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燕
“妈妈,我口渴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杨丹,正是幼儿园放学时分。
“妈妈给你五块钱,去买瓶水。记住只能买水,不能买饮料或者可乐。”5岁的男孩拿着钱迅速跑开。
五分钟后孩子回来,“妈妈,钱不够。”“五块钱还不够买瓶水啊?”杨丹觉得疑惑,但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迅速去两百米远的小卖部问个究竟,而是又掏出一块钱,递给孩子。
再回来时孩子左手冰淇淋,右手一瓶水。虽然也不乐意孩子吃冷饮,但之前买水的要求里并没有这一条,杨丹无奈笑笑,也没有像许多母亲那样不停叨叨着,吃冷饮不好、下次再不许买如何如何,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你说好了买水却多买了冰淇淋如何如何。
杨丹没刻意训练孩子自己去买东西,也没有对孩子有过多要求,对儿子很多方面她都没有按照育儿书来,在这个“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仍旧流行的时代,杨丹的做法近乎“放养”。
杨丹和丈夫吴磊都是“80后”,辽宁人。俩人是大学同学,计算机专业。2003年大学毕业时,家境不太好的吴磊决定开始工作,他想来北京闯闯。杨丹那时已经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但为了这份两年多的爱情,她放弃了读研。
父亲不同意这个决定,“不念书你会后悔的。”而且吴磊的家境、外貌等等也不被杨丹家里认可。多年后她承认,“如果说这些年下来有什么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去读研。”
小情侣揣着一共不到5000块钱来到了北京,花40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手机,就开始找工作。所有的人才招聘会都跑了一圈,才发现“京城之大居大不易”,在家乡还算天之骄子的文凭,在北京要找到专业对口、待遇尚可的单位简直比登天还难。
还是杨丹的妈妈给一个在北京的远房叔叔打电话,北大毕业的远房叔叔自己经营着一家书店,事业刚起步,杨丹到他的店里帮忙。说的是做个出纳,可从进货到店面、销售、出纳、财务什么都干,月工资1200元。
吴磊也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销售的工作,收入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俩人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一个叫西北旺的村落里,160元一间的出租平房,屋里就够放下一张床,晚上十点房东老太太就要锁门,夜里上厕所都是问题。2003年的西北旺还是一个环境杂乱的地方,吴磊出差经常一走一两个月,吴丹就整宿开着灯和衣而睡。
当妈妈来电话问时,杨丹告诉她:“我俩分别租房呢,邻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熬不下去的时候,杨丹也想过分手,但又想再换个人怕也不容易。
这种“从一而终”在80后身上并不多见,他们这个“认定”也表现在工作上。尽管工作不尽如人意,但两人都没有换过工作。学计算机的杨丹觉得知足,“后来,工资也给涨了,地坛书市什么的我们都去摆摊,卖了书也给提成,年底收益好也给发点奖金,这就可以了,再挑剔就是不知足。”
2007年,在纠结、不甘与认命中,杨丹结婚了。俩人已经好了快七年了,七年之痒,再不结婚就只有分手。除了经济条件差点,对方的责任心、安全感和善良心都让杨丹觉得踏实。
两家的父母之前对这样的婚姻都不看好。特别是杨丹的父母,找个有房有车的对象,女儿的人生会少很多坎坷。
结婚时两人已有六七万元存款,如果再找亲戚朋友凑凑,在北京郊区够买套房子的首付。这个忽略成为杨丹日后生活又一个悔。他们的买房计划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供吴磊的妹妹读书,之后婆家又要盖房,直到后来房子一天一个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和许多年轻父母一样,孩子的到来不在他们“计划中”,而是一个“意外”。没有房子、车子、票子,事业也还没有起色,拿什么要孩子呢?
家里的老人做了决定:头胎,又是自己的孩子,早生下来早了事,实在没人带我们来给你带。
可孩子留下了,老人却来不了,杨丹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得去上班。这时候他们已经换租到了北京东五环外吴磊单位的房子,两居的楼房,便于孩子生下来有人照顾,也便宜。杨丹每天上班单程三个小时,才能到位于西三旗的叔叔的书店里。
孩子先吃不消了。四个月时医生说有先兆流产迹象,杨丹只能自己注意,但工作还得继续,她没有撒娇的家底。有时看到开车去做产检、怀孕后不用工作的年轻妈妈,杨丹也会黯然神伤一阵子。
孕吐从怀孕最初持续到最后,最严重时吃啥吐啥,后期脚浮肿得都穿不上鞋子,丈夫还是得常常出差。有时候杨丹也会想:自己是传说中的“80后”吗?这样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吗?但想完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疲于奔命让她没有时间忧伤。
2009年儿子出生,婆婆在预产期时来了,孩子出生12天后就走了;杨丹的妈妈接班,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照顾,“但只能跟我妈急,‘你们都让我生,生下来却谁都不管。”她冲自己母亲发了脾气。可发完脾气她也认了,“我老公的父母家里还有地,一年七八万块钱,养活自己就意味着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我父母要给我弟带孩子。”
杨丹只好把工作辞了——雇個保姆得三四千,还不放心。工作和孩子,她选择了后者。
丈夫仍常常出差。一人带孩子,杨丹练就了一副好身手。别的“80后”做父母,育儿书籍、西方理论看了一大堆,杨丹一本都没看,也没时间看,碰到问题就给自己妈打电话,也许粗养的孩子反而皮实,孩子没出过什么大的意外。
唯一一次是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出差的吴磊电话杨丹,让帮忙去另一个房间电脑前传一份文件,杨丹随手把孩子放在了床边。文件还没传完,杨丹就听见一声闷响,她跑回卧室,孩子已经在地上了,没有哭,小脸憋得青紫,呼吸急促,她吓坏了,特别害怕孩子摔傻了。她还是第一时间打给了妈妈,虽然母亲在电话那头安抚:“没关系,小孩子结实着呢,一般摔不坏。”直到孩子“哇”地一声哭出来,她才放下心。也不觉得需要再去医院。
还有一次,孩子发烧,老公出差。她给吴磊打了个电话,自己抱着孩子打个车就去了儿研所。等老公叫来的同事帮忙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上跑下挂号、看病、拿药,差不多全完成了。
随着孩子生病的次数多了,她已经不急不慌了,根据孩子的病症是否去医院,甚至给吃什么药她都心里有数。
来北京十年,吃过的苦比她在家里二十多年吃的苦都多。如今,孩子5岁了,她与儿子朝夕陪伴,可对于孩子的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站立、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吃饭,杨丹印象全模糊了,生活的紧张忙碌让她无暇记录、甚至无暇记忆孩子成长的点滴。
杨丹的母亲是教师。杨丹说,自己成长时,母亲没有像许多父母那样管得过多,自己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但从始至终她很清楚,给孩子一个自然的成长环境,给他一个宁静的心情,会让他终身受益。
有时候杨丹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着急起来也会打孩子。到了“讨厌的两周岁”,孩子开始不睡午觉。杨丹唯一的休息放松的时間被剥夺了,一着急她照着孩子屁股就扇了两巴掌,希望把他打哭了,哭累了也许就睡了。打完杨丹就后悔了。
再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会主动跟她说,“妈妈我站5分钟,你别生气了。”当母亲的发现,儿子开始在某些地方让着自己。这让杨丹非常心疼,也学会向孩子道歉。
在小区里,碰到全职在家的妈妈们在一起聊天开始攀比,给孩子买多少钱的鞋、在哪里又买房了时,杨丹一般会带着孩子走开;家乡大学同学聚会,大家都开车前来,席间问起在北京不少挣钱吧,杨丹刚开始还跟他们说说,慢慢地也就点点头含糊带过。
身边有钱人、嫁得好一夜之间过上好日子的例子也看得不少,她说早些时候,心里也会不平衡,“但我老公会开导我,咱挣的钱不是不够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跟人家比,心里踏实。”
虽是同龄人,但吴磊是家里的主心骨。平时家里的开支、孩子上学该找什么学校等“大事”都由丈夫管,杨丹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去、有钱花也就行了。
“钱够用就行,靠自己的本事挣钱、生活比什么都重要。”杨丹也这么教育儿子。她跟儿子说不要买公园里的玩具、零食,因为贵,要的话可以回家上超市买,儿子从小就会理解配合,从来没有大吵大闹,或赖在地上不起来。
她也从不对孩子进行诸如此类的诉苦教育:“妈妈小时候可没有你这么多玩具,没有吃过这么多好吃的……”
儿子3岁上幼儿园后,杨丹在幼儿园附近找了个工作,只为方便接送,因为是合同工,和正式工干一样的活收入却少得多,她也觉得不公平,但为了孩子都忍了。
两个人撑起了家
因为当年住地下室时,杨丹每天都用凉水洗衣服,大冬天也如此,现在手腕关节一到变天就疼,不得不喝中药调理。吴磊又常年出差,尤其是孩子到了两岁以后,杨丹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争吵成了难以避免的家庭问题。最终,吴磊从销售申请转岗坐办公室,虽然收入少了,但能够按时上下班,俩人的感情这才有了改善。
不再出差后,一家人总在一起看电视,周末去郊游,有长假就出去旅游,日子过得琐碎而满足。
俩人教育孩子也越来越默契。妈妈批评孩子时,爸爸一定当没看见,必要时当“和事佬”。而爸爸在对儿子进行男子汉的教育时,妈妈也不插手。
儿子两岁半时,杨丹教了孩子好多唐诗、《三字经》,英语也可以说简短的句子了。但上幼儿园后,上班累一天回家她实在是教不动了,慢慢的以前学的也渐渐忘记了。吴磊有时会说,“你现在怎么也不管孩子啊!”她说,反正该会的终究是要会的。
儿子5岁了,杨丹最得意的是带孩子出去别的家长都说,“你家明明挺懂事的。”孩子想玩陌生的小朋友的玩具时,会先礼貌地问对方,“我可以玩你的玩具吗?”如果被拒绝,他会耐心等待。耐心,比什么都重要,对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记者采访杨丹时,是在幼儿园放学后,每次一聊两个小时,孩子自己在大操场上跟各个不同的孩子玩耍,偶尔回来跟妈妈搭个话,从不吵闹。
对于儿子的兴趣班问题,杨丹把孩子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她不强求,最后一个都没正式报名。这和她周边的“80后”父母们很不同,杨丹发现他们大都挺要强,注重孩子的教育,上各种早教班。
杨丹和吴磊对孩子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他各方面跟得上就行。他们希望孩子将来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不能不讲道理,最起码不能打架斗殴,“大部分人都是平平凡凡过一辈子。生活总得乐乐呵呵、平平安安地过下去。”
可她也开始发愁了,孩子5岁了,后年就要上小学,没有户口要在北京上一个好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一切都有他呢。”她指指下班后来接他的丈夫,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