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与人口政策较劲30年

2004年，已担任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梁中堂，顶着省里反对的压力，到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重点研究人口政策发展历史。他希望，通过还原一项重要国策的发展史，人们可以由此产生对制度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梁中堂不喜欢人口学，真心不喜欢。谈起自己整整研究了30多年的学科，他的反应是深深地皱着眉，很是厌烦。但一不小心，他就在这个颇抵触的领域里呆了半辈子，他曾任职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副院长，还是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直至退休，一直顶着“人口学家”的光环——这一切，都缘于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较劲。

误闯人口学

梁中堂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就对其公开质疑的学者，尤其他还是体制内的人。

造访他的时候，他才从山西省侯马市翼城县回来没多久。鲜少人知道，在计划生育“一胎化”作为一项几乎不可动摇的国策强势推行的这30多年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竟是一个特例——上世纪80年代，中央特批梁中堂在翼城试点“晚婚晚育二胎”，为此，他放弃了年轻时的梦想留在了这里，希望以一个试点的成功撬动整个国家政策的改革。然而命运就像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

时间回溯到1978年7月，“文革”刚刚结束，梁中堂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彼时，他的梦想是搞哲学研究：1966年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遇上“文革”爆发，大学梦碎；1977年恢复高考，他马上又考了一次，却因为担任公职而未被录取；然而个性顽强的他没有放弃，1978年5月，又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

这一回，他得到了黄楠森青睐，却突然杀出了一位“程咬金”——7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党校教研室工作。读研与进党校，那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梁中堂思考再三，做了一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决定——去信婉谢了黄楠森。然而他没想到，本来一门心思进党校做哲学研究，却被强行分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更被指定去搞人口学。对这突如其来的“摊派”，梁中堂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反感，“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

逆主流

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6月，梁中堂都一直沉浸在“绝不搞人口学”的抵触情绪中，不仅拒写相关论文，在各种会议上也不愿意发言，自己闷头学习英语，写有关哲学的文章，力图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转折发生在1979年11月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党校仍然坚持派梁中堂去，这回倔强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得不着手准备一篇论文。可是写什么呢？10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就业、升学等问题极为严峻，中央认为这些压力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当时主管计划生育的陈慕华副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人口发展方案：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0‰，1985年降到5‰以下；2000年争取达到零度增长。

“经过测算，我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梁中堂说，而彼时“计划生育”这个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的国策正势不可当地向更为激进的“一胎化”方向演化。

看到这些后，身为农民儿子的梁中堂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同时他也越想越忧心，“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的人口问题。于是，他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完全逆主流的论文，不仅提出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的质疑，更通过调研和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性方案——“测算显示其完全能达到不亚于‘一胎化’的人口控制效果。”

下了水就回不了头

梁中堂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在人口理论上很有建树的学者，他甚至反对这种提法。

事实上2000年后很多学者对“一胎化”提出的质疑，乃至对其后果的阐述，梁中堂早年就提出来了，那时他还根本不是什么学科专家。“我说的都只是一些有生活经历的人仔细一想就能想到的问题，”他摆手兼摇头，“没有任何深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

而吊诡的恰是，当他试图用如此浅显的“大白话”与当时包括刘铮、田雪原等在该领域最有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交流时，发现他们与其说不认同，不如说根本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如是，梁中堂显得孤立的言论在当时完全没有得到正视，而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一年后，“一胎化”就由政策一跃成为国策。

这一切让梁中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这个政策对人民生活影响多大啊，他觉得自己需要继续发声。

彼时，他的学术观点被当作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代表。1984年，梁中堂向中央递交了报告《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报告虽然被否决了，却得到了计生委政策研究处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的肯定。其后，他们又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这次，总理和总书记都做了批示，然而，即使有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来也不了了之。

梁中堂没有放弃。1985年春节他再次上书，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山西省批准他在翼城做二胎试点。那是一块他耕耘了近20年的“试验田”，成功证明了梁的方案的可行性乃至优越性。

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这样的效果出人意表。为什么二胎政策对人口控制的效果反而更佳呢？梁中堂解释，正如他当初就意识到的，让中国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几乎不可能，很多妇女怀孕一次，计生部门就做工作让她流产一次，“但她还是会继续怀，直到能生下来。看起来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实际出生率却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而在翼城，相对宽容的政策利于被农民接受，超生的当然也有，但很多家庭顺顺当当生完两个，也就真的不生了，反而更有利于出生率的控制。

思想转变

“翼城试验报告后，马上有13个地方跟随试验”，政策一度呈现松动态势。不过，以梁中堂这种书生思维不会料想到，翼城试验虽然成功了，它也失败了。1991年，有关部门再度强调要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也就是一胎化。指日之间，翼城以外的13个试点统统被收回。这对梁中堂来说，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但翼城带给他的，决不仅是一个对理论正确性的证明。通过对翼城的长年观察和了解，他发现，即使没有政策干预，人们的生育意愿随着社会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会有一个自然调节的过程。

如果说2000年之前梁中堂是一个人与一项基本国策在较劲，一直希望能获得更多支持，那么当2000年后越来越多专家提出和支持二胎政策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已不是一胎二胎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生多少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政府去‘计划’？”

2004年，梁已担任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翼城试验也已将近20年。对于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他早已心灰意冷。“我决定到上海，决定和它告别了。”顶着省里反对的压力，他到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到了上海后，他把重点放在了对人口政策发展历史的研究上。跳出了人口学本身而纵观政策历史，他反而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很多自己一直相信的历史说法，真正通过史料研究后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希望，通过还原一项重要国策的发展史，人们可以由此产生对制度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思想转变后的这些年，梁中堂已经做出了不少成果，只是内容大部分尚未正式出版。“（我做这些事）没什么影响的，”他叹着气地笑，“真正读我博客的可能就几百个人，几千人就了不得了。自己研究清楚，搞明白是什么道理就行。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哪一个人的思想就把大家照亮了，但至少这些东西可以供以后做研究的人参考吧——基本就是这个作用。”

他平静又带有一点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