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建设的文化纬度——《平安文化概论》一书评析

施展旦

从中共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到十八大再次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充分表明文化发展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文化的软性力量来实现社会管理的显性目标，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挖掘文化的丰富资源，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大课题。近年来在推进平安建设的过程中对平安文化的探索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平安文化概论》一书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

一．作为软实力的平安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相比，一个国家单纯依靠强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由此，“软实力”（soft power）成为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以及他于同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相对于以经济和军事力量等具体资源形式所体现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指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软性同化式权力”。

约瑟夫•奈概括了软实力的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文化吸引力；二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吸引力；三是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这三者中，相较于后两者，文化作为一种力量在表现形式上显然更具柔性特点，却居于更为核心的地位。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能力只是其文化的外化形式。因此，关注文化软实力也成为软实力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趋势。

与约瑟夫•奈等西方学者以对软实力的论述作为推行和展示国家实力的手段，进而达到输出意识形态的目的不同的是，我们更强调文化的塑造功能，特别是在塑造人的精神和道德世界中的现实价值，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功能。现代社会的治理和组织架构本质上是以西方文化为其理论和思想基础的，但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上，如社会和谐、安宁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致的诉求。平安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试图在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通过文化的塑造功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维度中，寻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平安文化概论》一书从知识、观念、行为制度、文学艺术、历史记忆及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分层。概括地说，平安文化应从三个层次理解，即平安文化的理念、平安文化的制度设计以及平安文化的日常范式。

平安文化的理念是对平安文化内涵的基本解读。无论是《韩非子》中的“人无智愚，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还是《世说新语》中所说的“皆无想无因故也”，平安皆是指在没有外界因素干扰之下人的一种心境。现在往往被引申为在良好的秩序以及安定的生活环境之下，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一种状态。而凝结在人类历史中并对此体现出正价值的各种定型或不定型的行为和理论模式，共同构成平安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果单有平安文化的理念因素，那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要使之落地生根，体现其现实价值，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这里的制度设计，“包括政府建设平安的行为方式、个体追求平安的行为方式及形成的一些制度及习俗。”①骆圣宏：《平安文化概论》，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年版，第26页。平安文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要以维护现存秩序为目的，又要满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协调个体与公共之间，理性与情感之间的适应关系。平安文化以社会和谐为旨趣，但制度天生的权威性往往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因此，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对此要有充分地考量。

平安文化的日常范式是指在平安文化的理念引导和制度安排下，人们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基本生活范式。平安文化建设中，好的制度安排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间可以相得益彰，但坏的制度安排会适得其反。某种意义上，平安文化建设最终是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实现的。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既可以反映出一种制度安排的适当性，同时，由显示为每个个体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人的宽容心态，能够展示平安文化建设的现实功效。因为，从根本上说，一方面只有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来自制度约束的局促和不安，才能说明这样的制度是好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当我们把他人当作平等的对象，尊重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选择，才能对各自在日常生活中的爱好、习俗抱有宽容的心态，也才能免于他人即地狱的自由悖境。

二、平安文化的传统维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形态，在其组织架构中家庭居于核心的地位，对于维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国家（不同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结构）理念实际上就是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实体的放大。“所谓伦理者无他义就是要人认清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围绕着伦理关系所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存智慧，也是维系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体系的重要力量。“天下太平”是中国人理想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的现实基础就是人们在伦理关系上各得其所，恰到好处，相安相保。其中寄托了人们对平安的希冀，是我们从传统中理解平安文化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着与平安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成分，从西周时期起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我们构建平安文化的不竭宝库。《平安文化概论》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讨了平安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与传承。

第一，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崇尚人性至善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这与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是相契合的。所谓“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①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人为万物之灵，就必然要求治国者充分尊重人心。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展出后世的君轻民贵等治国理念。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并由神人立约关系演化出平等的契约精神，中国传统中更为重视人伦关系的构建。尽管也有“尊天命”、“重天道”等思想，但这里的天仅作为宇宙起源的设定物，与现实的社会结构间没有恒定的联系，也因此，儒家才会反复强调“敬天地，远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对于中国人而言，重要的不是神鬼之于人的先天本体论地位，而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人文精神，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也是我们在平安文化建设中需要大力弘扬的重要精神财富。

第二，克己复礼的仁义思想。《礼记•大传》中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这里强调的是社会结构中的等级秩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宣扬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理念，但正是这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被孔子拿来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在孔子看来，讲宗法等级并不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及天下大乱，相反，正是因为看到自春秋以来由于宗法顿失才使得的社会动荡不安，他才大声疾呼“克己复礼”的重要性，并认为这就是“仁”之本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②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页。“仁者，人也。”从根本上说，仁就是要求人能够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行事，不做不符合身份的事情。所以，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 仁体礼用构成了儒家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

第三，得天为性的德性思想。人的德性是天命的结果，其核心是“德性”价值观，即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德性，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修齐治平是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人的德性来自于天生的善性，孟子又称之为“良知”或者“良能”，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③万丽华、蓝旭：《 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5页。这种天生的道德意识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德性的基本形态，它们共同维系了社会、国家以及个体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四，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由来已久，在老子和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尚中、中和的道德诉求。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这实际上就是道家思想中的“道”的精髓，取其顺应自然之义，是建立在对宇宙万物基本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认知和实践模式。中庸思想并非反对变革，而是认为凡事不能走极端，应从“常道”出发理解和处理问题。万事万物尽管表面上千姿百态，变化无常，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有其内在的可因循的规律。也正因此，中国人很自然地从这种自然观中挖掘出了人生和社会价值。

三．平安文化的现代维度

自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原有的以宗法文化为奠基的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梁漱溟所揭示的，和建基于宗法文化之上的以家庭生活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不同，由于宗教因素，西方文化更关注团体生活（或公共生活），这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文化形态在社会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法治化，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法治文化，是我们在平安文化建设过程中面对的一大课题。

现代法治文化的根基是契约文化，“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24-25页。卢梭关于现代契约理论的这一核心理念，表明现代社会的重心是共同体利益的价值，公共生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是在权利让渡的基础上履行和国家间的承诺。与着眼于私人利益的众意不同，公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这是现代的法治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文化的根本区别。与众多文化现象相同，法治文化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而现代法治文化所要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平等、尊严等这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予以实践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它们由公民的规则和契约意识得到展现。

应该看到，上述对公共利益的价值的强调并非建立在忽视个人价值和主体性的基础上，正相反，它是以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为前提的。正因如此，公民的规则意识才显得尤为重要。法治社会的理性治理模式是良法善治，其核心就是对权利的尊重。在此意义上，一方面作为强势一方的国家要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公民个人对权利的主张也需保有足够的正当性和节制意识。概而言之，认真对待权利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

由于法治文化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任何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法治价值诉求，同时各国国情的区别又会产生对法治文化基本理念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差异，进一步会产生制度和实践层面上的分歧。因此，以现代法治为着力点的平安文化，应该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在一般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找平衡。必要的制度设计以及人们在实践中对其所保有的基本尊重是保障平安文化理想实现的社会基础。

四．双重维度中的平安文化构建

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契约精神，并以此作为当前从个人到政府以致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说辞。我们认为，这里起码存在着两方面的误解。一是契约精神之于市场经济固然至关重要，但由此把危及社会稳定的原因都归结于此显然过于武断。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不可能只有规范化的制度形态，道德的作用是更具根本性的，这一点无论东西方概莫能外。二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同样是不能成立的。无论从历代的法律文书的制定还是从儒家礼俗文化中对诚信的强调，都表明中国自古就不缺失契约精神。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完全有信心在法治背景下把中国传统文化用于构建和谐的平安社会中。

首先，坚持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的构建平安文化的基本理念。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它不是以依靠严刑峻法和单向度地依赖权力而达到使被管理者服从为目的，而是以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为前提，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使被管理者在自觉基础上同意性服从。中国自古就有“慎刑慎杀，先教后刑”的传统，如果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道德的教化功能的强调，这与现代法治传统中的精神是相合拍的。在任何条件下，道德感召的力量都要远大于强权的力量，对此，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等，是有着非常清醒认识的。因此，平安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确立法治与德治相互支撑的基本理念。

其次，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崇德向善是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继承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吸取和接受其他文明的道德基本价值，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

第三，借助社会治理资源创新平安文化公共服务方式和管理体制。当前平安建设中，公安作为一支重要的保障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同时，在多年的发展中，公安队伍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在队伍、载体、文化资源、规范性、教育素材以及平台基地等方面都不同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优势。①骆圣宏：《平安文化概论》，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166页。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结合平安建设，公安机关在校园、企业等不同社会主体的配合下，利用民警走访、现场示范、平安知识讲座、换岗体验等手段，积极参与到平安文化的建设中，成为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平安文化的主力军。

第四，平安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通过进一步改革协调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平安文化建设中，“政府是引导者，家庭是基础，学校是主渠道，社会是展示和检验的舞台。”②骆圣宏：《平安文化概论》，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加快完善政府职能，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增强依法行政和服务社会的观念，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用多种手段宣传平安文化。在法治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社会力量，如行业组织、社区、民间团体等，在平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优良的传统美德可以塑造社会良好的精神风貌，现代法治理念可以培育人们对权利的尊重，这两者所共同透射出的必然是平安文化所要展示的柔性力量。从平安文化的视角探讨平安建设，既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治理理念的转型。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平安文化建设的著作，《平安文化概论》既有历史思考，又有现实关注；既有宏观探讨，又有微观解析；既能放眼全球，又能立足当下。该书的出版，无论是对平安文化研究的深化，还是对平安中国建设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