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烦恼

赵灵敏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歌猛进中，风险和烦恼也在如影随形：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经商方式遭到了广泛质疑，一系列绑架和恐怖袭击事件，更对中国企业和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

汤加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南太平洋岛国，距离北京大概10000公里。由于路途遥远，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国名，也没有和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联系。但事实上，这里有五六千名中国人，大部分经营超市、餐馆和小生意。汤加每年有1亿～2亿美元的侨汇。汤加人天生爱消费，中国人天生爱挣钱，所以这些侨汇很大一部分都被中国人挣了。但挣了钱的中国人一不在岛上投资，二不在岛上置业，三不在岛上消费，而是全部汇往了中国国内，因此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

2012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汤加的影响力：中国持有汤加62%的外债，汤加欠中国两家国有银行的债务相当于经济规模的1/4。在这里，很容易找到中国援建的体育场、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警察局等大型工程，但汤加人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心存好感，另一方面却对华人移民的涌入抱着排斥的态度。另外，中国援建的道路有些没有应有的排水设施，结果下雨时路边房屋都被淹了；宏伟的公共建筑也不适应热带海洋性气候，无论是空调费还是维护费都很高，这也让汤加人有些失望。

中国在汤加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自2001年的“十五计划”开始，中国启动了“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十来年问快速增加。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而同期外商对内投资额为1175.86亿美元，两者的差额正在不断缩小。

但正如汤加的案例所展示的，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歌猛进中，风险和烦恼也在如影随形：部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经商方式遭到了质疑，一些人散布的“殖民主义”论调危及到中国的国际声誉，一系列绑架和恐怖袭击事件，更对中国企业和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瓜达尔港、昆都士、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中国人在被迫记住了世界上许多陌生的地名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化解这些风险和烦恼。

有些风险不可避免

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共9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逾18%。吃苦耐劳和对机会的把握能力，使得中国人将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全世界。中国人的无处不在，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海外遭受袭击侵害的频率也随之上升。这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是抢劫、诈骗、车祸等治安案件，这类案件客观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即使你不出国也一样难以避免，因此对这类事件只可以尽力防范，很难完全避免。

由这类事件所衍生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另一类无法完全避免的事件是恐怖袭击。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战略以革命和意识形态为先，不需要在全世界找能源，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在处理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不但没利益冲突，而且经常勒紧裤带给予大量援助，因此在那个阶段，中国不是恐怖袭击的对象。但到了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和其他国家和群体的利益碰撞非常频繁，遭到报复和打击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中国退回到封闭状态，否则就得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像上世纪70年代在海外被绑架的大多是日本人一样，这是个无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1994年8月15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翻译被恐怖分子枪杀，这是已知的较早发生的针对中国平民的恐怖活动事件。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类事件往往针对中资机构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手段残忍，导致的伤亡人数多，并伴随有政治目的，发生地点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线国家和非洲为主。而就在最近一个月，类似的事件就发生了多起：4月18日，两名中国工程师在苏丹西科尔多凡州遭武装分子绑架；5月中旬，10名中国工人在喀麦隆遭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5月21日，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遭枪手射杀。这显示了这类事件的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发生在非洲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几年有明显增加之势。

之所以如此，跟国际恐怖主义向非洲转移的大趋势有很大关系。随着“基地”组织在西亚北非被不断打压，一些成员开始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传统反恐前线国家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渗透，和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合流，加上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政府治理失效，就形成了一个从西非马里延伸到东非索马里的恐怖主义之弧，活跃在其中的恐怖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非共和国反政府武装“塞雷卡”、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等等。

近年来轰动全世界的一些恐怖大案——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劫持和杀害外国人质事件，发生在肯尼亚一座商场的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绑架女学生事件——均是这些组织所为。从目前来看，这些组织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随机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有时就成了施袭的目标。事实上，同期被绑架杀害的西方人不比中国人少。

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来说，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也必须留在那里。自2013年3月以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目前，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来源地，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额常年达到中国石油进口总额的1/3，非洲对中国的石油供给已经关乎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类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国家会因有恐怖袭击而放弃。

有些风险则可以避免

除了治安案件和恐怖袭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外，中国在海外发生的单纯经济纠纷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

2013年6月发生在加纳的中国人非法采金事件就是一例。加纳原本叫做黄金海岸，黄金开采有悠久的历史。最近几年，随着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不断飙升，加纳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淘金者的梦想之地。但根据加纳法律，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而由于中国采金者普遍规模较小，大部分人原本无法拥有开采许可证，于是他们就钻“外国人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设备保证”这一条法律规定的空子，并使用贿赂等手法把相关的手续摆平。更糟糕的是，这些采金者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

这种缺乏环保意识的做法，在缅甸也同样存在。2011年，中国参与投资建造的密松水电站，因招致当地部分环保人士和反对组织抗议而被单方面叫停，主要投资方中电投前期投入的70亿元人民币可能就此打了水漂。另外，在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工作的两名中国员工在今年5月18日被当地村民挟持为人质，要求当局完全停止该项目，原因也在于铜矿工程带来了污染，并导致当地一座佛寺遭到破坏。

另外，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在其他国家援建或承包的工程，往往多使用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建材，甚至连生活用品都从国内带过去，当地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自然不太高兴。2013年底，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圣基茨和尼维斯旅游与交通部长里奇·斯凯，这位部长也表达了对上述现象的不满。

还有个别中国企业认为非洲是落后的地方，把一些不人道的用工制度带到了非洲，拖欠工资、加班、随意解雇，最后往往会酿成罢工和暴动。

如何化解海外风险？

作为国际投资领域的新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征程才刚刚开始，遇到一些挫折也是平常事，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需要建构一套足以被世界所接受的全新价值体系，以消除外界关于中国的指责；在国内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规范用工制度，注意保护环境。不过，这些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操作层面，中国目前可以着手采取的措施包括：

改变和外国打交道的对象和方式。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利益，而这个利益就掌握在当权派的手中。所以我们的对外交往往往着重于和政客、商人打交道，而忽视了对普通民众和一些边缘群体的关注。但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中国人利益威胁最大的往往会是那些我们不了解、不重视的力量。这就需要我们更新观念，在有重大利益的地方和社会上不同层面的群体建立关系。

另外，现今中国人到海外经商办工厂，遇到事情所能依靠的只有大使馆，从此次越南排华暴动的情况看，这种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而百多年前中国人海外经商，是有浓郁的商会和同乡会传统的，往往能够抱团对抗一些侵害自身利益的事情，这种传统目前已经不复见。因此，重新组织起新的华人自治社团组织、弥补使领馆人力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