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醒民和他的《大梦谁先觉》

薛继先

陈醒民先生是南阳日报的老报人了——当然这个老是相对而言。在我的印象里，陈醒民先生在编报之余是以言论写作为长的，有时也写些散文，并不见他有写小说之类的文字，及至2013年的菊月，他托朋友送我一本《大梦谁先觉》的厚书。我拿到书的第一感觉以为是他收集的几十年写作的文集，待打开书本读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目录，我才恍然，原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于是便先读后记，始知此乃陈醒民先生的长篇处女新作——退居后的丰收。

退居后写作，在时下已非鲜见。不要说是文化人，就是那些远离文化场的官员、商界人士在退居后也操笔或写回忆录或写古体诗或写散文或写小说……总之，在文学有些式微的今天，在文学的阵营涌现出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存了些文学的情结。我想，即如是抛开这个话题，将他们走过来的人生历程，积累的人生经验、教训写出来，于世不啻也是大有补益的，而况像陈醒民先生这一代的人，在经历和见证了上个世纪长达六十年的风雨变幻，在他们的心里自然也就蕴储了对过往历史的思考和追问，用笔将之表现出来，其善之大，莫可能比。

确实如此。陈醒民先生的《大梦谁先觉》写的就是上个世纪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不久而发生的另一场运动——交心运动。对于这场运动，我们可以说它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余波，也可以说是为掀起五八年的“浮夸风”而做的前期心理鼓动。这场运动的形式仍然以“反右”运动的形式，鼓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党和政府交心，把对党对政府的意见说出来，从而使我们的党和政府，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更好地为人民工作。然而，我们那些真诚、善良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从刚刚过去的“反右”运动中吸取教训，终于又一次成了运动的“马前卒”，而在运动之结束，又一次遭到迫害和打击。他们的人生从此被蒙上黑色的幕布，他们的心灵和人格尊严从此遭受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摧残和羞辱。

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对于“反右”和“交心运动”的描写已出过不少震撼人心的作品，有的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曾产生过很大的轰动效应，如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等。但是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在受到“反右”的处理而被打成“右派”后，在劳教农场或农村所经受的痛苦生活和对他们人格尊严和心灵的折磨和摧残的经过。真正用小说的形式直接描写“反右”、“交心”运动过程的作品却是少至又少。值得珍视的是，陈醒民先生的《大梦谁先觉》就是一部直接描写“交心”运动过程的长篇小说，是对运动的一种直面话语。仅此一点，就使我对陈醒民先生刮目相看了。

《大梦谁先觉》来自于三国诸葛亮先生的一句诗句。原诗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是刘备第三次访贤诸葛亮时，诸葛亮午睡醒来吟咏的诗句，当他吟过诗句，问门人有无客来访时，门人报刘备来访，随唤入室，于是就在他隐居的南阳卧龙岗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于此，诸葛亮走出了他隐居多年的卧龙之地，辅佐刘备成就了三分天下。在这里陈醒民借用刘备的诗句作为小说的题目，无疑有着深切的含义。陈醒民先生在这里借助诸葛亮的“大梦谁先觉”的诗句，寓含了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政治风云。是啊，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交心运动中，一群热血的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谁又能事先预知到它未来的结局呢？正是这样的不可知性，在古京师院的青年学子和大学教授间演绎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报剧。

这部小说的人物主体，是古京师院中本一甲班的学生。作家以他们为视点，折射出整个古京师院的交心运动，也以他们为视点描写了人性的正直、善良，丑恶、卑鄙。这是一群1957年秋季入学的学子，他们抱着科学兴国、教育兴国、努力多学知识、报效国家的愿望走进古京师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们一进入到学校，就卷入到“反右”运动的洪流中，新入学的郝勇就因为言语不慎，被打成右派，劳教去了。而到学期期末，学院又为落实巩固“反右”成果，提出取消期考，提前放假，让学生参加劳动锻炼的计划。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是一个缺乏科学的年代，是一个不讲规则、不讲规律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发生，而作为学院，期末考试是必须的，然而在这样的年代，取消考试虽不合常规但符合违反常规的思维的。尤其是在听了学院党委书记、整风领导组组长严冰所做的动员报告后，整个学院像打了一针强心针，沸腾起来……中本一甲班团支书殷雷是一位善于鼓动紧跟上级的惟上派，在他的一番极具鼓动性的话语的诱使下，副班长兼劳动委员郑立业、小组长秦铁英、孔席等紧跟其后，积极发言予以支持。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二元性，对于学院的决定也有反对者，如刘国栋、武好修等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交心运动”发展结果的伏笔——以殷雷等人为首的左派，用卑鄙的手段在“交心运动”中对刘国栋、武好修等具有正义感的正直、善良者的迫害和打击。这就使我不免想到当今西方一位伦理学家的话：“政治选择是一种伦理选择”。确实如此，当一个人的政治选择确定之后，也就同时确定了他的伦理选择。

诚然，这是以殷雷为代表的“极左”派与以刘国栋、武好修为代表的坚持真理、遵循实事求是规律的人们的初步的矛盾交锋。而随着斗争的不断演进，他们的矛盾愈加激烈，尖锐，而至最终，殷雷以其政治选择的优势，掌握着斗争的话语权，在他的诱使下，刘国栋遭诬陷，而被捕；武好修遭批判，而失去情人。叶蓁起初是运动的支持者，入学之初还是中本一甲本的班长兼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她对运动产生了怀疑，最后向有关方面领导写信，说出自己对运动的看法。让叶蓁没想到的是，她的信又被返回到学校。叶蓁——一个善良的弱女子就这样也成了交心运动的牺牲品，成了学院的斗争对象。

陈醒民的小说叙事是以块状的单元故事为节点层层向前推进延伸，呈现出多元的复杂性，因此要想在评论中清晰地叙述出它的故事线索，而给出读者理出一个清晰的故事结构图显得有些困难，那么也就请读者原谅，让我从作品中抽出几个故事，以此看出作家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那场运动的思考深度。endprint

——一九五八年新学期开始不久，古京师院按照上级提出的在全国开展“双反”运动的号召，也在师院内开展了“双反”运动。其实这场“双反”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激进的浮夸风宗旨。运动的形式仍然采用反右的办法，即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揭发和批判浪费保守现象和它们的危害。应该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并没有错，反浪费、反保守，在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但事情错就错在对文件的执行和操作上，错在落实文件的跨越式思维上，如文件说反浪费，殷雷、郭玉纯、郑立业等左派人物就跨越思维，提出了在古京师院降低学生伙食费、取消生活补助费的跨越式的想法。学院领导竟不考虑国家政策，自作主张同意了殷雷等人的违反国家规定的极左意见。现在看，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可是在那个时候，什么样的逆天大荒的玩笑不能发生呢？

——随着上级“双反”运动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行动起来，“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古京师院在严冰书记的领导下，有殷雷一群极左思想人的摇旗呐喊，可想这场运动一定是新点子奇出，收获颇大。先是听严冰书记动员报告，继之学文件、个别谈心，再继之办专栏、写保证书、决心书，相互挑战，搞交心大竞赛。世上的任何事情就怕营造舆论氛围，因为一旦形成氛围，置身其中，你不狂也要狂，你不疯也要疯。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好修、郭玉纯。武好修本是一位很有主见的坚持真理的学生，但在交心运动中，第一个在中本一甲班交了自己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心”，虽然他的交心是诚实的，获得了部分同学们的认可，但最后也没能摆脱掉殷雷所戴给他的各种罪名。当然这是后话。而与武好修相比，郭玉纯是这场交心运动的最大悲剧者。郭玉纯的交心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在运动初期的自觉交心，到运动中期的背靠背揭发，郭玉纯的交心都是非常冷静的，可是到了交心竞赛，郭玉纯终于坐不住了，说出了自己的父母是地主分子，还私藏枪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郭玉纯的父亲被逮捕了，他的母亲得知是被儿子揭发的，竟然气死了。郭玉纯的精神崩溃了。于是，他跳井自杀了。让人悲哀的是郭玉纯的死，并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同情与醒悟，学生和教授们依然在言辞铮铮地控诉着自我：武好修说出了自己曾对家庭划为地主成分的不满，陶怡然说出自己心里喜爱的女学生的内裤的丑事，孔席说出了暗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名利思想……

——运动进入上挂下联，大鸣大放阶段，上面引导人们说出对大跃进形势的意见。古京师院的师生又一次在劫难逃，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国栋没忍住，说了大跃进学院在教学上的违反办学规律的做法，说了农村浮夸风带来的后果，武好修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叶蓁也终于对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有些怀疑，向有关方面写信。事实是我们的运动早就定了调子，无论你说的真实与否，就打你反党、反革命没商量。至此，刘国栋、武好修、叶蓁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就是陈醒民先生长篇小说《大梦谁先觉》所叙述的事件，虽然我的叙述过于简略，但也很显然，读者可从我的叙述中洞视出这场交心运动的实质，用意，目的。在这里，大梦谁先觉？是刘国栋，是武好修？都不是。作家用这么一句疑问句，其目的是在引起我们的反思。陈醒民的叙事策略不是以人物为重点演绎故事，而是以事件为主线，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性格。从小说的结构美学上说，也许这样的叙事容易遮蔽人物的性格，但从小说所揭示的生活深度和所表现的思想意旨上说，却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审美效果。

当然，作品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瑕疵，如第一章的“切磋”，第三章的“告别”，第六章的“游龙亭”，第十二章的“谈诗游园”，第二十章的“喜兴与悲凉”等，应该说这些章节从作品结构上而言，起到了“驰”的艺术效果，一张一弛谓之道也。但问题是作家在叙事方法和表现技巧上陷入到“掉书袋”的套臼，或者是说作家的叙事陷入到单纯的教书话语，而忽视了小说的叙事技巧，读起来有些生硬或曰与作品整体叙事氛围和结构不相协调的感觉。

再就是小说人物形象的个性不够鲜明，这与小说的叙事策略有关。因为作家是以“交心运动”为主写人物，自然事件是主体，人物是附属，或者说人物是符号，目的是用人物的矛盾冲突以揭示“交心运动”的过程。诚然，这样也未必不可，但小说毕竟是写人的，是以人物形象感动读者，因此，作家倘若把人物的形象描写作为主体，这部小说当是描写这类题材不可多得的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优秀作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