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与华尔街一些专业人士交流过程中,我切身了解到,中美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在事实上高度相互影响。中美在把握其自身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行时,如果试图脱离对方,都将难以获得清晰完整的图景,导致判断出现偏差。换言之,中美双方基于各种因素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从总体上看,只有从中美经济金融互动交流角度来讨论两国的经济政策走势,才是合乎这种趋势的。中美经济金融体系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体现出来。有一位银行家告诉我,早在多年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查发现,因为中国市场放长假了,导致大洋彼岸的银行体系的清算业务量在一段时间内下降。如今中美经济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程度,毫无疑问有了持续性的更大提升。然而,中美在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的分歧和争议不断,许多讨论和决策还常常以一些猜测、乃至阴谋论性质的想象为基础。要弥合这种差距,不可能仅靠媒体喊话,更不可能靠阴谋论式的想象,而要靠大量专业交流和争议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丰富市场经验、对中美两个市场都有较深入跟踪研究的专业人士,有可能发挥更积极的推动作用。史蒂芬·罗奇在《大失衡》一书中认为,两国经济增长基础和模式的不同却恰恰创造了彼此发展的互补和不同层次的依赖。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连同两国关系均在这种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实现“失衡,平衡,大失衡,再平衡”的发展和演变。他认为崛起中的中国正面临许多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类似挑战,包括:房地产泡沫与过度投资、资源与环境恶化、腐败等问题。同时,美国也面临诸如财政和贸易赤字、低储蓄等结构性失衡的挑战。但这并不表明一方的发展和增长是以另一方实力的落后和下降为支撑。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不提高储蓄率水平,推动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换言之,中美双方未来的发展都应重点解决自身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将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指向对方。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温和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累积,而不得不转向依靠投入效率的不断上升;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也在艰难地变化,中国并没有像此前增长放缓时那样出现就业问题,社会各界对经济转型的共识也在增多,例如已经很少有人会建议在经济回落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信贷刺激。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常态也在逐步显露出轮廓,虽然接下来还需要经历艰苦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压力。问题的不断化解,也必然会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扩大内需以及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会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美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影响,例如量化宽松的退出、以页岩气为代表的能源革命,以及互联网、生物技术、汽车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影响。▲(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