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追逃办”如何“网住”外逃贪官？

从职能定位上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办公室并不一定直接参与办案或和外国联系，主要是根据追逃追赃当中遇到的困境，组织国内各个部门共同想办法来解决。”

10月20日消息称，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的贪污官员，这些官员在澳的非法资产也将被查封。中澳将在几周之内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首次行动。这是双方史无前例的一次合作。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外逃最多的三个国家。

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将是此次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从高严出逃到锁定目标，已有12年。

而早在10月10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首次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亮相并接受媒体采访。

据悉，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单位负责人士组成。下一步，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压缩外逃官员的生存空间。

亮相：8单位参与国际追逃追赃

本月10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首次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亮相。

作为办事机构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将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具体工作。

今年7月，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光辉介绍，中央纪委在机关机构改革中，把预防腐败室、外事局整合为国际合作局，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同时有组织查办案件的职能。

除了中央纪委，这个办公室还有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其他7个单位的负责人士参与，各单位按照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黄树贤介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国际追逃追赃，具体工作包括“统一研究反腐败追逃追赃政策措施和工作计划”、“综合分析外逃案件信息，组织开展重点个案追逃追赃”、“推动建立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网络”等等。下一步，还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控制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定位：国内主管部门的“协调者”

早在今年5月29日，中央纪委便会同多部门召开了一场国际反腐座谈会，近期亮相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人士悉数出席了那次会议。

第二天下午，中央纪委又邀请了7位专家学者专门针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发表意见。

这次座谈会的参与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向政知局介绍，从职能定位上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办公室并不一定直接参与办案或和外国联系，主要是根据追逃追赃当中遇到的困境，组织国内各个部门共同想办法来解决。”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作为一个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该办公室的存在可以有效整合各部委的职能资源，而中央纪委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黄风分析，一方面，办公室可以联合多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比如前段时间公安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敦促外逃经济犯罪人员回国。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弥补我们在法律制度建设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办公室可以着眼于具体案件的方案制定工作。“比如商讨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办法、制定外逃官员的引渡执行方案等等。”

从参与人员来看，“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都设有国际合作局，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员可以参与到办公室的工作中。涉及到专业问题时，可以由国际合作局协调机关内其他部门的人员共同磋商。”黄风表示。

分工：多部门如何达成合作？

黄风指出，境外追逃因牵涉外交因素和国家利益，相较于国内追逃更为复杂，因此需要多个部门参与。“我们在追逃时，需要根据官员外逃国的实际情况，安排国内相应主管部门进行对口联系。比如引渡时，我们对外逃人员进行临时逮捕，对方要求我们必须出示检察机关签署的逮捕令，公安机关签发的拘留通知书等内容并不被认可。”

此外，国际追逃追赃也离不开国内多部门的分工协作。“比如，公安机关在办理追逃案件时，外国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做出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需要报给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给出决定，而最终的相关承诺要由外交部代表国家做出。”

《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2005年和2007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曾先后建立过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两项工作的联络协调机制，并将办公室设在中纪委。

在这两项协调机制中，最高法从审判职能角度，及时对外逃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量刑承诺；最高检出台关于开展境外缉捕、追赃及取证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推动建立境外缉捕长效机制；外交部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配合境外缉捕工作，加强个案磋商；公安部加强警务合作，加大侦查力度跟踪案件；司法部负责配合办案部门及时对外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而人民银行、银监会、外汇局则肩负反洗钱调查、跨境资金监管和打击地下钱庄等职责。

渠道：通过引渡、移民法遣返等方式追逃

分析指出，“引渡”是我国境外追逃的最常见手段。

“以司法实践中的引渡合作为例，”黄风分析，“办案部门依照引渡法的规定向首脑机关（如公安部、最高检）提出引渡请求书，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明、犯罪证据等材料，经过首脑机关和外交部的审核同意后，由外交部向犯罪嫌疑人所在国提出引渡请求。”

在反腐专家庄德水看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之后，具体的追逃手段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相应工作也仍将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进行。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但是由于与多数欧美国家尚未建立双边引渡条约，移民法遣返、劝返、异地追诉也是常见的替代措施。

“使用移民法遣返的方式时，办案部门查明外逃官员在国内的犯罪事实后，若有持无效、过期证件出逃或以假身份、假结婚等欺诈手段向国外移民等情况，有关部门可以将情况通报给外逃国的移民管理机关，促使其采取遣返、驱逐出境等方式移交犯罪嫌疑人。”黄风向政知局表示，采用移民法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方式的时候，可以由主管部门自行和国外的相应部门进行沟通，而引渡请求则必须由外交部提出。

分析：赃款的追缴难度更大

黄树贤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我国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推动有关国家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风港”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此外，“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履约进程，建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也被纳入到计划表中。

对此，庄德水分析，“目前，对赃款的追缴力度要远远小于对官员的追逃力度。”在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成立之后，能否通过相关条约的制定完善对赃款的追缴工作值得关注。“毕竟，对于资金的追缴应该是最能看出反腐效果的。而现实情况是，不少外逃官员用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转移或隐匿起来，对赃款的追缴可谓难上加难。”

据悉，下一步追逃追赃的重点工作还包括“关口前移、防止外逃”。

相关部门将严格执行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管理规定，加强党员干部出入境证照、出入境资金监控等方面的管理，防止腐败分子外逃。

庄德水认为，“我国没有专门负责境外追逃的部门，因此，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在成员部门的选择上，主要依据于现实工作需要。”按照下一步工作规划，防止人员偷渡外逃的海关总署、针对“裸官”采取一定限制措施的组织部门也有可能被纳入到这个议事协调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