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文化渊源与功能整合

李宜蓬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礼乐的文化渊源与功能整合

李宜蓬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礼乐起源于上古，至周代趋于完善。礼强调差异，讲求秩序，意在确定人伦规范建构社会的等级关系；而乐则讲求旋律，强调和谐，试图诉诸情感，实现人际关系的良性交往。二者有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但是在封建社会，经过儒家的整理和组织，将礼与乐合二为一，试图借此实现家族、社会以及政治的和谐。礼乐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礼；乐；功能；和谐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华传统文化亦可称之为‘礼乐文化’，它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鲜明特征，即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1］（P400）礼与乐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功能，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二者紧密结合，共同作用于人的行为规范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成为维护家族和社会关系的基石。探讨礼乐的起源、形态以及功能、影响，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封建社会与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礼乐文化的生成与完善

礼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杜佑《通典·礼·沿革》叙述了五礼的起源：

伏羲以俪皮为礼，作瑟以为乐，可为嘉礼；神农播种，始诸饮食，致敬鬼神，諎为田祭，可为吉礼；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可为军礼；九牧倡教，可为宾礼；易称古者葬于中野，可为凶礼。又，“修贽类帝”则吉礼也，“釐降嫔虞”则嘉礼也，“群后四朝”则宾礼也，“征于有苗”则军礼也，“遏密八音”则凶礼也。故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而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事地与人为三耳。其实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2］（P1119-1120）

在杜佑看来，嘉礼起源于伏羲，是为了满足人际交流的需要而作；吉礼起源于神农，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产；军礼起源于黄帝，是为了加强军队的组织而作；宾礼起源于九牧（九州之长），是为了促进诸侯的朝聘会同而作；凶礼起源于生者对死者的祭祀。五礼的宗旨可以归纳为“事天事地与人”，只有吉礼是单纯的祭祀天地，其他四礼是兼及天地与人事的。

应该说，杜佑对于五礼产生历史阶段的追溯很难确证，但是其对五礼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揭示则是有道理的。礼的出现，就其现实层面，是在农耕、狩猎、征战以及接人待物的过程中，通过严格的行为规范，有效地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就其巫术层面，是相信鬼神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就希望通过祭祀的方式，奉献祭品，沟通天地鬼神，以求获得鬼神的赐福和保佑。

《礼记·礼运》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3］（P1415b）对此，杨宽先生有具体的阐发：“礼的‘始诸饮食’，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把鬼神看做活人一样，给以饮食，在给以饮食时，讲究尊敬的方式，这就产生了祭礼。《礼运》所谓‘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乡饮酒礼该即由此产生。”［4］（P751）由此可见，礼兼具现实性和虚幻性的双重因素，而其根本目的则是功利的，是作用于现实的。古人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必须从事农业生产；而出于对大自然的无知和对丰收的祈愿，就通过祭祀活动以祈福禳灾，以期获得天地鬼神的庇护。因此，礼的起源和应用，尽管具有神秘化的色彩，但是礼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各种社会化、群体化场合中人所应共同遵守的仪式和制度，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作为群体的人进行组织、安排和动员，从而达到人的社会性的目的。

乐的出现，本是源自于人情感的需求，《毛诗序》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P270a）感情的抒发本是个体性的、随机的，初期的永歌和舞蹈也是个人化和随意的，但是随着群体交流的增加，永歌和舞蹈也逐渐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内涵和表达方式，由此形成比较固定的乐章。《礼记·乐记》开篇就说明了乐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是在一般性的歌唱和舞蹈之上的成熟的音乐形态：“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3］（P2527a）外物作用于内心，成为情感的源泉；感情需要抒发，就采取永歌的方式；愿望期待实现，就希望鬼神的赐福。面对客观世界，先民自然而然地就会通过乐的方式，表达悲喜之情，表达祈福消灾、趋利避害的本能愿望，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载了联系彼此沟通天人的诉求。这种诉求使得乐的功能逐渐从个人化的抒情，变为群体性的企盼，越来越多地带有功利化的色彩。

关于乐的起源，前引《通典》中提到伏羲已经开始“作瑟以为乐”，可惜语焉不详。《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葛天氏时代的音乐形态：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6］（P288）

这段文字，说明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一体的特点，历来为后人所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八阙之名，体现了上古先民对于天地万物以及气候变化的顺应和敬重。在对天地鬼神万物生灵的赞颂中，包含着对人类生生不息的向往和追求，其中功利化的祈福消灾乃至回报天地自然的诉求十分明确。它以乐舞的方式展现出来，表明乐舞是先民表达情感、沟通人神的重要载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乐逐渐丰富并趋于完备，也逐渐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更广泛的功用。墨子从非乐的观念出发，对乐的政治功能予以否定，但是他也说自尧舜至周代的武王成王，历代都作乐，而且乐曲日渐繁复，“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7］（P39-40）而儒家的观念与此恰好相反，认为正是因为统治者顺应天意，制礼作乐，才实现了天下的太平，所谓“天贶来下，人祗动色，抑扬周监，以弘雅音”［8］（P675）。

周代是礼乐文化大兴的时代。对于礼乐文化的建构和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公被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开创者和执行者。《左传》文公十八年（前609）记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9］（P1861b）现存《周礼》一书，绝非周公所作，但周公曾创作过有关礼的文献，想来并非不可能的事情。《礼记·明堂位》记载：“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3］（P1488b）因此有学者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虽然缺少直接的证据，但是揆情度理，还是有可信度的：“上验殷墟甲骨金文，下核周代文献金文，虽不能确定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但周代武王之后周公成王时代改革礼仪制度可以论定，以此可知文献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也是有根据的。”［10］（P232）

当然，周公的制礼作乐，不可能完全出于原创，当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P2463b）礼乐文化的建设绝非一朝

一夕可以完成，必然经历有传承，也有变化的发展阶段。参考叔孙通创制汉仪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周公制礼作乐的推测。叔孙通向高祖表示：“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12］（P1729）因为时代的关系，先秦的古礼不可能完好无损地保留到汉代，因此叔孙通所定礼仪，主要是参考秦礼，司马迁就说：“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12］（P8817后代制礼作乐，实际上也都必然是参酌前代礼乐加以发展而成。

二、礼乐文化的功能差异

礼乐就其形态而言，并非一事；就其功能而论，也各有不同。礼的作用，在于它确定了一整套社会规范，从家庭到社会再到政治等诸多层面上，都形成了一套为公众共同遵守的礼仪形式，从而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实现了社会的秩序。《礼记·曲礼上》对礼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做了精炼的概括：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3］（P1231b）

礼不仅体现为外在的形式，而且是社会秩序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它既制约道德，也制约法律；它既体现在家庭里，也体现在政治上；它既约束人事，也旁涉鬼神；它既要有外在的形式规范，又要有内在的精神诉求；它既要求君子的率先垂范，也必然要求士人的群起效仿。因此，礼的普适性与强制性，使它成为建构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人伦关系的基石。彭林先生指出：“周公制礼和作乐，是建立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其后经过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礼’形成一个博大的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而且包括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礼不再是仅仅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有知识的‘君子’的要求，成为全社会成员取齐的标准。”［13］（P11-12）这就对礼的社会作用做了很好的概括。

礼作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分，即区分人的社会等级，明确人的社会地位，形成严格而规范的社会关系。《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3（P1231a）［3］（P1619a）礼的作用是区别亲疏、辨明是非、分别同异、断定嫌疑，在此基础上，礼的追求是社会各阶层遵循等级和秩序的要求，明确自身的地位，能够各守本分，互相礼让。

与礼不同，乐的功能不在于分，而在于和。不同的情感，会生发不同旋律的音乐；而不同旋律的音乐，对人的感情也有不同的影响。古人理想的音乐是古乐，以旋律平缓见长。《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记载，秦医和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9］（P2024c）古乐的旋律以中声为主，因此对于听众来说，也就具有平和内心的作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记载，泠州鸠对于音乐的功能有明确的阐释：“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9］（P2097a-b）音乐的作用在于“和于物”，由此诉诸人心，则可以达到“億”（安宁）的地步。晏子认为五味调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五声也有同样的效果：“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9］（P2094c）乐不仅可以使内心安宁，而且可以使思想平和，甚至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国语·周语》记载伶州鸠对于音乐的功能有更详尽的论述：

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14］（P111）

平和是音乐的特征，而政治也应具有平和的特点，所以二者形成了同构的关系。这种同构，并非仅仅是外在表象上的同构，更主要的是内在本质上的同构，即乐以其平和静穆的特点，对家族，对政治，对社会，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礼记·乐记》说：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3］（P1545a）

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特别强调“和”，这就体现了乐的本质和功用。子夏谈及古乐的功能时更加以发挥道：“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3］（P1538b）古乐进退有据，笙簧齐鸣，张弛有度，对人的性情就有很好的陶冶和熏染作用。因此，统治者往往以此来推行教化，达到万民谐乐的理想状态。《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3］（P1545a）《白虎通义·礼乐》也有类似的表述：“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15］（P94）“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古人将这种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音乐上，并认为这是先王创立音乐的宗旨。这就对音乐的政治功用，进行了很好的说明。

由此可见，因为乐体现了和谐的旋律，所以古人相信它可以起到调节内心世界的平和的作用，因此亦可以借此达到家国、父子、君臣的和谐。这就使乐上升为统治思想，成为教化和改造民心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社会政治上的“和”，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方式来实现，即可以由音乐的拍节之和，进而达到感情之和，家庭之和，社会之和，国家之和，人神之和，“和”的逐而广之，就成为家庭、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和最高标准。

对于礼乐的异同，《礼记·乐记》多有论述，有时是从礼乐对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分属的角度加以说明：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3］（P1529b）

礼的作用在于强调异，表明人与人的身份差异；而乐的作用在于强调同，体现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二者共同完成了对于贵贱、上下的等级建构，完善了贵贱、上下的关系协调。陈来先生指出：“礼主异，乐主同。辨异的功能是促进相敬，和同的功能是增益相亲。有了礼，即有了贵贱区分的等级，它可以使贱者敬贵、下者敬上，但并不能使贱者亲贵、下者亲上。乐则可以使上下相亲和睦，起到与辨异相补充的‘统同’功能。”［16］（P276）这充分体现了礼乐的不同功能和互相作用。有时，《乐记》又从礼乐对于人心的影响来立论：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3］（P1544a）

在君子看来，礼乐由外在的仪式和旋律，转化为内在的对于情绪状态的调节和道德品格的完善以及行为规范的约束。乐，发自内心；礼，形于外表。乐因为发自内心而趋于平和，礼形诸外表而达到和顺，百姓目睹君子的风范，自然就不会与君子争执并产生轻慢之心。

应该说，礼是以礼仪规范为标志的外在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乐则是发自于人的内心并作用于人的内心，可以抒发感情又可以陶冶情操的音乐旋律；礼体现的是上下尊卑森严的等级秩序，乐则是在内在宗旨上达成和谐一致的精神状态。礼乐既是对宇宙人生不同现象的反映，也可以作用于宇宙人生，促进等级秩序的形成，并调和不同等级之间的界限。礼强调的是天地、尊卑、君臣、贵贱、动静、大小的差别，这种区别，落到人类社会，就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17］（P76a），而乐的功能是实现天地、阴阳的谐和。礼乐的结合，可以调节人的内心与容貌，最终起到示范作用，达到礼乐教化的作用。

三、礼乐文化的功能整合

礼与乐，形态差异巨大，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功能亦有不同，似乎正好处于矛盾的两段。但是二者在社会仪式和终极目标上，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和相反相成的趋向。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秩序。《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3］（P1506b）就礼而言，重在等级的区分，但是促进

等级之间的沟通与和谐，也是礼的应有之意。徐复观先生指出：“周礼的基本构造，是在“尊尊”与“亲亲”的两个含有矛盾性的基本要求下取得谐和，使上下之间，除了尊尊的权势支配关系外，还有由亲亲而来的互相亲爱的感情，给权势以制约，这便使封建政治内含有一部分合理性。”［18］（P15）而乐更是把“和”作为自身的终极追求。张伯伟先生从乐的功能主和的角度，谈到了礼乐互相补充的作用：“音乐之所以能对礼仪起到补充、润滑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音乐具有‘和谐’的特征。而春秋人对音乐本质的理解，则可一言以蔽之曰——‘和’。”［19］（P165）所以，就最终目标和精神取向而言，礼与乐是一致的，它们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完成了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建构。《礼记·乐记》中说：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3］（P1530a）

礼乐配属天地，一则以和，一则以节，而二者共同作用，则是“合敬同爱”，表明礼乐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礼记·乐记》又说：“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3］（P1528c）知乐则近礼，可知礼乐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礼乐皆得，则意味着道德的完善，可知道德境界是礼乐的共同趋向，表明礼乐又共同作用于精神。

因此，在礼乐文化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下，礼乐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以礼的秩序为基础，从而达到和合的目标。《礼记·乐记》说：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3］（P1530b）

礼指向的是天地的等级秩序，而乐指向是天地的和谐关系，礼乐来自于天地，因此礼乐也应效仿天地而不能过分，这样才能使之符合人间的需要。对此朱光潜先生亦有分析：“‘和’是乐的精神，‘序’是礼的精神。‘序’是‘和’的条件，所以乐之中有礼。”“乐之中有礼，礼之中也必有乐。‘乐自内出，礼自外作’。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敬。”［20］（P117）在乐与礼的关系中，朱光潜先生认为乐更具有根本性：“‘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就是‘序’。”［20］（P116）

礼与乐的互相补充与互相作用，有不同的形态。班固《五经通义》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禁奢侈，涤邪志，通中和也。”［21］（P367）这就将礼乐的社会化功能统一起来。《礼记·乐记》亦称：“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3］（P1531b）这就将礼乐的巫术化的功能统一起来。有学者对礼乐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先秦儒家（包括汉儒）所表述的礼乐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礼乐同功，二是礼乐互补。所谓礼乐同功，指礼与乐虽大体上有强调秩序与强调和谐的分别，但二者都既有巩固等级秩序的功能、又有沟通调和的功能。……所谓礼乐互补，首先是指礼别异、乐统和的关系，所谓礼胜则离，乐胜则流，礼乐之间应互相配合、共同作用才能达到和谐和有序的要求。”［22］（P155-156）礼与乐，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互相促进，共同作用于人，作用于社会，从而使人类达到理想的人伦和社会政治状态。

其实，古人对于礼乐的关系，有更简练而精要的说明。郑樵《通志·乐志·乐府总论》谈及礼乐的关系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3］（P883）这种论断，首先是基于礼乐在形式上的关联而作出的。王国维先生指出：“凡乐，以金奏始，以金奏终。金奏者，所以迎送宾，亦以优天子、诸侯及宾客，以为行礼及步趋之节也。”［24］（P47）在迎送宾客的过程中，不仅要行礼，也要奏乐，因此就必然要求音乐的节奏和走路的步伐以及行礼的仪式相协调。其次，也是基于礼乐在内在功能上密不可分互相补充的作用而做出的。礼乐相较，礼偏向于厘清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而乐则偏向于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距离，这两种不同的功能相反相成，最后共同形成理想中的“和”的社会秩序。《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P1625b）只有节制自己的情绪，才能达到“和”，“和”是天下的理想秩序，也体现了天地的位置，并起到化育万物的作用。

正是因为礼乐存在着内在联系，因此综合礼乐的功能，才能更有效地达到社会的和谐。《礼记·

乐记》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3］（P1529c）礼乐具有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的作用，因此，就成为治国的方式。据《周礼》的记载，很多职官具有掌管礼典、推行礼制的职能，而这种职能的实施目的，都是为了“以乐礼教和”，比如大司徒“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25］（P703a）“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24］（P708a）。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24］（P787b-788a），等等。在古人看来，音乐的功能十分强大，可以起到沟通鬼神，调和邦国关系，建构和谐的国家和家庭关系，以及感召和鼓舞动物的效果。这种对于乐的功能的认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此可见，周人相信礼乐不仅具有标志等级秩序的功能，更具有调和社会关系的功能，它能够沟通人与神、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从而达到和谐、融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关系。所以《礼记·礼器》将礼乐的功能概括为：“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3］（P1441a）《论语·学而》中也记载，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11］（P2458v）《礼记·燕义》亦云：“和宁，礼之用也。”［3］（P1690c）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张岱年先生亦指出：“‘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26］（P8）这种多样性，既是各种社会形态的多样性，也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不是相克，而是相容。这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状态。

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说，礼代表了伦理精神，而乐则代表了艺术精神，二者本不相干，但是在传统的礼乐文化看来，二者都作用于现实中的人，负责调理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心世界，意在实现家族、社会的和谐秩序，因此二者又密不可分，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作用。尽管传统的礼乐文化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天下大同或万民和谐的境界，但是这种方式设计和道路选择，却并非没有意义。借鉴礼乐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可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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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A].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C].北京：中华书局，2003.

The Cultural O rigins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Rite and Music

LI Yi-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zhong 723000,China）

Rite&music culture is a core and mainstream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Rite&music originated in antique and took completion in Zhou Dynasty.Rite emphasizes on difference and order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a social hierarchy on basis of ethic norms;and music highlightsmelody and harmony with the appeal to emotion that facilitates goo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Though the two items are different in forms and functions,they were organized and integrated by Confucians in feudal society to a unity that serves to facilitate clan,social and political harmonies.Rite&music culture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s profound thoughts is beyond the limitof age.

rite;music;function harmony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3.017

1674－8107（2014）03－0098－07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3-11-20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下‘中国梦’的精神追求”（项目编号：2013C074）；陕西理工学院校级人才启动项目“诗可以群：从孔子到钟嵘的诗学演进”（项目编号：SLGQD13-45）。

李宜蓬（1972-），男，黑龙江肇东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