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金融秩序”看互联网金融

新金融秩序是指“信息+金融”的新秩序。相形之下，“旧”金融秩序是以货币为中心、信息边缘化的配置资源的体系。目前许多金融专家仅仅从金融一面看互联网金融，认为它只是金融问题，忽略了它同时也是“新”问题（信息问题）。信息处于金融秩序的边缘与中心的不同，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对称机制的不同。新金融秩序要求以信息对称机制化解金融风险，这是互联网金融最值得发展的空间。

当前金融改革面对的深层次矛盾

本届政府提出普惠金融，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具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它与民生目标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动员储蓄上。多年来我国GDP增长高于百姓的收入增长，银行与地方政府联手为GDP导向推波助澜，开始成为动员储蓄的新主角。他们利用利率非市场化，通过影子银行开始异化出有别于中央政府和民生的特殊利益。中央政府开始转向重视民生后，隐藏在利率非市场化背后的既得利益，自然成为改革的目标。18届3中全会提出利率市场化，要求推进金融改革。大背景正在于要将有损民生的动员储蓄，转变为改善民生的普惠金融。

恰在此时，互联网金融冒了出来。客观上呼应了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天然具有对小微企业和民生的亲和性，为银行与地方政府中抵触金融改革的“神圣同盟”打开了一个缺口。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神圣同盟”的深层威胁在于，它对动员储蓄进行了釜底抽薪，通过利率市场化，拉跑储户，客观上将被“神圣同盟”动员出来走粗放增长老路（兼顾中国“华尔街”利益）的储蓄还给了民生。这是矛盾激化所在。

在这一背景下，对互联网金融的争论拉开了帷幕。选择金融风险作为突破口非常妙，因为它正是金融监管当局与银行业的共同关切。

其实，金融监管当局与银行业关注金融风险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金融监管当局同时面对两种“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一种是影子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一种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无论对哪种金融风险，当局都有充分理由关切和监管（这也是纽文新们的关切）。然而，商业银行在自身酝酿总杠杆率高达194.04的金融风险的同时，却巧妙地把监管当局的视线引向互联网，在一没有数据作为论据，二没有实例作为论据的情况下，匆匆发动了对互联网金融的攻击。

商业银行同时具有自己的行动逻辑，他们以互联网金融存在风险为名，通过支付限额，利用垄断地位限制互联网支付企业的活动空间。显示出他们不同于监管当局的动机在于，围绕争夺客户进行不正当竞争；并借监管之手，“借刀杀人”，除去利用影子银行动员储蓄的市场障碍。这已超出“该控的风险”的范围，理应引起政府的警惕和注意。

金融监管当局遇到互联网金融这种明明符合普惠金融方向的创新，显得举棋不定，会在技术性问题诱导下迈入不符合初衷的“局”中，实在是因为缺乏一个顶层框架思路，判断什么样的金融创新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我认为，“新金融秩序”就是可以用来判断金融创新方向的顶层框架。这里的“新”可以理解为“6年之后”（2020年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只有符合“工业化基本完成”这个总条件，才值得作为未来取向。而互联网金融之所以比影子银行大方向正确的总道理，正在这里。

“新金融秩序”体现发展的方向

中国的金融创新，是走华尔街的老路，还是普惠金融的新路，判断标准除了看改革的要求，更应该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金融改革在目前语境下指的是市场化。因为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都是市场化，仅有市场化这把尺子，不足以断金融创新方向这个案。而用发展这把镜子一照，二者实质区别才显现出来：影子银行依托的是传统生产力，因此总是指向物质投入导向的GDP增长；互联网金融的生产力基础是信息生产力，这是它总是能与民生结合的深层基础。

信息对称机制是互联网金融与影子银行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影子银行只是传统华尔街模式的中国化，它将信息不对称固化进利益不对称，起到了固化中间利益的作用。以影子银行为取向的金融改革，总是强调因大而美（直到“大而不倒”），强化的是特殊利益（在中国，这种特殊利益往往还总是与传统粗放的物质投入不自觉绑定，从而有违中央大政方针）；而互联网金融由信息对称自然走向利益对称（虽然在初期可能不是这样，而是与金融业的现有力量结合），最终走向因小而美（走向小微、走向百姓），从而不自觉地强化民生利益。

金融改革与什么样的生产力结合，就会走向什么样的金融秩序。当《新金融秩序》的作者希勒发现互联网与金融大众化具有内生联系，说“互联网是推动金融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时，显然已经意识到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一层道理。互联网金融之所以会和民生走到一起去，不是因为觉悟高，而是背后的信息生产力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使特殊利益无从藏匿的透明化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与民生走到一起去。金融当局面对互联网金融看不清楚，除了互联网金融自身发育还不明朗，主要是缺乏希勒头脑中将先进生产力与大众金融（普惠金融）内在联系起来这根弦，不能自觉从工业化即将完成这个大的初始条件变化来考虑6年后的金融秩序。正因如此，我才认为判断金融创新的是非，头脑中不光要有改革（市场化）这根弦，还要有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根弦，以明确通过金融改革，到底要解放什么生产力。

以信息对称化解金融风险的大思路

信息革命的本质就是要打破信息不对称，实现信息对称。让不透明作为体制的默认条件，变为让透明化成为体制的默认条件。如果缺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自然会认为金融从本质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化解金融风险，只能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在金融内部解决。相反，如果有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化解金融风险就可能找到银行之外的新的同盟军，大思路就可能有以下转变。

一是利用网络市场机制化解金融风险。如希勒所说，“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是“愚蠢的行为”。金融风险，既可以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仅仅通过监管化解，也可以在信息对称机制中，通过市场和网络化解。互联网金融的新机会，主要在于创造信息对称化的新机制。这是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真正出发点。为此，解决互联网金融风险主要不应是堵，而应是疏。也就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向着信息对称化方向创新（扭转现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一些短期行为）。例如，不光是致力资金供给方的透明化，更要探索投资方向上的透明化，与电子商务结合实现投资精准化，从与实体经济结合这个根上化解金融风险。

二是支持金融业与信息业混业经营。信息对称化在产业层面，会带来平行于金融衍生业务的信息衍生业务，对于专业化的信息业务（如征信）与金融业务的结合（如虚拟信用卡），不仅不应叫停，反而应从有利于提高金融透明度的角度大力鼓励发展。因为业务层面技术性风险一时的付出，会从信息对称机制形成后对金融风险的抑制得到加倍回报。在新金融条件下，数据业务有可能成为金融业的主营业务。为适应信息对称化业务的产业化，需要在信息业部门充分介入下，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思路，改变外行指挥内行的不利现状。

三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有新思路。新金融秩序将是金融秩序与信息秩序的融合。不应仅以金融监管的思路单边进行，需要与信息主管部门协同监管。目前四大银行对电子商务支付进行限额，已不恰当地干预到电子商务活动的正常秩序。不能为了金融秩序而扰乱信息秩序。银行涉嫌垄断破坏了市场秩序，也需要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