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迷途

来源：伦敦书评 2014年4月

执笔：Jonathan Steele

编译：侯沫

关于苏联解体后中亚新兴的五个“斯坦”，通常的观点是，它们是地缘战略冲突的潜在场所，毕竟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三大帝国势力直接竞逐控制权的领土。俄罗斯，作为最近的外部统治者，剥削该地区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无论是出于商业利益考虑，还是怀旧情绪作祟，俄罗斯都不情愿失去对该地区剩余的影响力。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人烟稀少、能源富足的边境地区充满了诱惑，正对新的基础设施投资、交通运输、移民与定居翘首以盼。美国则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大量军事基地，在俄罗斯愈发具有侵略性、中国军事力量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位于这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基地就更加具有价值和用处了。

帝国竞技场

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显而易见是存在的。不过，对于中亚局势，也存在着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亚是国际上重要性有限的一个小角落，被戈壁环绕，没有出海口，当地人民也注定还要经受多年的专制统治，而激发地区冲突并不符合当地政权的利益。当今世界最近的三大帝国——过去的俄罗斯、当下的美国、未来的中国——之间的任何竞争都将纯粹在经济方面进行。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可能是一大威胁，但圣战者更可能给当地政权而非三大外部强国造成麻烦。事实上，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潜在威胁更可能导致三大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冲突，因为他们都认为遏制伊斯兰主义的扩散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还有更多理由支持后一种观点。五个“斯坦”的历史和现实都存在许多差异，不仅如此，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也往往被夸大了。除了1990年代的塔吉克斯坦外，伊斯兰主义从未成为任何一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至于全球圣战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中亚地区的人加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的战斗。来自前苏联其他地区的枪手的确登上了这些代理战场，但他们大多是车臣人或北高加索人。

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冷战期间，有些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声称，中亚地区更容易孕育异见与叛乱，因为这里的穆斯林居民天然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国和西方将广播延伸到了中亚地区，希望能够激发叛乱，他们认定莫斯科的侵略行为会令当地人民感到愤怒。然而，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苏维埃的世俗主义；而且，即使他们依然在遵循伊斯兰教的仪式，这也不过是文化传统留下的印记，而非是在表达政治主张。苏联司令部派遣了相当高比例的中亚士兵参与阿富汗战争，他们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只有很少人投奔了穆斯林抵抗运动。

在1991年获得独立之后，中亚地区出现了兴建清真寺的热潮，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通过许可建设清真寺、邀请外国伊玛目前来讲学、让本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当地的政权试图收服潜在的伊斯兰主义者。而当遇到麻烦时，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各国都禁止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活动。这一策略似乎奏效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这一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行动的武装组织非常短命。吉尔吉斯斯坦在1999和2000年遭遇了几次袭击，但大部分武装组织成员都在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死亡。数年之后，当塔利班卷土重来之时，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却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与阿富汗不同，该运动在当地并没有太多同情者。

苏联之后

中亚地区也出现过多次骚乱，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这更多地与种族和当地政治冲突而非宗教有关。外国记者的报道充满了残忍、贪婪与屠杀的故事，令人回想起早先一批外国记者的抱怨，他们满怀热情地前来报道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随后却被叶利钦统治之下朝向裙带资本主义的混乱转型所震惊：“我们作为政治记者来到了莫斯科，离开时却成了犯罪报道者。”

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经历了类似的路径，从一党专制转型为高度腐败的市场制度，却没有迎来丝毫的政治多元主义和公开辩论，其结局甚至可能更加灰暗。俄罗斯的经济制高点如今被几个寡头和总统亲信所把持，中亚共和国的财富则倾向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的手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时在任的共产党长官成功地将新近独立的国家转变成了自己及亲属获取巨额财富的来源，各种犯罪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侵吞公共财产、贿赂、监禁，乃至谋杀。

吉尔吉斯斯坦曾是例外。前总统阿卡耶夫曾被西方视作自由派，多山多湖的吉尔吉斯斯坦则被认为有望成为中亚的瑞士，阿卡耶夫还允许其他政党和数百个小型NGO存在。但权力让阿卡耶夫家族也自大了起来。他的儿子和女婿赢得了为美军基地提供供给的丰厚合同；他的妻子则是总统宫的看门人，掌控着重要的政府职位和有野心的政客。公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05年的议会选举后，青年走上了街头，就如同他们曾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所做的一样。但郁金香革命之后，在阿卡耶夫手下失宠的旧权贵阶层又开始重新掌握局面，继任者巴基耶夫很快就证明自己比前任更加腐败和不受欢迎。此外，阿卡耶夫被推翻后不久，由于害怕遭受同样命运，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命令该国军队在安集延杀害了多名反政府示威者。

中国人来了

除了人民与政权的冲突外，前苏联中亚地区的种族冲突很少导致暴力的结局。但与中国接壤的地带问题就要糟糕许多了。在新疆地区，大量汉族移民令维族人的数量降低到了总人口的45%，这种情况下，憎恨的情绪既有宗教因素，也有种族因素，并常常表现为政治抗议及与警方的致命冲突。

美国对中国海军扩张十分关注，视之为对美国在亚洲独占海权长达70年的挑战，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令多数分析人士的目光都聚焦于来自东方的威胁。人们常常设想这样的场景：未来数十年内，围绕着日本、朝鲜半岛和台湾将会爆发军事冲突。然而，中亚有可能更快地感受到中国的军事压力。中亚富饶的能源储备、与中国相邻的边境，以及稀疏地分布于空旷、广袤土地上的仅仅6000万人口，都令自己易于遭受中国的扩张主义。在所有五个“斯坦”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在快速增加；而当主导力量认为自己的商人和定居者需要“保护”时，征服的旗帜就常常接踵而至。

对于中国而言，直到1990年代初，中亚地区都是封闭的。在1969年的边境冲突之后，意识形态争执几乎令中苏这两位共产主义巨人开战。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1988年，两国允许边疆地区的人民不必持有护照即可穿越边界；三年之后他们就边界划分达成了协定。当中亚出人意料地获得独立之时，这些成果成为了中国与毗邻的三个“斯坦”之间关系的基础，双方在十年时间内缔结了边界条约。尽管毛泽东曾表示，19世纪沙俄所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他的继任者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将中国曾声索的土地的57%让给了哈萨克斯坦；而在塔吉克斯坦，中国只拿走了曾要求过的土地的3%——一小块多山的土地。至于争议领土最多的吉尔吉斯斯坦，尽管新任中国领导人减少了所要求土地的面积，但阿卡耶夫还是割让了90000公顷耕地，这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权威。但有关土地的交易并未能将共享水资源的条款纳入其中。由于新疆的棉花和粮食产量日益增加，加之人口数量也不断上升，所需要的水资源也相应增加。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开始从哈萨克斯坦的两大主要河流汲取越来越多的水资源。

种族火药桶

维族问题则更加棘手。他们有时被称为“中亚地区的第六民族”，居住在中国边境的两侧，北京视其为潜在的分离主义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新疆将苏联视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伙伴。乌鲁木齐的维族知识分子也更愿意将目光投向莫斯科，而不是北京。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时，毛泽东乐于见到数万名维族人移居到苏维埃哈萨克斯坦，从而为汉族定居者留下更大的空间。然而，中亚国家的独立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动态结构，突然之间为维族提供了“民族解放”的梦想与政治模板。在中国国内，中国对分离主义威胁的回应是强硬的；但在中亚地区，中国的行动就不得不更加谨慎。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的领土主张之所以被减弱，就是为了换取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意帮助解决维族问题。在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独立的政治活动都受到压制，自然也没有维吾尔协会的活动。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哈萨克斯坦也在1990年代后期解散了国内的维族团体。事实上，中亚国家也默认了中国的原则：三种邪恶势力——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必须受到打击。出于这一原因，尽管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与莫斯科有广泛的合作，中国和中亚国家还是拒绝承认2008年脱离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这惹恼了普京。

随着维族分离主义得到控制、边界争议得以解决，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也飞速上升。2002年时的数据约为10亿美元，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肇始时，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250亿美元，仅次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中国将目光对准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并对贯穿该地区的公路和铁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然而，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关中亚国家人民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态度的调查表明，当地人民对中国持有负面观点。民意的基础是苏联媒体数十年来的报道，近年来中国对待维族和其他穆斯林的强硬态度更强化了这一立场。在中亚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受到追逐市场、能源和土地的贪欲推动，中国对中亚依然心怀帝国主义的意图。至于美国及其军事基地，就更加不受信任了。正如印度人曾对衰落中的旧日帝国怀有温和的好感一样，中亚国家人民一边倒地更加青睐俄罗斯，认为它较不具有威胁性。

但权贵阶层的观点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巩固了这些政权的专制做派，并支持他们将政治上的反对者与伊斯兰主义混为一谈——美国的反恐战争也有助于进行这样的歪曲。但他们与北京之间也不过是功利的联盟关系。他们和中国一样，拒绝自由化和政权变更，但并不期望缔结真正的政治友好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中亚的联盟可谓是“经济火热、政治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