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邓小平时刻”

赵明昊

不少人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其重要性而言堪比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华盛顿邮报》刊文称，这是继1978年邓小平掀起市场化改革大幕、1993年江泽民使中国改革步入全球化阶段之后的第三波改革浪潮。

众所周知，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深圳、珠海等地期间发出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最强音：“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军队领导人杨白冰则在3月表示，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主题，并开始着手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研究邓小平的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F.Yogel）认为当代中国的基础是从1978年开始奠定的，而中国至今仍然处于邓小平时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并不是一时间完全显现，如何判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真正影响仍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无疑，这两次三中全会之间有着极大的继承性和相似性，但为了把握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或许是厘清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换言之，应充分认识到当下的中国正在拥抱一个大不一样的“邓小平时刻”。

35年前，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实际上是为了拯救一个濒临破败的国家，是党和国家生死关头做出的战略抉择。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额不到100亿美元，人均年收入仅有200美元，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把跟外国人改善关系说成“卖国”。邓小平认识到，要想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和组织干部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掌握好平衡，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撰写讲话稿时，邓小平苦苦思索的是：如何鼓励新思想，又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要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避免急于求成而“被胜利冲昏头脑”；如何既维护稳定，又推动对外开放；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确保国家的发展目标得以充分落实。

正如傅高义所言，邓小平其实并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他不过是为中国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有利于中国转型的想法梳理总结，使人们齐心协力落实各项改革，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如果说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宝贵遗产的话，邓小平其实给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留下的东西要更多：坚定捍卫党的地位，言行要有权威性，牢牢掌握军队，强调战略定力；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做事果敢，少说多做；用试验争取群众的支持，继而用群众的支持推动重大政策突破。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中国带来巨变，平心而论，短短35年，以年均超过10%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6亿人摆脱贫困，让一个有着千年集权历史的“中央王国”逐步与世界接轨，的确可谓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成就。从某种程度而言，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成功”带来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似乎比35年前开启改革进程更加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首先，改革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总体意识形态、社会生态和政治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但不同群体却怀揣不尽相同的改革构想，都希望改革别人而非改革自己。在这一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最大程度上促使党内外形成高度共识，将是观察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换言之，对于三中全会而言，万众期待易，但真正做到众望所归却越来越难。正因此，习近平强调，“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其次，改革不能再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又绝非易事，“自下而上”更多考验的是执政者的心胸，“自上而下”则是一场更为艰困的自我较量。中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将2020年作为确定的时限。“治理”这个核心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开放、公平、协商、透明，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强调可谓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突破。而从经验到制度，从初级阶段的制度再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这无疑是对中共全方位执政能力和“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能力提出的严峻考验。

第三，中国领导层更加注重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说到底，就是要确保改革举措相互“不打架、不冲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够顺利推进。近年，中国推进的很多政策议程似乎是彼此矛盾的，比如压产能和保就业、调结构和稳增长。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将使2.5亿农民工有望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充分权利，这对于缓解劳动力资源紧张、促进城镇化、推动消费型经济发展有很大好处，但同时也会导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激增。而地方政府由于担心财政收入短缺问题，可能还会抵制赋予农民更大权益的土地制度改革。

最后，中国改革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外界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可能会存在既期待又担心的复杂态度。如今，中国处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高不低、不上不下”的位置，面临的是一种“前堵后追”的困境——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竞争、技术转移限制等挑战，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中低端产品竞争。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近日在《国家利益》刊文称，中国改革成功还是失败，对美国来说都是毒药，一个成功的、改革的中国对美国经济领袖地位构成重大挑战；一个停滞的、紧张的中国对美国也会构成重大挑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看，中国内部选择的政策议程和发展道路从来都是与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紧密相连的。过去的发展机遇主要在于中国如何吸引外部的资源，而如今中国要想继续取得成功的话，它必须思考如何把“办好自己的事情”和“参与世界的事情”更为深入地统一起来。

值得强调的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这些长期目标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不仅需要升级版的经济发展战略，更需要升级版的国际战略相配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及其职能透露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施政取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更加重视“内”与“外”的结合。中国领导人过去几十年一直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这或许正在出现重要的微调：为了拥抱一个不一样的“邓小平时刻”，需要更多一些“从国际看国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