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性心理疲劳的IAT测量

葛 杨，张力为

1 前言

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方法和诊断标准是该领域专家们所公认的研究难点。现阶段国内、外的研究者均主要依据运动员的自评报告对其心理疲劳水平进行检测（Goodger，2007［18］；张 连成，张 力 为，阳 海 英 等，2012［10］），然而，在研究中，自评报告的方法常常受到两方面的质疑：内省局限（introspective limits）和反应倾向（response factors）（Greenwald，2002）［19］，即一方面参与者可能对自身的心理状况缺乏认识，存在意识失真（conscious distortion，Egloff和Schmukle，2002）［15］；另一方面，受测验环境或者印象管 理的影响，参与者倾向于隐藏真实的自己，如要求特征、社会赞许效应和假装。除此之外，单一的测量范式可能带来共同方法偏误，降低测量的准确性。对于心理疲劳问卷的评价标准，至今也仍然莫衷一是，仅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Athlete Burnout Questionnaire，ABQ，Raedeke 和 Smith，2001）［29］而言，就有1／3法、中 位数法、75%标 准、加权 等多种评价方法（张连成等人，2012）［10］。这些使得运动心理工作者在实践中，对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诊断往往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和令人信服的依据。

张力为 等（2006，2012）［7，10］提 出，可 以 尝 试 用 内 隐 态度来测量运动性心理疲劳，以训练场景作为图片刺激，利用内隐联想测验（IAT）范式完成图片—词汇匹配任务，检验参与者是否将更多的消极词汇与训练场景匹配，以此确定其心理疲劳的程度。本研究将以此构想为基础设计内隐联想测验并进行相关实验检验。

1.1 内隐联想测验

Greenwald等人1998年提出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它以人脑中的神经网络模型为理论基础，考察成对的目标概念与属性概念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该理论假设，人脑中存在一个认知神经网络，在网络的每个节点上，都有一种概念，代表一个事物或者一个评价，如果两个概念联系紧密，即在网络中的距离相近，当一个概念被激活时，这种激活就会扩散到与其联系紧密的概念，如一个事物概念被激活时，与其联系紧密的评价概念也会随之被激活，那么，对这两类概念做同一反应较容易（相容任务）。反之，如果两个概念联系较远，则做同一反应便困难（不相容任务）。由此，我们便可以通过测量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程度，来反映个体的倾向性。一般以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之差作为联系程度的指标。神经网络模型成立的前提在于人脑中概念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内隐联系，这也是本研究测验编制和结果解释的主要依据。

内隐联想测验（以下简称IAT）最初用于社会心理学，后在多个领域都得到了丰富的应用，在运动心理学中，曾被用来测量运动员对兴奋剂的态度（Brand Ralf，Marcus和 Norbert，2011［11］）和 内 隐 攻 击 行 为 （Thomas 等［33］）。其主要功用有：1）测量传统外显测验所不能测量的潜意识的部分，如内隐自尊（Greenwald等）［19］；2）预测一些敏感或特殊的变量，如种族歧视和非言语行为（Mitchell，Nosek和 Banaji，2003［27］；Egloff和 Schmukle，2002［15］）；3）为外显测验提供增值效度，如低外显高内隐自我概念的人较其他组合的人收到消极反馈后，智力测验成绩反而 有 显 著 提 高 （Friederike等 ，2013）［16］。 从 方 法 上 ，IAT被认为有效的弥补了外显测验中两种误差——内省不足和反应倾向（Greenwald，2002）［15］。前者是指实验参与者缺乏自察的能力，无意识地受到自我认识程度或指导语的影响，而不能准确选出符合自己真实情况的分数；后者是指实验参与者受社会赞许效应或实验者要求特征的影响，有意伪装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两种情况均会影响测验效度，在以甄别个体差异为目的的研究中，增大虚报或漏报率。

1.2 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内隐联想测验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心理疲劳发生初期是具有情境性的。Smith（1986）［32］最早将运动性心理疲劳定义为“由慢性压力引起的心理、情绪、生理从运动中退缩的倾向，是一个包含环境刺激、个体的认知评价、生理行为反应的压力应激过程”；Raedeke（1997）［30］认为，运动性心理疲劳是“运动员在运动情境中体验到的一种耗竭感和成就感降低，它引起对所从事运动项目及一切相关事物的消极态度及回避倾向”，二者都强调了心理疲劳运动员对运动情境回避退缩的消极反应。在国内的质性研究中，运动员也时常报告“一想起训练，脑子就疼”，“一看到那个横杆，看到那个垫子，就讨厌，不想碰它”，“只要不训练，我精神好得很。一到训练时，去训练场馆的时候就想，又训练了。”等体验（刘方琳，2005［6］；毕晓婷，2013［1］）。由此可见，运动员心理疲劳反应与运动刺激是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运动刺激很可能激活了心理疲劳的运动员脑中有关耗竭、低成就感、回避等消极概念，根据IAT的测验逻辑，即心理疲劳的运动员脑中运动的相关概念可能与消极概念的联结更加紧密。

此外，关于运动性心理疲劳运动员对运动情境反应的假设，还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Hippel等人（2008）［23］在内隐态度研究发现，护士对吸毒、酗酒者的内隐偏见越深，他们的工作压力就越大、改变工作的意向也越强烈；Kelly等人 （2013）［25］的研究表明，教师对孤独症儿童的内隐评价能显著预测其外显态度和工作倦怠。可以推测，若运动员对所从事的运动持消极的内隐评价，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将运动中的刺激知觉为压力，进而导致心理疲劳，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刺激下，那些对训练情境持有消极内隐态度的运动员更可能发生心理疲劳。

综上所述，本研究设想运动性心理疲劳和运动员对运动情境的内隐态度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循环因果的关系，即运动性心理疲劳将会引起运动员对训练情境的消极反应，且反应的消极程度应随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严重程度而定，越疲劳的运动员脑中有关运动与消极概念的联结越紧密，个体对此无法进行有意控制，这个联结长久地存在于头脑中，易化运动员对训练中压力的感知，使再次发生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概率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对训练情境的消极内隐态度是衡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关键，那么，以IAT范式测量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基本逻辑是将训练和生活情境作为目标刺激，与运动性心理疲劳有关的消极和积极词汇作为属性刺激，考察二者之间的内隐联结，IAT中“训练”对应消极评价，“生活”对应积极评价，IAT得分越高，参与者的心理疲劳越严重。由此建立的运动员心理疲劳操作定义即是“训练情境与消极心理疲劳概念的内隐联结”，这与现有外显测量工具对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操作性定义——情绪／体力耗竭，成就感降低，运动负评价（Raedeke，2001）［29］有所不同。因此，内隐和外显测验之间的关系，将是本研究着重考察的内容之一。

1.2.1 IAT 测验材料

Houwer等人（2009）［24］对IAT 测验的论述 中 提 到 了IAT效应受测验材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ex－trapersonal knowledge）①社会文化（extrapersonal knowledge）是指IAT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中两个概念的联结强度而非个体的倾向性，是在测验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背景知识而非个人真实的信念。如在白人社会中的黑人参与者，仍然会表现出来倾向于白人的IAT效应。这类社会认知在运动领域广泛存在，特别是在我国，提到“运动员”“训练”时，大多数人都存在“举国体制”、“汗水”、“辛苦”等刻板印象。而对运动员而言，他们对运动的态度，是否受集体文化的影响，影响多少，我们尚不能确定。本研究旨在用IAT测验反映出个体个性化的经验态度，如果混淆了文化和个体经验，便不能对单个运动员进行有效的诊断。因此，在编制本研究的IAT测验时，本研究尽可能屏蔽掉“目标刺激”本身所包含积极或消极的刻板印象，使生活和训练情境目标刺激诱发的情绪达到匹配。以及刺激的代表性和相似性。我们先后邀请了98名大学生运动员前后两次对有关训练和生活情境的词汇和图片从指代明确性、熟悉度和愉悦度3方面进行7级评定，筛选出熟悉度和代表度得分最高，接近中性情绪色彩的5个训练情境词：器械、秒表、强度、场馆、测试；4个生活情境词：键盘、衣柜、学习、书签，作为IAT文字测验的目标刺激；采用相同的办法筛选出寝室、教学楼、图书馆、田径训练馆中的跑道、器械、秒表等生活训练情境图片各6张作为IAT图片测验的目标刺激。

从中文版《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BQ）中选取3个维度下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两组动词、形容词，并补充选出词汇的反义词，邀请10位运动心理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从是否能够代表其所属维度的积极或消极意义进行评价。评分采用里克特7点量表，1为非常不合适，7为非常合适，4为中点。评分者一致性信度为0.72，筛选出各维度下平均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组成18个IAT测验的属性词。

1.2.2 IAT 测验程序

将上述材料编入Inquist所提供的包含7个试组（block）的IAT 标准程序中（表1），要求参与者按照屏幕左、右上方的分类提示，对在屏幕中央逐个呈现的词语分类按键。若错误则出现提示，改正后继续。程序内部自动变换相容和不相容任务出现的先后次序，抵消了相容和不相容任务的顺序效应。实验考察成对的目标概念与属性概念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d值。d值计算采用Greenwald（2003）［21］所提出的优化算法②IAT－d值的具体计算流程为：1）选取练习试组（block）和测试组的数据；2）删除反应时大于10 000ms的试次；删除平均反应时大于8 000ms的参与者；删除相容或不相容条件下反应错误率超过20%的参与者；3）计算每个试组正确反应时的平均数；4）分别计算练习试组和测试试组反应时的联合标准差；5）将所有错误反应时替换为（M＋600）ms；6）分别计算练习和测试4个试组的反应时均值；7）计算练习试组的效应值和测试试组的效应值；8）计算练习和测试试组效应值的平均值。本文研究所采用的IAT得分均以此方法计算，以下不再赘述。

表1 本研究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量样例一览表Table 1 Illustration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Burnout（IAT－Burnout）.

1.3 研究设计

目前，国内尚没有出现以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疲劳的报告。本研究尝试解决的问题有：1）运动性心理疲劳内隐联想测验的信度如何（研究一、二）？2）运动性心理疲劳内隐联想测验与各效标变量的关系如何（研究三）？3）用内隐联想测验研究运动性心理疲劳是否能反映运动员心理疲劳，预测运动员运动表现（研究四）？本文将分述所进行的4项研究以回答上述3个问题。

2 研究一：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验的跨时间稳定性

2.1 目的

本实验旨在考察IAT测验内部一致性及对同一组参与者前后施测两次的一致性程度。运动性心理疲劳是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的心理特质，因此在没有其他变量干扰的情况下，前后两次测试结果应该保持一致。

2.2 方法

2.2.1 参与者

邀请15位运动训练专业大三学生，主要为田径（13人）和网球（2人）专项，平均年龄20.93（SD＝0.88）岁，平均训练年限5.18（SD＝1.96），平均每日训练时间为2.13 h（SD＝0.68）。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参与者被告知完成实验将获得成绩奖励。

2.2.2 材料

选取所编制的以IAT训练生活情境词为目标刺激的IAT测验。

2.2.3 程序

将所编制的IAT情境测验（文字版）在LENOVEL M6400，Windows XP系统上运行，显示屏为SAMSUNG17寸纯平显示屏，分辨率为1024×768，32位真彩色。所有实验参与者被告知“将要进行一项反应能力的测试，测试内容是一项分类任务，屏幕中间会出现一些词，根据你的理解把它归入屏幕上方的两个类别中，属于左上角那一类按E键，右上角那一类按I键，如果归错类了，会有提示，按相反的按键改正即可，保证正确率的情况下完成得越快越好。”参与者来到实验室后，分配好计算机开始测验，第一次测试时间为2013年10月13日，第二次测试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两次测验均处于正常教学期，研究参与者报告两次测验期间训练生活没有明显变化。

2.3 结果与讨论

参考Egloff和Schmukle（2002）［15］提出的计算方法①IAT内部一致性信度的计算方法：每个不相容条件下（Block7）试次的反应时减去相应的相容条件下（Block4）试次的反应时，对这40对试次的反应时差值计算克伦巴赫α系数。，本研究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α1＝0.78；α2＝0.82。将两次测试结果输入SPSS 18.0得到两次测验d值的相关系数为0.64，达到统计检验α＜0.01的显著性水平，且与前人研究报告的IAT重测信度结果相似：Dasgupta和Greenwald（2001）［14］种族 偏好的IAT 测 验报告的相 关系数为0.65（间隔1天），Greenwald和 Farham（2000）［20］报告的相关 系 数 为 0.52，Egloff和 Schmukle（2002）［15］焦 虑IAT测验报告的相关系数为0.57（间隔一周）。

15名参与者前后两次测验d值离差绝对值的平均数为0.39（SD＝0.31），其中1名参与者两次测验态度方向变化（d1＝0.77；d2＝ －0.40），其余参与者两次均保持一致，即IAT的d值前后两次同为正或同为负。IAT测试内block的顺序对d值存在显著影响，相容条件在前的测试d1值得分显著大于不相容条件在前的d2（d1＝0.56；d2＝－0.10，F＝13.32，p＝0.00，η2＝0.32）。这可能说明参与者的IAT效应中混淆了测验的顺序效应。9名参与者前后两次测验试组次序改变，即第一次接受的是相容／不相容条件在前，第二次接受不相容／相容条件在前。9人中有1名参与者d值方向发生变化，其余参与者的成绩均有所收敛，即若参与者第一次测试时相容条件在前，所得d值为正，那么第二次测时（不相容条件在前），所得d值仍为正，但绝对值小了。说明实验顺序确实起到了干扰：若一名运动员本身倾向于将训练与消极概念相联，则相容条件（训练＊消极VS生活＊积极）在前则会强化这种联结，不相容条件（训练＊积极 VS生活＊消极）在前，则会减弱这种联结；而若一名运动员本身并无偏向性，那么他的IAT得分d值很大可能取决于何种条件的试组在前。然而，由于实验参与者人数较少，做出确切的结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说，本研究所编制的IAT测验保持了较为可靠的信度。若将d＞0看作是对训练持有消极内隐态度，可能发生心理疲劳；d＜0看作是对训练持有积极内隐态度，没有心理疲劳，则d值正负所代表的方向性判断更为可靠，即对训练的内隐评价是消极或积极的；而d值大小所代表的程度性判断，即对训练的内隐评价有多积极或消极，还应结合IAT内部相容和不相容条件试组出现的先后顺序，或选取参照点进一步考察。

3 研究二：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验的跨情境稳定性

3.1 目的

反应倾向是影响外显测量信度的关键因素，IAT设计之初也是为了弥补自陈报告过于依赖主观反应的缺陷（Greenwald等，1998）［22］。前人研究证实，IAT 对假装策略（faking）有良好的免疫功能（Melanie，2004）［26］。只有参与者在了解测验原理后，采取加快或放慢反应速度的策略（Rohner等，2013）［31］才能伪装测试结果。为了验证所编制的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验不易受参与者反应倾向的影响，研究者设计了指导语控制的假装情境，考察内隐和外显测验在正常和假装情境中得分的差异。

3.2 方法

3.2.1 参与者

在运动训练专业同一个班级中选取30名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情境组8男7女，平均年龄20.9（SD＝0.31）岁，平均参与训练8.2（SD＝0.99）年，每日训练时1.8（SD＝0.15）h。对照组7男8女，平均年龄20.6（SD＝0.16）岁，平均参与训练8.4（SD＝0.81）年，平均每日训练1.63（SD＝0.17）h。所有参与者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3.2.2 材料

IAT测验同研究一，选用文字版IAT测验。

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thlete Burnout Questionnaire，ABQ）由Raedeke和Smith在2001年研制，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多的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问卷。问卷有15个条目，包括情绪和体力耗竭（emotion／physical exhaustion）、成就感的降低（reduce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和对运动负评价（sport devaluation）3个分量表。要求被调查者在“从没有”到“总是”5个等级上评价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对训练比赛的感受，各维度分值越高，说明心理疲劳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假装组克伦巴赫α为0.86；对照组α为0.69，以下简称ABQ。

社会赞许性量表（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13），包含13个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题目，是非选项，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情况在“是”和“否”之间做出选择，每题“是”计1分，“否”计0分，第3题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则说明社会赞许倾向越强。

3.2.3 程序

所有参与者提前被告知要进行一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试，以换取成绩。提前一个星期对所有参与者统一施测ABQ问卷，并预约测试时间。正式测试前两组ABQ测验得分分别为：对照组 M＝2.44＋0.51；假装组 M＝2.61＋0.56。对两组差异t检验：t＝ －0.73，P＝0.47。

实验仪器同研究一。参与者来到实验室后，主试安排好计算机并邀请其坐下，首先采用统一指导语解释实验如何操作（同研究一），之后，假装组被告知“你的测验成绩是需要代表班里报到学校的，所以请尽可能填答的积极一些”；对照组则被告知“请根据自身情况认真回答”。

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IAT测试，采用之前编制的以训练和生活词为目标的IAT测验。第二部分是问卷调查，包括ABQ，社会赞许性量表（SDS－13）。将IAT测验放在外显测验之前，是由于部分研究指出外显测验能干预内隐测验的成绩（Egloff等，2002）［15］。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及之后的研究中除了首次集体施测的ABQ问卷外，其余所有量表均被编入计算机，应用Inquist 3.2软件在绿色的屏幕背景下，逐条呈现。参与者按键选择最符合其自身状况的选项，采取机测是因为软件能准确记录参与者作答每一道题的时间，这不仅提供了问卷测量的又一变量，而且，为后期的筛选数据判断参与者作答是否认真提供重要依据。除此之外，符合运动员不喜欢大量文字内容同时呈现的认知特点，逐条呈现更为清晰，明确，且大大减少了题目之间的相互影响。所有测试结束后，向参与者解释实验，表示感谢。

3.3 结果与讨论

将两组测试结果输入SPSS 18.0，统计分析发现在IAT测验上，假装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t＝0.30，df＝28，P＝0.76，cohen’sd＝0.00）。在外显心理疲劳测验上，假装组得分低于对照组，边缘显著（t＝1.98，df＝28，P＝0.06，cohen’sd＝0.12），且相较于之前的 ABQ测验，假装组得分显著降低（t＝5.44，df＝14，P＝0.00，cohen’sd＝0.33），而对照组没有差异，说明指导语对假装组起了作用，符合研究假设。然而，两组的社会赞许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t＝－0.00，df＝28，P＝1.00，cohen’sd＝0.03），与之前假设不符。

与 以 往 研 究 类 似 （Egloff 等，2002［15］和 Melanie，2004［26］），与外显测验相比，IAT 更少受伪装指导语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不了解IAT原理的情况下，参与者不易控制IAT的结果。然而，社会赞许性量表得分上没有差异，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符。两组在社会赞许效应问卷反应时上的差异边缘显著（t＝1.73，df＝28，P＝0.09，cohen’sd＝0.13），这说明，对照组可能比假装组经历了更复杂的心理加工过程。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参与者为学生，对考试审查等比较敏感，而指导语强调了伪装，也可能在暗示参与者“答的要比自身好，还不能被发现”，而SDS－13为二分问卷，且题目为大多数人共有的日常经验，不涉及好坏之分，且撒谎更容易被识别，因此，参与者在此问卷上也减少了伪装的程度。本研究认为，两组在SDS－13上的时间差的部分差异可能来自内省，因为，在ABQ反应时上，对照组也长于假装组，我们推测假装组只需按照指导语伪装好，而对照组则花了更多时间权衡自己的真实体验。

从实验结果上看来，IAT较好的规避了伪装指导语的影响，在不了解实验原理的情况下，参与者较难对IAT结果进行控制①本研究的评阅人提到，假装组参与者在第一次ABQ测验上得分高，表现出轻微的心理疲劳，在收到指导语之后，可能出于自我保护心理，倾向于回答的较为积极，而并不是外显测验的问题。作者认为这正说明了外显测验容易受参与者反应倾向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考虑到参与者的IAT经验或对IAT原理的熟悉程度等变量影响。

4 研究三：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验的效度检验

4.1 目的

研究三和研究四将要解决的问题是检验IAT测验能否反映运动员的运动性心理疲劳。Egloff等人（2002）［15］指出，对所测心理特征已知指示变量的预测是衡量测量工具是否有效的基石。因此，本研究选取心理疲劳外显测验作为直接效标，选取运动动机、训练比赛满意感作为预测效标，对IAT测量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效度进行检验（图1）。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增加了以训练生活场景图片为目标刺激的IAT测验，以考察IAT的汇聚效度。

图1 本研究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关系示意图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Map of IATs and Criteria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所编制IAT测验的效度，即验证其能否反映运动性心理疲劳。假设1.文字与图片IAT相关，两个IAT之间的相关高于IAT与外显测验之间的相关。假设2.高运动性心理疲劳者IAT测验得分大于低运动性心理疲劳者。假设3.IAT测验可以预测训练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且能对外显测验的预测有增值贡献。

4.2 方法

4.2.1 参与者

招募运动训练85人，经过筛选后剩67人①筛选的标准是：在ABQ，IAT文字，IAT图片，心理疲劳症状问卷，运动动机，训练比赛满意感任何一项测验不符合标准后删除该参与者所有数据。ABQ中删去出现以下任一情况的问卷：1）一道题目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的被算作漏答，有3道以上题目漏答；2）连续5个或以上题目选相同选项；3）第1题与14题答案相互矛盾。IAT根据Greenland（2003）的要求和此次测量的情况，删除平均反应时大于8 000ms的参与者；删除相容或不相容条件下反应错误率超过20%的参与者。其余问卷在计算机上施测，没有漏答或一题多选的现象。但是在计算机上答题，更容易形成按键定势，因此删去连续5个选择同一选项的参与者。计算机能够记录每道题的答题时间，这为这部分问卷的筛选提供了主要依据，根据实验目的，我们需要参与者对每道题有一定的内省时间，因此根据样本的分布，删去心理疲劳症状清单问卷每道题平均作答时间小于3 000ms或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问卷每道题平均作答时间小于4 000ms的问卷。，54男，13女。平均年龄20.67＋1.44岁，平均参与训练4.88＋2.30年，平均每日训练1.92＋0.85h，57名二级运动员，8名一级运动员。其中16人近期有比赛。参与者参与实验赚取成绩，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4.2.2 材料

两个IAT及ABQ测验（本次测验克伦巴赫α为0.75）前文已介绍，不再赘述。

心理疲劳症状问卷：林岭（2006）［5］博士论文中根据运动员访谈、观察及概念模型编制的运动性心理疲劳5级评定问卷，经过两轮筛选，提取了4个维度18个条目，分别为动机水平下降（α＝0.79）；躯体行为症状（α＝0.70），负性情绪（α＝0.74），负评价与成就感降低（α＝0.57）。问卷的条目均来自于运动员的自述，题目短小，易于理解，且更符合中国运动员的真实情景。

运动动机量表：张力为（2001）［8］编制，分为参与动机和回避动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由三个题目组成，共6题。要求参与者在不同意和同意之间作5级评判，参与倾向越强，则说明越能够从本专项训练、竞赛中体验到乐趣，回避动机越强，则表明越倾向于退出训练、比赛。量表所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2。本次测量α信度为0.62。

训练、比赛满意感：由张力为，梁展鹏（2002）［9］编制，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5。该量表含有6个条目，第5题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则说明受测者越倾向于对目前的训练比赛持有积极满意的评价。本研究中的α信度为0.68。

4.2.3 程序

所有研究参与者被告知要参加一项反应能力的测试，分为纸笔测验和计算机测验两部分，先统一施测ABQ问卷，之后，邀请参与者到实验室，在计算机上依次完成两个IAT测验，心理疲劳症状问卷，运动动机量表和训练比赛满意感问卷，其中，图片和文字IAT测验随机顺序先后呈现。每名参与者完成所有项目需要20～30min，如果做完第一个IAT测验后感到疲劳，则要求其休息2～5min再继续。所有测验完成后向参与者解释结果，赠送礼品，表达感谢。

4.3 结果与讨论

对于参与研究的大学生运动员群体而言，此次测试中的相容反应时都略低于不相容反应时，但均没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字IAT：t＝ －1.15，df＝66，P＝0.26；图片IAT：t＝－1.20，df＝66，P＝0.23），也就是说，对于大学生运动员整体而言，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训练积极或消极的内隐效应。参与者的年龄、训练年限、每日训练时长与两个IAT测验为低负相关，其中，训练年限与IAT图片测验相关最强（r＝－0.26，P＝0.05），其余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参与者的性别、运动等级、近期是否有比赛在两个IAT测验得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4.3.1 IAT与外显心理疲劳测验的关系

将IAT内部试组顺序设为协变量，做图片与文字IAT的偏相关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相关显著（rIAT＝0.41）。IAT与外显测量的相关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相关不显著，在ABQ的三个维度中，以训练生活情境词汇为目标刺激的文字IAT 与运动负评价相关最高：r＝0.22，P＝0.07。以ABQ总得分为依据，将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各27%的参与者划分为心理疲劳高分组和心理疲劳低分组，两组各18人，做独立样本t检验，两组在两个外显测验上差异显著（ABQ：t＝－14.14，df＝34，P＝0.00，cohen’sd＝0.82；症状问卷：t＝－3.65，df＝34，P＝0.00，cohen’sd＝0.31），说明分组有效。在文字IAT测验上，ABQ高分组的平均成绩大于 ABQ低分组（M高分组＝0.27＋0.54；M低分组＝ －0.02＋0.55），但 未 达 到α＝0.05的 显 著 性 水 平（t＝－1.68，df＝34，P＝0.10，cohen’sd＝0.06），在图片IAT测验上，ABQ高分组平均成绩大于低分组（M高分组＝0.11＋0.49；M低分组＝0.09＋0.47），但同样不显著（t＝－0.14，df＝34，P＝0.89，cohen’sd＝0.00）。

控制了IAT内部试组的顺序效应后，两个IAT和两个外显测验之间分别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且IAT测验间的相关大于其与外显测验间的相关，符合假设1，表明IAT具有一定的汇聚效度。值得注意的是，文字IAT测验与ABQ间相关大于图片测验。Francesco和Tarik（2010）［17］撰文指出，IAT文字和图片测验的分离是因为样例刺激对目标概念的代表性水平不一样，文字刺激（高代表性水平）更多地利用了语义加工系统，而图片（低代表性水平）调动的是视空加工系统，文字刺激可能同时激活了多个低代表水平的刺激或样例特征，具有更复杂的加工过程，因此，在IAT反应中享有更大的效果量。这个观点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问卷中所涉及的概念与文字IAT测验的抽象水平相似，而图片IAT测验则更为具体，因此，二者相关不高。同时，这也可能是导致IAT文字测验与各问卷相关更高的原因。

表2 本研究运动心理疲劳内隐外显测验的关系一览表Table 2 Correlations of IATs and Explicit Measures （n＝67）

IAT与运动员心理疲劳外显测验不相关，且ABQ得分高低分组的参与者在IAT上没有显著差异，不支持假设2。表明运动员对训练情境的内隐态度可能并没有体现心理疲劳；或是IAT测量的心理疲劳是外显测验没有涉及的部分。大多数内隐测验都被证明与外显测验相互独立（高旭辰，2004）［2］，IAT 与外显测验的关系在0.01～0.62之间，平均在0.60左右，绝大多数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30（侯珂，邹泓，张秋凌，2004）［3］。由于IAT 与外显测量对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操作定义不同，从相关矩阵中可以看出，IAT仅与外显测试的运动负评价维度相关边缘显著，而在情绪体力耗竭和成就感降低两个维度上缺乏解释力。那么，在此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弱相关显然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就实验操作而言，本研究中，ABQ问卷为纸笔测验，集体施测，而IAT为计算机任务，单独施测。这很可能造成参与者在完成这两项任务时态度的精细加工程度不同（Nosek等，2005）［28］。加之在设计之初我们并未考虑到IAT内部试组顺序的影响，因此，将IAT的结果用于个体评价时，受到了顺序效应的干扰，加大了误差来源。总之，对IAT测量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4.3.2 IAT与运动动机、训练及比赛满意感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一致，本研究中运动性心理疲劳外显测试（ABQ）可以预测运动动机（r＝－0.45，P＝0.00）和训练比赛满意感（r＝－0.26，P＝0.03）。IAT 对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发现：文字IAT测验与运动动机相关显著（r参与＝－0.33，P＝0.00；r回避＝0.26，P＝0.03），与训练、比赛满意感呈负相关（r＝－0.23，P＝0.06），边缘显著。图片IAT得分与参与动机显著负相关，与训练、比赛满意感正相关。文字IAT测验与外显测验间的相关系数都高于图片IAT测验，这可能是由于信息加工的通道不同，问卷测验和文字IAT测验都考察的是对概念的态度，抽象程度比较一致，而图片IAT将抽象概念的外延缩小，更加具体化，当呈现给运动员与训练有关的图片时，被激活的可能仅是对这一个场景的态度或情绪。鉴于此，仅采用文字IAT进行后续研究。

以ABQ和文字IAT测验为预测变量，对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做标准回归（表3），回归方程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对运动动机方差的解释（17.6%～17.9%）要大于训练、比赛满意感（7.9%），ABQ预测效果要好于文字IAT。尝试改做分层回归以检验文字IAT对ABQ预测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增值贡献发现，IAT对参与动机预测的增值贡献最大（ΔR2＝0.08），其次是回避动机（ΔR2＝0.04），最后是训练、比赛满意感（ΔR2＝0.03）。统计结果为IAT的预测效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控制了ABQ的贡献后，以训练生活情境词汇为目标刺激的IAT测验对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仍然有少量的增值贡献。

表3 本研究ABQ和IAT对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回归分析一览表Table 3 Predictions of the Training Measures by the Burnout Measures （n＝67）

传统的IAT测验多以非言语行为作为预测效标，得出IAT比外显测验对行为预测效果更好的结论。然而，由于运动性心理疲劳是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难以在实验室进行操纵，且本研究参与者活动较分散，难以选择合适的行为效标。因此，本研究选用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自陈量表作为预测校标。为了尽可能屏蔽内隐外显方法上带来的误差，内省不足和反应倾向，参与者在所有测量中均匿名，且其作答反应时将被用来当作加工题目和自省程度的指标进行筛选。在实验中，大部分参与者比较认同IAT得分的含义，并能根据自己的训练状态对自己的IAT得分进行解释。然而，由于本研究取样过于集中，且参与者人数较少，要得出确切的结论还需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研究三表明，运动性心理疲劳文字和图片IAT测验有良好的汇聚效度，二者和外显心理疲劳测验相分离，可能的原因是内隐外显测验测量内容和方法不同。IAT测验与运动动机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相关，且方向与理论假设相符，表明IAT测验具有一定的预测效度。

5 研究四：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验的追踪研究

5.1 目的

为了进一步检验IAT测验的预测效度，同时考察其生态学效度，设计研究四以检验在运动实践中IAT成绩对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和比赛表现的预测。在运动队中，赛前给运动员施测心理量表往往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一方面，运动员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伪装自己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测量方式和量表内容解释不当可能会影响运动员后续的比赛。因此，如果IAT测验，这种不容易为运动员意识控制的测验，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运动员赛前身心状态，那么，就能为心理工作者的服务提供依据。本研究尝试用IAT测验对即将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进行测查，考察比赛之前一个月（集训开始）的IAT测验成绩是否能对比赛前（集训结束）的训练、比赛满意感和比赛成绩进行预测。

5.2 方法

5.2.1 参与者

参加2013世界田径锦标赛（俄罗斯·莫斯科）备战集训的中国国家队运动员22人，其中男13人，女9人，平均年龄21.64（SD＝2.97）岁，平 均 训 练 年 限6.23 （SD＝2.69）年，每日训练时长3.16（SD＝0.92）h，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5.2.2 材料

以训练生活情境词汇为目标刺激的IAT测验、ABQ、训练、比赛满意感问卷同研究三。

5.2.3 程序

实验分两部分，两次测验时间间隔19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公寓一对一单独完成。由教练员通知运动员参加心理测试，集训开始时（6月26日）请运动员先后完成IAT，ABQ测试，之后根据运动员得分向运动员解释测验内容，给予成绩反馈，每位运动员完成用时15min左右。集训即将结束时（7月15日）再次邀请运动员填答《训练比赛满意感问卷》，并对个别运动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201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结束之后，邀请两位教练对参赛运动员表现评分。本研究IAT测试在GATEWAY T3200笔记本上完成，所有问卷均由纸质发放。

5.3 结果与讨论

将两次测量数据录入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职业运动员的测试中，IAT－情境测验的内隐效应不显著（t＝0.57；P＝0.57）。与大学生运动员不同的是，职业运动员IAT 效应（M＝－0.11＋0.48）小于大学生运动员（M＝0.11＋0.57）：t＝1.61，df＝87，P＝0.11，cohen’sd＝0.03。且采用不同block次序的IAT测验得出的d值没有显著差异（t＝1.42，df＝20，P＝0.17，cohen’sd＝0.09），说明IAT内部的顺序误差在职业运动员中降低，IAT测验似乎也更准确地反映了个体的心理情况。

本研究中，IAT与ABQ的测验相关比研究三有所提高（r＝0.34），这很可能是由于测试过程中采取单独施测，且ABQ与IAT同时施测，参与者对自陈问卷的加工精细程度更高。而在心理疲劳三维度中，IAT得分与运动负评价的相关降低（r＝0.23），与情绪体力耗竭相关最高（r＝0.37），且IAT测验与集训后训练、比赛满意感之间的相关降低（r＝－0.06），这可能由于测量的样本群体不同，也可能是IAT结果不稳定或是两次施测间隔时间较长以及外显和内隐测量的方法差异造成。集训前外显心理测验ABQ的成绩与集训后训练、比赛满意感显著相关（r＝－0.59，P＜0.01），而集训前IAT 成绩仅与集训后训练、比赛满意感呈微弱的负相关（r＝－0.06）。测验结果不支持假设，说明仅用IAT不能预测运动员自我报告的集训后训练、比赛满意感。

在201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中，中国代表队短跑、跨栏、跳跃类项目共有10名运动员取得参赛资格，本研究收集其中9人的IAT测验成绩，比赛后请中国队短跨跳项目两位负责人分别为这9名运动员的比赛表现进行1到10点打分，1为十分不理想，10为特别理想，超常发挥。两位负责人均为国内短跨跳项目训练的直接管理者，肩负着提高我国田径短跨跳项目成绩的重任。因此，对各位运动员的训练情况、比赛情况都有全面的了解，两位评分者的评分具有权威性，可以信赖。两位评分者均以6为及格分，评分者信度为0.752。

表4 201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国队总教练对运动员表现的评分与各心理变量的相关一览表Table 4 Correlations between Coach－rated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由表5可以看出，教练员B评价的运动员表现与IAT和ABQ得分分别呈显著高相关，教练员A的评分与二者不显著，训练、比赛满意感与两位教练的评分均没有显著相关。用IAT和ABQ分别单独预测教练员平均评分，均得到显著的回归方程（R2IAT＝0.37，P＝0.04；R2ABQ＝0.41，P＝0.06）。以IAT和ABQ同时对教练员评分做回归，所得方程达到临界显著性水平（R2IAT＋ABQ＝0.50，P＝0.06），由于IAT和ABQ的相关较高 （r＝0.54，P＝0.13），因此，合并预测后显著性水平降低是可以理解的。以上结果表明，集训前的IAT测试结果至少能对一位教练员评价运动员的比赛表现做出预测，且预测的可靠程度与ABQ相似。由于该样本量过小，因此，是否能够排除方法误差，证明二者所测量的心理特质是相同的，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本研究所测试的职业运动员比大学生运动员IAT得分更低，即更倾向于将训练场景与积极词汇相联系。这一方面可能是测试的职业运动员都是备战世界田径锦标赛的运动员，正值备战“拼”的时期，运动动机更强，这点从研究三中近期有比赛的运动员比无比赛的运动员IAT 得分更低（M有比赛＝－0.01，M无比赛＝0.14），运动参与动机更强（t＝2.21，df＝37.05，P＝0.03），心理疲劳水平更低（t＝－1.94，df＝64，P＝0.05）上得到证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这些运动员从事运动的时间较长，且都达到了该项目上的全国最高水平，其对运动的内化程度更高。研究三中大学生运动员和研究四中的职业运动员训练年限与IAT测试都呈低的负相关（r大学生运动员＝－0.23，r职业运动员＝－0.13），说明训练年限越长，IAT得分越低，越倾向于将训练与积极词汇相联系。

6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四个连续的实验对IAT训练生活情境测验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信效度进行探究。研究一和研究二表明，IAT训练生活测验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即信度，这保证了IAT用于心理测量的基本要求。研究三考察了IAT与运动性心理疲劳及其相关变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以训练生活情境为目标刺激的IAT与外显心理疲劳测验并没有相关，IAT能够预测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动机，并对外显测验预测效标有一定的增值贡献。在研究四中，将所编制的测验在运动队真正的备战阶段中施测，发现IAT训练生活测验预测了一位教练员对运动员比赛状态的评价。总的来说，IAT测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动员的消极心理状态，然而，以个体对运动情境的内隐态度来反映运动员的心理疲劳水平还需进一步斟酌。

6.1 IAT是否测量了运动性心理疲劳？

IAT通过考察训练情境与运动性心理疲劳概念内隐联结的相对强度来反映运动员运动性心理疲劳水平。本研究部分假设没有得到支持，IAT和外显测验之间相关较弱，且IAT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也并不稳定。外显的运动性心理疲劳反映了个体对自我和对运动的主观评价，IAT测量的是运动员对运动情境的内隐态度，这种不对位的相互验证建立在运动性心理疲劳会导致运动员在脑内建立运动情境与消极概念的自动化联结的假设上。然而，这种仅从理论推理出来的逻辑显然不够完备，我们未能发现心理疲劳的运动员与不疲劳运动员之间在IAT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人们，除了方法本身和测量方式之间存在差异外，可能还反映了内隐和外显所测量的是不同的心理过程、不同的意识内容，亦或是在训练的内隐态度与外显心理疲劳之间存在更多的因素的影响，如运动员的自我掩饰；过往运动经历；运动动机等。廖翌凯等人（2008）［4］指出，与自我相关的内隐测量主要包含两个成分，一是潜意识的自我知觉，即个体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思维、情绪或行为受到的影响或这些影响的来源；二是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即个体能够察觉到其思维、情绪或行为所受到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的来源，但不能对自己的思维、情绪或行为倾向进行有效控制，更多地表现为前语言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的高度概括化的情感偏好，或是个体经历在潜意识水平上所建立的条件反射。

由于运动性心理疲劳是长期积累的个人感受，是需要个体能明确感受到，并影响行为表现的一种心理过程，本研究认为，并不存在潜意识水平的运动性心理疲劳。那么，IAT则更可能部分来自于那些被隐藏的过往经验产生的情感偏好。在实验中，本研究还发现，有参与者在IAT上得分较高，而自身并未觉心理疲劳或是对训练有消极态度，经过访谈，往往能追溯到他们过去训练中曾经出现的伤痛厌烦无助等长时间的消极体验。这提示人们，伤痛事件也许在脑内建立“训练——消极”的条件反射，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成长，这些条件反射被隐藏或覆盖在潜意识里，但仍然影响着个体对运动情境的感知。

再者，内隐测量所迁移的意识内容可能更加复杂①本文的评阅人认为IAT测试结果与ABQ不相关，很可能是就参与者而言，IAT测试的内容实际上是迁移了的意识内容。由于ABQ测试的是意识上的心理疲劳，而IAT测试的意识上内容则是“运动场”和“生活”的内容。因此，每个人对迁移“对象”和“偏好”不同可能造成有的参与者出现了心理疲劳，他（她）可能迁移的并不是运动场，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本研究认为，这也可能是内隐外显测验不相关的原因之一。。由于IAT考察的是两个对立概念的评价，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本研究无法确切解释一名运动员内隐效应显著，究竟是因为其对训练持消极评价，还是因为其对生活持有更积极的评价。这点可能也是导致IAT和外显测验在大学生运动员中产生分离的原因之一，对大学生运动员而言，生活和训练几乎是平等重要的，训练和生活中都充斥了各种压力源，他们既需要完成训练上的任务，又需要努力完成学习课业上的要求，所以，两个情境对于他们而言，都有充斥着各种压力源。而对于正值备战期的职业运动员，训练、比赛是他们的主要压力源，而日常生活，以我国现有体制的保障几乎不用他们有任何后顾之忧。因此，IAT在职业运动员中更纯粹反映他们对于训练的内隐态度，IAT内部试组顺序效应消失，IAT与ABQ测验的相关系数提高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包含180试次的IAT测试中，由于参与者个人经历不同，可能受到不同意识内容的影响。

除此之外，本研究中IAT与参与和回避动机的相关提示，运动员对训练情境的内隐态度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动机过程中，对训练情境内隐联结也许反映了运动员内心对运动的认同程度，评价越积极的个体对运动的喜爱也就越多，参与运动的动机就越强。比如，备战比赛的运动员IAT成绩低于无比赛的运动员；再比如，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由于其有较为明确的角色定位，较强的运动队归属感，对运动训练的自我认同感更高，则比由专项特长的学生和退役年轻运动员组成的大学生运动员群体IAT得分更低。

6.2 如何改进IAT测量运动性心理疲劳？

鉴于以上的讨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使用单目 标 刺 激 的IAT 测 试 （Single Target IAT，Bluemke，2008）［12］以减少结果相对性的困扰。其次，本研究中IAT内部相容／不相容实验顺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较大，相容实验顺序在前，则更容易出现倾向于将训练情境与消极相联的结果，而外显测量却不受顺序影响，这增加了内隐测量的系统误差。建议在对运动员个体施测时，尽量将不相容条件放在前，如此若训练消极的内隐效应依然显著，则较为可靠的说明，参与者确实对训练持消极的内隐态度。除此之外，IAT样例刺激的代表性仍有待提升，已有研究表明个性化的测试，即选取与运动员个人有关的目标词，如姓名、项目等，能更好的符合运动员的个人态度（Bluemke，2012）［13］，使得分更有针对性。

在这四个连续研究中，除伪装情境下外，外显测验与心理疲劳相关变量的关系都比IAT高，且更稳定，研究三和研究四中，控制了ABQ的贡献后，IAT对运动动机、训练、比赛满意感和教练员评价仅表现出少量的增值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ABQ更节省成本，效果更好；而若需要深入的了解个别运动员，不妨尝试综合内隐和外显两种测验方式，给予更全面的解释。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探讨不同内隐外显测试得分组合的运动员认知、情绪、动机、训练、比赛中的表现等方面的差异。

本研究尝试考察运动性心理疲劳IAT测量方法的测量学特征，研究过程涉及到众多的环节：如IAT实验材料的编制、信效度评价指标选择、实验设计、IAT技术本身的质疑、心理疲劳的外显测量工具、内隐和外显心理疲劳的构念、相关的变量选择及统计分析过程等等。本研究的研究一、二分别检验了跨时间和跨情境下的稳定性，证明了IAT可以不受时间和假装指导语的影响，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然而，根据以往IAT的相关研究，是否能够屏蔽掉诸如参与者、情绪、表象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待考察。在效度方面，缺乏参与者相关的行为、生理校标上的效度，且样本人数较少，取样范围窄，今后研究应当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做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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