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友争夺战

来源：詹姆斯顿基金会 2014年6月

执笔：Timothy Heath

编译：高达

对于美国加强与盟国关系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媒体加大了批评的力度，称这不利于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北京不太可能轻易地放弃塑造当下地区秩序的努力。

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美国和日本发言人的针锋相对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中方所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这一概念。此前在5月20日至21日于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全称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习近平就勾勒出了这一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主张重建地区安全秩序，使其更好地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并非是新鲜的主意。早在1997年时，中国官方就提出了新安全观的原则。在2005年左右，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的主要概念，包括“和谐世界”及其衍生物“和谐亚洲”，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希望如何塑造全球和地区秩序，使其适应本国的崛起。

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与前任领导人所提出的想法有类似之处，都主张通过发展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以及完善各种组织机构，令中国日益上升的经济影响力更加如虎添翼，并取代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建立起亚洲安全结构新的基础。

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日益感到不满，这是由深刻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这既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关系不大，也不是出于对美国领导人的表态或是美国执行的政策——例如再平衡政策——的回应，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对中方的不满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中国官方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冷战心理”的批评由来已久，不过长期以来这些所针对的都是特定的政策，例如对台军售等。相比之下，最近的批评声浪针对的则是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地区安全过程中所遭遇的更具普遍性的结构性障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在亚洲主导的安全联盟与伙伴关系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障碍之一。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领导人并未明确地将美国视为敌人。相反，中国迫切地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大国之间实现密切的合作，共同处理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这就表明作为崛起中大国的中国希望避免与现存大国美国形成经典的安全困境。中国依然需要维持稳定的地区局势，从而能够继续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变得愈发强大、地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在安全和发展上的需求与当下安全秩序的冲突也将日益突显。

增长之匙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对美国联盟体系的不满至关重要。中共十八大报告等高层战略文件的指示以及相关中央领导小组的设立都突显了结构改革的迫切性，中国领导人依然将结构改革视为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当务之急。

在新近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来推动系统性的和结构性的变革，既促进本国的全面发展，又改善内部和外部的安全环境。

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通过经济一体化来争取亚洲快速兴起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据估计，到2020年时亚洲区域内贸易额将占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中国试图通过加深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程度来兑现自己的潜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反映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该决议要求官员在2013年“加速”与周边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而在去年秋天的外交工作会议上，周边地区也成为了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些指示刺激了地区贸易和经济合作项目，如孟加拉国—印度—缅甸—中国经济走廊、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

安全为表，经济为里

要想实现经济潜力，亚洲需要保持稳定和安全。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国官方媒体也指出，没有安全，亚洲将无法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认为，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安全和政治架构，将是对中国在地区经济中支配地位的天然补充，并将成为实现亚洲持久增长潜力的灵丹妙药。习近平在亚信峰会的发言中指出，亚洲进入了安全合作的重要阶段；他批评了过时的冷战思维，主张更新安全观，建立全新的安全合作架构。北京越来越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分量和经济支配地位应该让中国获得决定该地区安全架构主要特征的权利。例如，有官员表示，大国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维持安全与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做好了维护亚洲安全的准备。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支配地位和美国的军事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是亚洲众多安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一篇典型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亚洲所有安全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全球化引发的权力的去中心化和东移；亚洲在安全上无法自足，导致了许多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中国领导人主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建立另外一套更加符合中国的地区经济支配地位的架构和机制。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解释道，“亚洲新安全观”试图建立起新的机制，令亚洲人能够管理安全问题，因为建立这样的体系将“更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文章所引用的例子包括各种机构、对话和其他与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相关的机制。

美国是威胁吗？

中国批评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对于该地区的长期安全只能起到反作用。官方的评论十分尖刻，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认为，美国联盟的强化“激化了地区矛盾，制造了紧张与对立”，“这干涉并阻碍了亚洲地区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进程”。有些文章还提及了对美国遏制政策的担忧：“我们不能只让一个或是少数几个国家感到安全，而将其他国家弃之不顾。”《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也以类似的语气解释道，美国提升在亚洲安全影响力的做法是将军事盟友和伙伴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将他们推向了遏制中国的前线，并利用海洋争议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中国同样将美国的盟国视为对稳定与安全的威胁。评论员常常责怪美国鼓励其盟友和伙伴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挑衅中国。对于那些与中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盟友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在北京看来，美国与日本的联盟就比美国与泰国的联盟更成问题，因为中国与泰国的双边关系要稳定得多；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促使这些国家敢于在主权争端问题上挑衅北京，有可能引发不稳定，甚至是冲突。与日本、菲律宾等邻国的敌对关系甚至有升级成战争的风险，这将把美国卷入其中，而这将是北京害怕遭遇的一场灾难。美国试图通过再平衡战略来令盟友们感到放心，这些举动令北京感到更为紧张。

中方批评人士还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关注点过于狭隘，能力也过于有限，不足以应对亚洲复杂的安全问题。美国通过军事演习的方式来威慑朝鲜的努力受到了质疑，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美国及其盟友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在面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时，美国“未能使人们相信其能力足以保护亚洲免于遭受灾难”。

所有的不满都汇聚成一点：在北京看来，美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结构早已不再能像从前那样保证地区稳定，反而成为了不稳定的潜在来源之一。用新华社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冷战安全结构继续存在，和平的亚洲就将只是空谈”。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立能够解释，为何美国领导人如此难于令北京感到放心，相信美国主导的安全结构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的威胁。例如，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就被批评为是在“倡导航海自由与尊重国际法”的背后“隐藏着与美国安全哲学相一致的单边手段”，“美国及其盟国倡导的这种手段将为地区带来风险”，并“造成亚洲各国之间的不和”。

亟需创意

迄今为止，多数评论人士都是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解读习近平对结构性和系统性变革的追求。然而，亚信会议和香格里拉对话所传递的信息表明，这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试图对国内和国际的秩序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由于这些改革被视为与中国的发展与存亡息息相关，北京不但不太可能放弃此类需求，反而可能更加迫切地希望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中国很可能进一步尝试建立替代性的组织、机制和架构，以满足自身的战略需要，与此同时也会支持现存秩序中那些不会对中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元素，并且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如意算盘是，以亚洲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新秩序将逐渐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从而令美国的角色变得多余。

因此，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和竞争。美国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拥有合法和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作为该地区的支配性势力，尽管近年来的优势地位呈部分衰落的态势，但美国依然保有强大的实力。于是，中国、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将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势，需要作出越来越困难的决定。

要想使北京感到安心，美国需要弱化或是重新定义其联盟体系，以符合中国的安全偏好；要想令盟友感到安心，美国则需要在主权争端和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烈的与中国对抗的意愿。幸运的是，所有国家都认识到了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处置不当会招致多么严重的后果，也明白展开合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尽管如此，中国、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仍需要进一步提出更具创造力的政策，以此来确保亚洲的持久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