火车头一样，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改进带动了所有部门的科学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使得信息化这个大浪潮对于经济和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面进步所起的带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历史上蒸汽化和电气化那两个浪潮。

正是借助于以信息化为龙头的这场新科技革命，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达到更加发达的高度，资本主义全球化拓展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各个角落。实践又一次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科技革命的主动力，科技革命主要是科技专家刻苦钻研、精巧劳动的成果。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盲目追求利润、有人为垄断市场蓄意打击新科技发明，进而发展到互相激烈倾轧，以及社会上宗教偏见和各种陈规陋习，所以在很多方面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健康协调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开创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对外开放等十二个社会条件，则是科技革命迭起的肥沃土壤和阳光雨露。全面继承这十二个方面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劳动人民掌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科技一定能够得到更快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新科技得到迅速发展，载人航天、“嫦娥”奔月、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就是生动的明证吗？

二、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阶段？

列宁1916年断言，垄断、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他还预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从而彻底埋葬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可是，事隔近一个世纪，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破坏和多次革命冲击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健在；尤其是以信息化为龙头的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全面的新变化，似乎还焕发了青春活力。人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吗？社会科学界一位权威人士最近引用陈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过的话，他认为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五个特征至今没有变化，所以当今还是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时代。正是陈云教导我们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事实上，列宁所讲的五个特征大部分都已发生变化，怎么能说一百年来资本主义还停留在列宁所讲的那个阶段呢？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确实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至于对这个新阶段如何概括、表述，则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

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肯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权威性论著是贾华强、李琮等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重要问题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被媒体说成是“20世纪的精彩压台之作”；徐崇温著《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大体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几乎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而且互相交错。列宁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述了德国的具体材料后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1]（P636）1917年4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说：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2]（P353）。同年10月他在《论修改党纲》中又说：“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P364）可见，正是战争迫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更加紧密地结合成一体，甚至由国家直接控制、占有垄断资本。1919年2月，由列宁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指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4]（P735）。可见，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能硬把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截然分开，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只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并且采取了更新的形式。因此，如果仍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呼当代世界资本主义，那还是停留在列宁当年的论断上，并没有反映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一再使用“国际垄断资本”这一重要概念来揭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实质。从实际材料也可以看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根基在于拥有一批全球性的大跨国公司，这些就是国际垄断资本的载体或组织形式。此外，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全面国际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形式，也都是国际垄断资本已经发展的充分体现[5]。还有人根据当代跨国公司大发展的事实，认为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私人垄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七十年代末为国家垄断，八十年代以来为跨国垄断[6]。我认为，当代跨国公司获得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问题在于能否由此作出当代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结论。所谓跨国公司，顾名思义，是指跨越国界经营的企业，即在作为某些跨国公司原始基地的国家之外拥有或控制生产或服务设施的企业。1600年英国在印度创办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从那时起，跨国公司的成长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的幼年期，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末的青年期，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年期。跨国公司在成长中不仅数量增多、分布领域更广，而且形式更加多样，如从单一中心变为多个中心，从单一行业变为多种行业交叉。据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全球跨国公司1980年有15万家，1992年增至36万家。1996年又增至44万家，1997年达到53万家，2000年达到63万家，二十一世纪以来又增至近70万家，其中发达国家约占75％，发展中国家约占25％。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跨国公司大部分并非大型垄断资本，而是中小型非垄断资本；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小型非垄断跨国公司也占很大比重，如在英国和法国约占80％。因此，把跨国公司与跨国垄断混为一谈，这是莫大的误解。当今世界确有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而且正呈加速膨胀的趋势，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态势下，竞争越来越超过甚至压倒垄断。跨国公司逐年加速增长的事实，岂不证明跨国竞争大大超过了跨国垄断吗？可以说，列宁那个时代是大部分垄断、小部分竞争，垄断压倒了竞争，因而最终只有两大垄断集团国家走向发动世界大战。当今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已改变为大部分竞争、小部分垄断，而且垄断集团之间大都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妥协，所以和平与发展能够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奥秘之一还在于自由竞争终能促进中小企业不断生长。可见，把当代资本主义说成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是有偏颇的，只引用邓小平讲过“国际垄断资本”的话来立论也是片面的。邓小平还说过：“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7]（P218）。他在讲到上海浦东开发要引进外资时又说：“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7]（P366）这岂不是明确主张我国应该走出去、引进来，双管齐下，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力求打破国际垄断吗？如果当今世界是国际垄断资本一统天下，根本无法开展竞争，那我们只有关门大吉、另起炉灶了。

除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论外，我国还有学者提出过当代资本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区域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等多种看法。这些学者的思维方式总是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框架内来考虑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垄断资本就有了较大发展，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正是从垄断资本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他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种就要响了”[8]（P269）。尽管在这句经典名言中马克思三次连用了“垄断”，但他没有据此把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归结为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应当开阔视野，跳出垄断资本的框架，以现代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三次科技革命为坐标，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按照这个标准，我于1989年发表的《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另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提出这样的新见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可称为封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蒸汽化产业革命和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可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电气化产业革命和垄断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后，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第四阶段，信息化产业革命和社会化程度更大提高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理论界还有人明确提出了“社会资本主义”说。例如，于光远认为，社会资本主义是从私人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它是从私人资本演变为社会资本的形式。他并没有把社会资本主义看成是继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新阶段（于光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资本主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鲁从明明确把社会资本主义看作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过，他认为社会资本主义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鲁从明：《试论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社会资本主义》，《中央党校通讯》1988年第1112期；另参见鲁从明：《论现代资本主义处于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1日）。。2000年10月22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高级研讨班上做了题为《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言，时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在场听我讲了40分钟，随后全文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2001年3月20日第1521期本文随后被诸多报刊摘登，并收入高放文集之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011年11月5日，我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认清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的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见解，全文作为《深圳大学学报》特稿刊载于2012年第1期首篇，此文另收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说》增刊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我认为，当代社会资本主义有六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范围更广了、层次更多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也更高了、范围也更广了、层次也更多了，如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明显表现，工人阶级出现新的趋势，即白领化、多领化（除白领、蓝领外，还有金领、灰领、绿领、粉领工人）、知识化、有产化；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化程度大为提高，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推进器、全民利益的协调器、各种社会矛盾的磨合器；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第六，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除了工农集资自办的企业与合作社在增长外，还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调控，政府通过加重税收采取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由于具有以上六个新特征，我认为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是合适的。社会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垄断性、腐朽性和垂死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依然深刻，其前景必然是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但社会资本主义又具有区别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所以又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竞争力和调节力。因此，我们不能急于通过发动世界革命消灭之，只能唤起民众、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加强联合斗争，较长期地把社会资本主义即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逐步推进到资本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再发展到未来半社会主义和完全的社会主义。

如何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来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迄今理论界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开展争鸣。

三、为什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竞争不过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俄国原是一个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仅初步进行了蒸汽化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曾经设想：依靠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部分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企业，尽快追赶世界电气化科技革命的大浪潮，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他于1920年把国家电气化称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并且提出了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9]（P363364）他非常赞赏这样的新提法：“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10]（P117）他还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文化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保留商品与市场竞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实力，逐步迂回过渡到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1929年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商品市场经济，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大搞个人崇拜与个人集权，限制民主与自由，严重破坏法治，恣意践踏人权，缩小对外交流。这样的体制与做法一时能够猛奏奇效，但从长远看必然不利于新科技的发展。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依靠国家统一的计划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加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四十年代上半期又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随后又较快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支援了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世界首座原子能核电站建成于俄罗斯卡卢加州奥布宁斯克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率先发射成功，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竞争方面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此后美国急起直追、不断超越、一路领先，苏联则每况愈下、步步落后、节节败退，终于在1991年政局发生剧变，共产党自行解散，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整个国家倒向西方一边，倒回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在竞争中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武装入侵苏联遭到挫败后转向推进和平演变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1953年起就向国会提出，要用战争以外的手法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解放”苏联和社会主义诸国的更为有利或更为主动的战略。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主要不只靠广播和书刊等发起宣传攻势，而是充分利用上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等十二个方面的有利社会条件，加强国家计划调控，促进市场经济竞争，加大科技与教育投资，鼓励科技发明创造，以其掀起的信息化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基础，向社会主义国家显示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新的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促进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机器人、航天工程、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全方位蓬勃发展，从而使工人劳动时间进一步减少。美国和西欧率先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那里的工人工资几乎年年微调，失业救济和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逐步完善，各种社会矛盾得以缓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供应、社区建设、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体育设施等均有所改善。在这些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上，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弱点，着重运用三大“武器”：经济上以市场经济攻计划经济，政治上以多党民主攻一党专政，文化上以自由文化攻文化专制。

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之中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斯大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权力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使得劳动人民不能充分掌握国家和社会大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全社会又缺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因而苏联长期既无力在电气化之后带头掀起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又无法应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终于被这场史无前例的新科技革命的大浪潮淹没了！如上所述，科技革命的波浪式有序发展需要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以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对外开放等十二个社会条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能够全面继承资本主义的这些文明成果，它是如何形成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的？这从三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来。

首先，从斯大林起，苏联几任领导人长期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死守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排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样就使苏联经济长期统得过死，体制僵化，运转不灵，缺少竞争与效率，缺乏生机与活力。苏联的经济结构是军事性的，为了备战和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需要，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也偏重于军事工业，长期忽视了民用经济的创新。结果是长期物资供应短缺，人民生活难以大幅提高，社会需求难以充分满足。如果说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电气化的浪潮中还能集中优势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加速发展电气化以及钢铁、汽车、拖拉机等若干工业产业的话，那么在信息化浪潮中面对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科学技术革命，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就难免顾此失彼、无法全面应对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优点，既加强国家指导性计划的调控，又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促进竞争的传统优势，因而能带头把新科技革命搞上去，能军用、民用两不误，既能在世界上与苏联争霸，又能较充分地满足民用需要。

其次，从斯大林起，苏联几任领导人长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误把权力有制约的多党民主政治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货色，硬把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作社会主义的正宗。苏共领导人深受沙皇俄国君主专制传统影响，在政治体制上实行领袖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级授职制、官僚特权制，破坏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在文化体制上搞个人崇拜，科学艺术作品的评判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定于一尊，排斥异己，批判异见，不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能一家垄断、一枝独秀，扼杀党内自由与人民自由。苏联是重视素质教育的，但在缺少市场竞争、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独立见解备受钳制，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难以创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苏联党政领导人多次批判哲学社会科学中与党的领袖不一致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争论都由党的领袖来作结论。甚至连自然科学的争论也要由党的领袖来裁决。这样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最后，从斯大林起，苏联几任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体制上对资本主义国家封闭、对抗，以苏联为中心领导并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实际上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与超级大国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苏联不仅不善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新成就，而且还对之乱扣帽子、乱加批判。对爱因斯坦这位建立了殊功奇勋的顶级科学家，苏联长期批判他“对相对论的许多原理作了歪曲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对西方生物学中主张遗传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和美国新兴的控制论等，苏联也长期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对外封闭，闭目塞听，故步自封，自以为是，拒绝、排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结果必然在发展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奠定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再加上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左”路线，使得苏联在西方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态势之前只能望洋兴叹，老是追赶不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统治11年，虽然做了一些枝节改革，但推行的是准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撤换后，勃列日涅夫统治18年，复旧不改，推行的是新斯大林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领导人三次延误了改革：第一次是斯大林晚年延误了改革，第二次是赫鲁晓夫在位11年延误了改革，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延误了改革。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病故（76岁）时，苏联经济已经开始滑坡。接着由68岁的病人安德罗波夫接班担任总书记，只在任1年零3个月就去世了，随即又由72岁的病人契尔年科继任总书记，只在任1年零1个月又去世了，终身制与老人政治使苏联在短短2年零4个月内，党和国家三易其首。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科技与经济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几年，僵化体制沉疴宿疾已经病重难活。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前2年多依然延续过度集权的体制和“左”的“加速发展”路线，后3年多在党内外各种压力下急剧转向右面，到1991年终于发生剧变，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从斯大林起搞第一代终身制，经过赫鲁晓夫第二代、勃列日涅夫第三代，到戈尔巴乔夫第四代苏联就亡了！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大体上同苏联一样，都是由于体制和路线的原因，再加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预而招致失败的。只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比苏联短，其领导人只传到第二代就完了！

苏联等国在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打败了，这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是由于教条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或者从根本上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而招致的灭顶之灾。如果能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加速发展新科技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新科技革命的大浪潮，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来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中重获新生。现在，克服苏联模式弊病、使社会主义重获新生这个历史重任就落在中国和各国共产党人身上了。2013年中共党员已有8500多万人，约占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的责任重大。

四、最重要的三点经验教训和启迪明示是什么？

综上所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带头实现以信息化为龙头的新科技革命而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苏联东欧诸国因未能追赶上新科技革命浪潮而发生剧变，结果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样鲜明对照的正反面历史性巨变，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经验教训和启迪明示，我以为有三点。

第一，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由于迄今还掌握新科技革命的牛耳，所以还拥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领导力和调节力，不会很快衰弱下去、一蹶不振。美国还会不断发生危机，但不会自行土崩瓦解，也不会引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我国有人兴高采烈甚至在研讨大会上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们指望“占领华尔街”会发展为“占领白宫”，指望会形成“战领制度”、引发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奇思妙想。被新科技革命全副武装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和平改良、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逐步把其推进到社会主义，而难以通过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去打倒它、推翻它、消灭它。我们不否认个别地区和国家由于阶级矛盾等多种矛盾激化会爆发暴力革命甚至已经爆发暴力革命多年，但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态势下，这些暴力革命难以像当今某些权威人士所预言那样，会沿着中国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更加切实可行之路是坚持和平改良、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

第二，当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再采取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峙、对立、对抗的冷战共处的对外方针，应改变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切国家对等、对话、对流（双向交流）的和平共处的对外方针。我们理应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时代主题，各国理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竞争达到互利双赢。中国与美国是当代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两国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双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我国要善于与众多国家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善于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成果和管理经验，善于引进外资、人才和装备产品。要加快发展新科技，加大科技（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教育的投资，竭力为追赶新科技革命创造上述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尊重人权、激励机制等十二个社会条件。当今我国思想理论界依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时代主题只是短时期现象，从长远看依然要靠战争与革命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他们内心主张中国在科技与经济获得更大发展后要以“雄主”（英雄群中的主体）主动出击美国霸权，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走苏联与西方对峙、对立、对抗的老路，完全违背我国和平崛起、普惠世界的基本方针。如果重走苏联老路，必然会重蹈苏联覆辙。当今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外交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同霸权主义做斗争要善于斗智、斗志、斗软（软实力）、斗巧（巧实力），不要轻易、随意斗武、斗勇、斗硬（硬实力）、斗核（核武器）。中国和平崛起是要和平发展世界、和平改变世界、和平优化世界，我们要善于联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这才是我国当今的大战略。

第三，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实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关键在于纠“左”防右，彻底纠正以往苏联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彻底清除封建主义余毒，同时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我们认清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混合经济等。在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方面，我国也大有成效——领导职务终身制终于废除了，城乡居民平等的选举权终于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和民族区域自治都有所进步，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已经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单独一款增加到公民权中，2012年中共十八大文件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的余毒未消，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依然任重道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多次讲道：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行党政分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些重要论断需要我们认真执行、切实实现。多年来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致使官员腐败愈益严重。根治腐败不能只限于严惩老虎与苍蝇的治标措施，根本之道在于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当前要强调中央集权，同时还要重视地方分权与基层民主。完全可以按照党章、宪法规定差额民主选举产生党政领导人，使选举人切实感到能够当家做主，选出并且有效监督领导人。如果像苏联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延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不仅难以在科技革命方面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确有可能积重难返、酿成重大灾祸。殷鉴不远，切须牢记。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柳瑟青.邓小平国际垄断资本论研究笔记[J].现代国际关系，2001，（7）（9）（11）.

[6]王亦楠.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J].求是，2002，（1）.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全集（第38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