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拉开帷幕,“法治中国”路线图不日即将公诸于世。非独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央全会一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伙伴们都在寻找符合各自国情和特点的发展道路,各国的中央全会在召开的时间、方式、内容上也充分体现了各国的政治特色和探索成果。
理论上,每年至少开一两次
在所有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全会一般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备受瞩目的决策诞生地,更是国家战略的发源地。因此,中央全会何时开,开几次,每次讨论什么议题,都是重大的政治部署。
以中国共产党为例,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更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和中共一样把中央全会召开频率以党章形式固定下来的,还有朝鲜和古巴。2010年9月,新修订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朝鲜中央全会的召开自此得以制度化。而在古巴共产党章程中,则规定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政治局可召集多次会议。不过这个规定后来又发生了变化,2011年召开的古共六大决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越共中央全会开会不定期,一年可能召开多次。按照2006年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的《越南共产党章程》,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5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或提前召开的时间都不得超过1年,但是对全会召开的时间和次数没有做出细致规定。
“中央全会”在朝鲜没那么重要
一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中央委员会都是党代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朝鲜这是个例外,最突出体现就是国防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国防委员会本是朝鲜的最高军事机关,但由于金正日的先军政治,被不断拔高至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2009年朝鲜进一步修改宪法,将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明确定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职责由原来的“领导总体的国防工作”变为“领导国家的总体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当金正日主要通过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朝鲜时,劳动党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这样特殊的情况源自金正日,媒体曾报道称,他更愿意通过直接下命令的方式,通过一个少数人组成的精英集团而不是至少上百甚至上千人的中央委员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这符合他隐秘的行事风格。在这种统治方式下,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自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越南将“中央全会”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和朝鲜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越南,中央全会正成为越共中央治理国家的一种灵活手段。除了议题的多样性,公开和透明更是越共中央全会的特点,虽然全会现场并不对外公开,但是召开的时间、地点媒体早就对外公布。不仅中央全会开闭幕的消息民众能第一时间在官方和商业媒体上获悉,就连每天开会讨论的内容,越共中央的宣传机构还专门作“会议简报”。
而在越共中央全会的闭幕公报中,行文用词恳切,既有传统话语,也不避讳矛盾分歧。越共11届7中全会公报对党建问题就曾做了大篇幅的批评性措辞。
应该说,越共中央全会是一种迎合社会进步与变化的外在表现——它努力塑造党和民众的鱼水关系,协调党内不同声音,努力面对机遇和挑战。它所承载的,要远大于它的形式和内容,越共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这才是越共中央全会不断与时俱进的根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