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改何去？

安庆上一次在史上留名，需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了。

最近一次举国关注，却是因为殡葬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砸棺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棺材被砸毁，多名老人自寻短见，他们通过喝农药、上吊、投井等极端方式自杀，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只为赶在6月1日新政实施前躺在棺木中入土。

安庆政府渴望毕其功于一役，打着“去千年陋俗，树一代新风”“节约耕地”的口号，令无数老人曾念兹在兹的“遮风避雨”之处竟成了“非法”之物，阳世苦心经营的福寿，一夜之间，尽数不见，厚厚的棺木不敌一纸公文。

自推行殡改以来，此类悲剧时有发生，2012年周口“平坟运动”曾一度掀起周遭舆论，“死不起”的问题尚未解决，“逼死人”的问题再度出现，殡葬改革究竟该何去何从？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是人皆有一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丧葬之礼却大不相同。

譬如巴厘岛，自古就采火葬，这是因为宗教因素所决定；而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火葬率也自然高，日本高达97%，英国有70%，而地广人稀的大国，火葬率则低，加拿大38%，而美国仅25.5%。

在中国境内，也有诸多形式，天葬、水葬、土葬、火葬、野葬、崖葬不一而足，源远流长，土葬无疑是最主流的形式。

汉族作为华夏族群的主体，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直盛行盛棺土葬之礼。从字体构造看，“土”“文”为“坟”，形象表明土地和中国文化、坟墓和中国人生命的天然而又紧密的联系。中国人对于“死有所葬、入土为安”的强烈渴望，超出了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年长之辈入土之前最为牵挂的莫过于两件终生之事——勘坟冢、订棺木。

这也无可厚非，生而为人，跨阴阳两界，一副结实的寿棺，一块上风上水的坟地，是阴世最好的寄托。这早已超越风俗和文化的边界，被赋予了信仰和宗教的意义。围绕坟墓发生的种种有关丧葬、孝道、仁爱、忠义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早已融入中国儒家传统的骨血。

所谓殡葬改革，即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中国的普罗大众自古以来深深相信习俗，传统的土葬礼仪早已根深蒂固，既为思维方式，又为生活方式。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所说：“人世生活不是条文，亦非实在的条文所能框含得了的，人心是肉长的，懂得疼痛，不是用来书写条文的墨汁，更不可能如零部件般随意锻压，任意搬运。”这就形成了“习俗强势，法令不行”的局面，殡葬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移风易俗之路

既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砸棺与平坟是一种最为恶毒的人格侮辱，那政府为何还要逆民意而为，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废除土葬，推行火葬？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我国耕地有限，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死人墓地与活人争抢有限的耕地，当然不行。

乍一看，似乎确有道理。但略加推敲，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近几年全国每年死亡人口在1000万左右。即便所有人都实行土葬，假设每个坟墓平均占用耕地5平方米，则全部占地面积5000万平方米，折合7万亩多一点。目前我国的耕地“红线”是18亿亩。那么，即便所有的死者都实施土葬，并且照此规模持续占地100年，形成10亿座坟墓，总占用耕地面积也不过700万亩，在全国18亿亩耕地中只占0.38%！所以，即使除掉全国现有所有分布于耕地中的坟墓，所增加的耕地也没有多大经济意义。

还有一个理由便是“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从农业社会一脉相承而来的丧葬习俗被官方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被大加挞伐。

支持殡葬改革的哲学依据当然是物质主义，它认为，世界本源即是物质，人死则万事皆休。然而，将一种源远流长的习俗斥为“封建迷信”是否超出了一个清明政府的正当权利范围？即便一种习俗确实是“封建迷信”，政府有没有权力干预它，更不要说强制禁止它？如若繁缛的入土祭奠是“封建迷信”，那么宗教又该如何定义？更讽刺的是，阳世的豪宅、高尔夫球场、无止休的房地产扩张难道就不会对18亿亩耕地红线构成威胁么？不去有效规制这些而去压制不过几平米的坟头，大有“丢西瓜，捡芝麻”之嫌。

植根于华夏民族血脉之中的阴阳之事，早已具有符号化的意义，它关涉对亲人的追思，关涉“物化”的根脉情怀，甚至影响着现世之人的价值礼仪。退一万步而言，如若一定要推行殡葬改革，那也请给移风易俗一点时间。20年前，《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便出台，安庆政府一直置之未理，现在企图在几个月内全部推行火葬，平地起风雷，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殡葬改革不可冒进，但并不代表政府就无事可做。政府可以进行监管，比如，可以疏导民众尽量不占用耕地进行土葬；禁止民间建造太过奢华、大而不当的坟墓；对选择火葬的人给予经济补贴，鼓励其进入公墓安葬，用优惠政策这种相对缓和的方式引导老人选择火葬……循序渐进地推进，而非强制蛮横。如此，国民才能死有尊严。

有死的尊严，才有生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