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地在人失，人地皆失；地失人在，人地皆得——毛泽东

公元前379年，周天子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形影相吊的齐康公在一座荒凉的海岛上凄然离世。自姜子牙受封起，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姜齐从此改姓田。

田和的祖上田完本是陈国公子，因国内动乱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史称“田陈氏”。

田陈代齐是一段漫长的和平演变，比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兴替要温情脉脉得多。

拐点在齐景公执政时出现。

彼时，齐国百姓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要上缴，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生虫长蛆；衣料俯拾即是，破烂腐朽。

与此相对，民众却啼饥号寒，衣衫褴褛，冻馁倒毙于途。

作为当朝大夫，田陈氏反其道而行之。每逢百姓借贷，皆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而当其纳粮、还款时则以法定的小容器少收。

不仅如此，从山上进购木材，从海边采买鱼盐，进价多少，卖价也是多少，遇有家庭困难者，还施以救济。

很快，齐国上下便对田陈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以至于齐相晏婴出使晋国时不无忧虑地对叔向说：“被国君（齐景公）抛弃的子民只能到田陈那里去。我不敢断言田陈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

终于，齐景公也开始觉悟，在一次同晏婴聊天时说：“寡人的宫殿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

晏婴道：“田陈的吧？他虽没什么大的功劳，但民众对其春风雨露已然载歌载舞。”

景公去世后，田陈干掉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军政大权。及至平公即位，齐相田成子进言道：“喜赏恶罚乃人之常情，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担。”

齐平公见美誉归己，何乐不为，便欣然同意。但他不知道的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田成子已聚拢人气，唯缺惩罚之权柄。

自此，国人不再畏惧平公，田陈离王座只差一道手续。

不诚无物

从来治世民为天。

再颟顸的统治者也懂。

但揆诸现实，无论“永不加赋”的许诺如何动听，兴勃亡忽才是史不绝载、经久不衰的大戏。

这跟高喊“互联网转型”，却折戟沉沙、尸骸枕籍的传统企业所经历的别无二样。

事实上，互联网思维既非工具，也非商业模式。商业对现代社会而言的确重要，但绝不是全部。

一言以蔽之，互联网思维是溶于你行走坐卧、待人接物的精神气质与行事准则，是对自由的向往、平等的热望，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权宣言》的主旨的自发认同，即：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因此，三观不正之人，即便散尽家财，智尽能索，距离互联网思维，终究是“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论自由》的作者约翰·穆勒曾说：“表面上似乎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直接利益相去甚远的思辨哲学，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影响人们的东西。”

的确，当此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交替之际，抱残守缺者不乏其人，坚持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大规模宣传的传统商业路径，拒绝与时俱进，严丝合缝地验证着哈耶克的论断：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在工业时代，资源和渠道被当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颠扑不灭的金科玉律。但在互联网时代，产品更多的是以信息的方式呈现，不仅渠道垄断难以维持，媒介垄断也被打破，消费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妄图通过买通媒体单向度、广播式地制造热点、诱导消费的模式轰然坍塌。

而另一方面，“锚定效应”又使得转型步履维艰。

这个由诺奖获得者卡尼曼发明的词指出：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于过往和局限的信息来做出的。由于人无法通天晓地，因此那些片面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定，从而产生认知偏差。

比如19世纪末，整个伦敦到处都是马粪，因为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

面对日积月累的马粪和束手无策的政府，伦敦人民苦不堪言，或咒骂、或逃离，并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这座城市行将崩溃。

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的出现终结了所有问题。

同理，计算机诞生时，IBM创始人沃森说：“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

他的依据是自己的眼睛。彼时的电脑重达数吨，大到能装满一间屋子，谁也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会人手一台。

未有知而不行者

俱往矣，替人做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究其实质，互联网思维是在商业民主化的土壤中孕育的用户至上的理念，而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就是知行合一。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没有真心发愿，真情流露，做再多的社会化营销、大数据分析，也只是自欺欺人，缘木求鱼。

若企业大谈简约思维，却不懂得少即是多，我知其未知也；

若企业大谈极致思维，却无法打造让用户尖叫的产品，我知其未知也；

若企业大谈迭代思维，却不会从小处着眼，快速创新，我知其未知也；

若企业大谈流量思维，却不能把免费从量变坚持到质变，我知其未知也；

若企业大谈跨界思维，却对产业链和产业边界模糊不清，不敢进行颠覆式创新，我知其未知也；

若企业大谈平台思维，却没有多方共赢的胸襟，将公司打造成“自燃型”员工创业的航母，我知其未知也。

当初，达摩祖师从海路来中国，见到痴迷佛教的梁武帝萧衍。

萧衍大建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精研教理，甚至亲自登坛讲经，还动不动就跑到寺庙剃度出家，自以为功德无量，夸示于达摩，孰知只换来一句：“并无功德。”

萧衍不甘，追问怎样才算有功德，达摩对曰：

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

即既净化自我，又净化他人。这种度己度人的功德，不是靠世俗的有为来求得的。

互联网思维亦如是，用《中庸》的话说就是“未发之中”。

《中庸》把喜怒哀乐等情感尚未发动时内心保持的一种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状态称作“中”；情感表现出来时，都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符合自然常理与社会规范，称作“和”。

“中和”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能够“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思维又“卑之无甚高论”，不过“饥食渴饮”，己欲达而达人罢了。

正如有僧问慧海禅师：“修道时如何用功？”

慧海：“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又问：“所有人不都这样，难道他们同师父一样用功？”

慧海：“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

诚然，常人脑海中每天要闪现千万条妄念，如果收摄得住，则言“百姓日用皆道”亦不为过。

依托互联网，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主权破茧而出，人类再也不需要虚伪的“顾客就是上帝”。

人也好，信息也罢，互相之间是一种网状而非从属关系。个体来去自如，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再重要，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谁必须依附谁，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将之形象地喻为“镶嵌”。

这是一种对人性的释放，因为网状结构中的节点是平等的。它承认节点有关系，但拒绝承认其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这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世界里，巧诈不如拙诚。互联网思维，归根结底，也不是一个概念，一套说辞，而是一种务实求真，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