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性视域下的语用移情

龙德银

(四川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一、引言

“移情”一词源于德语的eifühlung，最早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德国的美学研究中，指人们在欣赏物体时将自己的感情移入该物体，从而形成了审美中的移情。在语言学界，移情一直以来是语用学的研究重点。在我国，何自然曾经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是指交际双方情意相投、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并理解对方的用意，这其中涉及到说话人如何刻意地向听话人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意图，而听话人又如何来理解说话人的心态和用意[1]。冉永平以互动交际中的人称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及其人际交往功能为切入点，提出了语用移情和语用离情(de－empathy)，认为语用移情主要体现为交际主体在情感和心理感受方面的趋同，而交际主体在情感和心理感受方面的求异是语用离情的主要表现[2]。本文认为，语用移情是言语交际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包括所谓的语用离情。从语言运用这一层面来讲，语用移情现象十分普遍，在一个句子中说话人对于参与事件或状态的人或事物的认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会造成移情[3]。说话人对于参与事件或状态的人或事物的认同程度可以从说话人观察事件或状态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即说话人的语用视点会影响说话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或状态以及该事件或状态参与者的认同程度，从而产生不同的语用移情。说话人的语用视点可以通过语言来表征，而语言所表征的其实就是心理表征，语言是基于心智的，并始于想要表达某个具有意向性的意义[4]。作为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根本特征，意向性和意识都是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5]。

二、意向性说略

对意向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的哲学家们对于意向性十分感兴趣，意向性也是经院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把意向性引入当代哲学讨论的思想家是布伦塔罗(Franz Brentano)，他把意向性看作是“心理的标记”(the mark of mental)，是所有心理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意向性的核心思想是心智状态(states of mind)拥有其对象，这是因为一种心智状态要拥有意向性就必须致力于某一对象[6]。意向性的内存性(in－existence)是心智现象独有的特征，而任何物理现象不能显示出这样的特征，意向性就成了区分心智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标志[7]。现当代西方的意向性研究有两大传统或走向，一是现象学传统，二是心智哲学，胡塞尔将前者发展到了极致[8]。由于布伦塔罗是胡塞尔的老师，因此布伦塔罗的意向性学说对胡塞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他们的意向性学说仍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布伦塔罗的意向性学说局限于传统的自然主义，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根本对立于自然主义;布伦塔罗只是从共时角度说明意识是一个统一体，而胡塞尔还增加了历时性的维度;胡塞尔认为，布伦塔罗把意向性作为区分心智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标志不可取[9]。较早地将意向性概念引入语言研究的是美国著名心智哲学家塞儿，他认为，意向性问题构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础，一切语言哲学运动都是围绕意向性的各种理论而展开的，意向性是某些心理状态和事件具有的特征，意向性和意识密不可分[10]。

在我国，徐盛桓对意向性做了较为透彻的研究。他指出，意向性是心智的特征之一，正是通过这种特征，心智才能够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以及针对世界上的某一具体对象，并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心智与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不同的意向性状态来实现的[4，11]。从语言研究这一层面来说，意向性同对象性活动有关，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自我意识也叫自我意识调节系统，是人类最高级的意识形式;如果主体意识进入对象客体，把握对象客体的特征，并获得对于对象客体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就变成了对象意识[12]。意向性是对人们在进行意识活动时所具有的“指向”对象能力的抽象，并实现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11]。从语言运用这一层面来讲，意向性是言语交际主体的意识同主体所运用的语言所指向的对象意识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意向性描述为:[言语交际主体]－[指向]－[×]，这里的“指向”是指根据人的需求给出的指向，而人的需求往往又是具体的，在言语交际中常常转化为言语交际活动的目的、意图等，这里的“×”表示“特殊的对象”。意向性又可以再细分为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前者是指关指的具体对象或内容，后者是指对关指的对象持什么态度，或者用什么态度来描述它。意向态度还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范畴:(1)体现为对关指对象做出如重于、前于、显于、先于等相对应的估量;(2)体现为某种心理状态，如爱、恨、相信、希望等;(3)体现为以何种心理取向加以观察或叙述，如常态、委婉、谐趣、夸张等[13]。本文主要是基于徐盛桓提出的意向性学说并针对实现语用移情的心理基础以及实现语用移情的语言表达形式进行心智层面的分析。

三、意向性与语用移情

从意向性角度分析，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要实现语用移情，首先涉及到的是说话人如何选择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意图，语用移情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说话人的意向性。其次涉及到的是听话人该如何去理解说话人的心态和用意，这里就涉及到趋同和求异两种心理倾向，它们是说话人实现语用移情的心理基础。趋同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交际中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或语体风格等，以赢得听话人的好感和接受为目的，从而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差距，最终实现相互理解;求异则是指言语交际中的说话人一方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或语体风格等，以显示自己特有的地位、身份等，突显与听话人或指称对象之间的差异，从而扩大双方的心理差距[2]。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或语体风格等体现出了说话人的语用视点，它们受到说话人的意识的意向性的制约，并且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来体现。从语法角度讲，第一人称指示语指的是说话人自己，第二人称指示语指的是听话人，第三人称指示语则指的是不在场的第三者。从语用视点的角度来讲，选择和使用人称指示语的目的可分为两大类:要么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双方的心理趋同;要么扩大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突显双方的心理求异[14]。说话人可以恰当地选择人称指示语来表达自己的语用视点，最终实现语用移情。请看以下三个例子:

(1)“我也有生命，请脚下留情。”

(2)一位警察对一位迷路的小姑娘说:“小妹妹别哭，叔叔带你回家。”

(3)妈妈(生气地对即将上高三的女儿说):“整个假期都你干嘛了?就这么聊天地打发时间啊?补习班你不愿报，家教你不愿请，升了高三看你怎么办!”

女儿(很委屈地说):“人家上了一个月的英语培训班，还整理了生物、化学笔记。两个月的假期人家只玩了两个星期，你还让不让人家活了?”[12]

例(1)是一草坪上的提示语。“我也有生命”是语用移情话语，是通过使用人称指示语“我”来实现的。从意向性角度分析，“我”的意向内容实际上是“草”。就意向态度而言，该提示语用第一人称代词“我”指代“草”比用“草”指代“我”更适合，其目的是想缩短与路过的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双方的心理趋同。“我也有生命”预设了草跟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希望路过的人“脚下留情”，不要随意践踏草坪。该提示语以拟人的方式提醒路过的人，力图实现双方的心理趋同，陈述的语气较为委婉。该例子非常符合Kuno提出的移情原则之一，即就人性(humanness)移情层级而言，跟人相比较，说话人更难对不是人却有生命的物体移情，并且跟有生命的物体相比较，说话人更难对无生命的物体移情[3]。

例(2)是一位警察在安慰一位迷路的小姑娘时说的话，话语中充满了语用移情，是通过使用人称指示语“小妹妹”和“叔叔”来实现的。从意向性角度分析该例子，“小妹妹”和“叔叔”的意向内容分别是这位警察和这位在哭的小姑娘，它们都是第三人称指示语。就意向态度而言，这位警察觉得使用这些第三人称指示语比使用人称指示语“你”和“我”更适合，其目的在于安慰这位小姑娘，满足她的心理需求，希望她不要担心回不了家，以此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实现双方的心理趋同，说话的口气较为委婉。

例(3)是妈妈和女儿的对话，妈妈望女成凤心切，抱怨即将上高三的女儿整天无所事事，而女儿觉得很委屈，接连用了三句语用移情话语“人家上了一个月的英语培训班”、“两个月的假期人家只玩了两个星期”、“你还让不让人家活了?”来反驳妈妈。在这三句语用移情话语中，都含有同一个语用移情指示语“人家”。从意向内容来看，“人家”实际上指的是“我”;从意向态度分析，女儿觉得用第三人称指示语“人家”指代“我”更适合，其目的看似在于扩大双方的心理距离，实现双方的心理求异。实际上，女儿想通过选择使用人称指示语“人家”来指代“我”，表达自己的委屈，同时也希望妈妈能够体谅自己的女儿，叙述的口气较为委婉。

除了人称指示语以外，空间指示语的选择和使用也可以体现说话人的语用视点。作为指示语的次范畴，空间指示语既是语言中基本词汇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空间指示语所表征的远或近其实跟实际距离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它是说话人的主观心理建构，并以人类心智的内在特性——意向性为基础[15]。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可以选择和使用空间指示语(如英语中的 this、that、here、there和汉语中的“这个”、“那个”、“这里”、“那里”等)来表达自己的语用视点，从而实现语用移情。例如:

(4)Susan，get that snake out of the house![16]

(5)That one really stinks.[17]

在例(4)中，说话人叫同伴Susan把眼前的这条蛇弄走，他用了空间指示语that来指称自己不喜欢的那条蛇，从而实现了语用移情。从意向内容来看，“that snake(那条蛇)”实际上指的是“this snake(这条蛇)”，如果说话人提及的这条蛇离他远的话，他不会如此地反感它;从意向态度分析，说话人觉得用“that snake”指代“this snake”更适合，其目的在于扩大说话人与所谈到的对象“蛇”的心理距离，实现双方的心理求异，由此可见说话人对于所提到的这条蛇十分反感，说话人陈述的语气较为夸张。同样，在例(5)中，说话人在指称自己手中拈着的脏东西时用了that而没有用this，“that one(那件东西)”是语用移情指示语。从意向内容来看，“that one”实际上指的是“this one(这件东西)”，如果说话人提到的这件东西离他远的话，他就不会闻到它的臭味了;从意向态度分析，说话人觉得用“that one”指代“this one”更适合，其目的在于扩大说话人与所谈到对象的心理距离，实现双方的心理求异，由此可见说话人对于所指物十分厌恶，从而选择使用了空间指示语“that”，说话人陈述的语气较为夸张。

另外，逻辑内容相同的句子往往会因为句式不同从而导致说话人的语用视点发生改变，最终产生不同的语用移情。假设汤姆和彼得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一间屋子里，一次发生争吵后汤姆打了彼得，说话人看到整个事件后可能向第三方做以下汇报:

(6)a.汤姆打了彼得。b.汤姆打了他的室友。

(7)a.彼得被汤姆打了。b.彼得被他的室友打了。

尽管这两组句子的逻辑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句式方面存在差异，(6a)和(6b)是主动句，而(7a)和(7b)却是被动句。句式不同往往会导致说话人的语用视点发生改变，说话人的语用视角发生了变化会使得交际者对于该事件的态度以及对于参加该事件的参与者的态度也发生改变，最终会导致不同的语用移情。通过第一组句子(6a)和(6b)我们可以得知，说话人对于汤姆和彼得的认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跟彼得相比较，说话人对汤姆的移情程度更高。Kuno在谈到移情原则(the empathy principles)时指出，就表层结构移情层级而言，跟句子中的其他任何名词词组相比较，说话人更容易对主语的所指移情;就主题(topic)移情层级而言，假设一个事件或状态涉及到A和B，A和当前话语的主题指称相同，而B却不是，那么说话人更容易对A移情，而不是对B移情[3]。从意向性角度分析，(6a)和(6b)所表达的意向内容是相同的，但就意向态度而言，说话人对汤姆语用移情的心理基础是说话人在心理上对汤姆的排斥，说话人不支持汤姆的所作所为，因为他打了彼得。(6a)和(6b)的唯一区别在于:如果交际双方既认识汤姆也认识彼得，说话人更倾向于说出(6a)这句话;如果交际双方只认识汤姆而不认识彼得，说话人更倾向于说出(6b)这句话。同样，通过第二组句子(7a)和(7b)我们可以得知，(7a)和(7b)所表达的意向内容是相同的，但说话人对于汤姆和彼得的认同程度仍然有所区别，说话人对于彼得的移情大于对汤姆的移情，就意向态度而言，说话人对彼得语用移情的心理基础是说话人对彼得的心理趋同，因为彼得被汤姆打了。(7a)和(7b)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交际双方既认识彼得又认识汤姆，说话人更倾向于说出(7a)这句话;如果交际双方只认识彼得而不认识汤姆，说话人更倾向于说出(7b)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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