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疏离

来源：詹姆斯顿基金会 2014年5月

执笔：Mathieu Duchatel

编译：高达

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并未就朝鲜下一次核试验的时间达成共识。去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随着“放弃派”的崛起而开启的政策争论如今渐渐平息了。不过，这场争论为中国对朝政策的调整铺平了道路。北京不再对与朝鲜进行更多的贸易与投资交流提供政治支持，海关和金融部门也更加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伴随着这一再平衡行动，中国明显修好了与韩国的关系，并几乎冻结了和平壤的政治交流。

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所进行的是策略性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突破。中国并非要放弃朝鲜，而是要通过间接的经济压力来增加平壤核扩散行为的风险。中国的主流观点依然是，经济接触是重启裁减核武器进程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唯一可行长期方式。与此同时，清洗张成泽——他是深化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提倡者与设计者，掌控着朝鲜方面的许多双边项目——尽管只引发了中方的官方回应，但却向中国商界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中方外交关系上的疏远和商界的谨慎相结合，令金正恩所谓“并进路线”——同时追求经济发展与核威慑力——的可行性打上了问号，尤其令人怀疑的是促进经济特区和旅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想重新获得中国在朝鲜第二次和第三次核试验之间曾经给予过的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支持，朝鲜需要在核武器方面作出保证，尽管保证的具体细节还有待商榷，但核试验显然是北京的底线。

导弹与贸易

中国和韩国公布的数据表明，在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韩的贸易额持续增长。许多中方贸易人士声称，他们在张成泽被处决后立刻取消了交易。不过这些可能只是孤立的案例。在上个月对丹东和延边居民进行的一次访问中，所有受访者都同意，2013年的一系列事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微弱的。因为至少在中国这方面，商业交往所依赖的网络、模式和利益都并不依附于高层政治。

对合法双边贸易的制裁效果同样不明显。北京对联合国制裁的贯彻集中于安理会决议中特别列出的目标：军工产品、特定公司及个人、金融实体，以及大量奢侈品。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对奢侈品的定义更加狭隘；例如，边境地区重要的出口品之一化妆品就不被中国视为奢侈品。美国要求中国限制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实施更加全面的制裁，但中国一直抗拒着这样的外交压力。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就是明证。按照中朝之间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国出口到朝鲜的石油总量一直稳定地维持在每年50万吨。

不过，旅游业和投资受到第三次核试验后政局变化的影响更大。2013年，延边当地的旅行社大幅减少了前往朝鲜罗先经济特区和其他地方的旅游项目，原因在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些旅行社甚至因此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此外，从罗先经济特区到金刚山景区的轮渡也中断了。并没有证据显示，长春或是北京作出了导致这些边境地区的外贸需求急剧下降的政治决定，不过这些地区本身就对核污染的危险极度敏感。乘坐火车前往平壤的出发地通常都是辽宁省，今年当地的情况恢复了正常，首趟从集安开往平壤的列车于4月驶出，吉林省政府也开始与朝鲜国家旅游局规划未来的线路。

中国中断与朝鲜的经济接触，这一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是吉林和辽宁边境地区经济特区的建设。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建造海关大楼之后，丹东市对岸的黄金坪经济特区还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新鸭绿江大桥和沈阳至丹东高速铁路分别原定于2014年10月和2015年完工，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只在中国边境一侧取得了进展。罗先经济特区在2013年没有获得新的来自中国的投资。通过朝鲜港口将吉林的煤炭运往上海的航运也未定期运行。

张成泽效应

自2009年年末以来，张成泽一直是执行金正日发展与中国经济关系这一政策的核心人物。在2012年8月访问北京期间，他与中方就未来的经济合作展开了讨论，并签署了建立黄金坪和罗先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协定。中方普遍将张成泽视为深化与中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强力倡导者，也是唯一具有足够影响力来实施经济特区等雄心勃勃的双边计划的朝鲜政治人物。

朝鲜官方指责张成泽持有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开放的修正主义立场，并指控他将罗先经济特区的土地出卖给了外国，以偿还煤炭贸易的债务，这所影射的都是他与中国的关系。然而，中方的共识是，导致他被处决的斗争源自对经济资源的争夺，而非出于意识形态因素。与此同时，他的清洗也令加深中朝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面临疑问。

此次清洗具体的短期效应之一就是朝鲜众多的中国商业伙伴消失了。负责中朝经济往来的中层干部的更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商界的不安情绪，认为本就不算太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了。张成泽被处决还为罗先和黄金坪经济特区的未来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就在公开逮捕张成泽之前，朝鲜政府发出了延续经济政策的信号，宣布建立包括黄金坪在内的14个经济发展区。不过，中方同样将这一举动视为平壤在中朝经贸合作问题上态度摇摆的证据。

策略性调整

如果没有北京对于改善经商环境的政治支持，朝鲜很难吸引中国人对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在第三次核试验之前，中国政府曾试图通过外交努力来使得商业关系制度化，从而减少不可控的成本与政治风险。这一点正是2012年8月张成泽访问中国时议程上的头号问题。而这次访问也是最近一次讨论经济合作问题的高层访问，自此之后，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所关注的就只有核问题与重启六方会谈。

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对政策进行了调整：执行制裁与和韩国的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094号决议后，中国迈出了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步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务部发布了一份禁止出口的物品清单，并在美国财政部制裁朝鲜外贸银行后立刻中断了与这一机构的关系，此外还加强了海关检查。

由于对安倍晋三政府持有相同的反对立场，北京和首尔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显著升温。在所有外国国家元首之中，朴槿惠在2013年6月访问北京期间获得了最高规格的外交礼遇。最终的联合声明也称赞了她处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做法。在4月的一次通话中，朴槿惠特别向习近平提出，希望中国“建议”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一位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日前在首尔的一次会议上强调，面对三大共同的国家利益——日本的威胁、朝鲜的核计划、东亚的和平——中韩之间的伙伴关系具有战略重要性。他还建议两国“结盟”。尽管并非官方观点，但这种态度无疑突出了2013年中国政策重心从平壤到首尔的转移。

在2009年和2012年间，中国执行的经济接触政策动机部分在于促使朝鲜解除核武装。要想令中国回归这一政策，朝鲜需要在高层外交中作出政治承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样的承诺至少必须包括不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如今，中国将朝鲜半岛安全事务的重心从平壤转移到首尔的过程十分迅速。这一过程固然是策略性的、可逆转的，但依然具有实际意义。在参与六方会谈的国家中，目前韩国似乎处于能够对中国的对朝政策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位。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岩（liyan_juergen@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