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对抗∶一种节目改造与对抗的动力机制

■ 肖 平 杨佩

选择与对抗∶一种节目改造与对抗的动力机制

■ 肖 平 杨佩

所谓节目改造与对抗的动力机制，是指构成节目的人物与事件，其构建要旨是力求探讨一种电视节目材料选择与构成要点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一个好的节目需要建立在节目材料有一个好的发展要点上，关涉选择怎样的要点，如何进行有效描述，怎样分层次地罗列事件并建立其结构，给这一事件建立怎样的因果逻辑关系，最后是怎样导入节目运动的方向，从而完成电视节目从局部到整体的构建。本文围绕这些问题，结合一些成功节目的做法，探讨了节目改造与对抗的动力机制。

电视节目；材料事件；选择；对抗；动力机制

一

关于电视节目材料的构建性，多年来已经形成了相关领域：一是艺术活动这一认知过程中知觉对象的材料属性及构建关系研究，阿恩海姆对绘画材料的认知性构建，强调视知觉过程的材料对象的平衡、扩张、形态、形式、空间、运动与视知觉简化的构建性；罗伯特·麦基则强调节目材料的事件性，即事件创造出人物、情境、有意味的变化和价值。据此提出，结构产生于事件序列，事件价值出于变化，有价值的事件通过对抗性结构实现故事要义。克莉安道尔汀·汤普森则注重目标明确的主人公、双情节线和对白勾连等“好莱坞式三段编剧概念”；周宁通过比较中西戏剧的差异对话，提出模式意味着整体，它由诸种话语因素之间特定的结构与价值秩序构成；胡智锋则立足电视艺术与传播视野，关注节目的框架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等等。本文注意到这一研究现状及趋势，集中关注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精华，一是艺术视知觉关于材料对象的认知与构建性；二是节目内容构建领域的故事价值与构建性；三是关于材质的选择与对抗性关系所具有的构建性。

应该说，当代中国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吸收、借鉴和创新三种渠道打造电视艺术及其形态范式。电视节目尤其是综艺类节目几乎同步于国外具有影响力的优秀节目，产生了如《中国好声音》《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天天向上》等具有巨大影响和自身特色的节目，在节目创作上已经呈现出“中国形态”的节目样式，尤其是节目认知、影响方式和材料构建层面，越来越强调对节目材料和材质的认知与挖掘性的构建。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编导创意与设计对于原状事件材料的艺术认知，从节目材料中的具体人物到节目事件的现象级次，从节目形态到播出平台的策略策划，都开始注意到一种原状材料的艺术与文化认知，本质上就是对一种全新期待视野及其欣赏惯例的构建。

一个电视节目的构成与影响，绝对不是照搬生活与现实本身，而是对这一现实的改造与提升。当代众多节目的成功在于改造以往模式，把节目材料及其事件置于广大的关注之下，将微小事件及其个人扩大为社会事件和群体性认知。正如阿恩海姆在研究视知觉关系时提到：“任何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必须超出作品中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表象。”①阿恩海姆在讨论艺术表现时提出把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联系起来，因此，节目材料的构建原则之一就体现于对材料的改造本身。总结起来有三方面，这就是在普遍存在中的发现、在模仿存在中的独立、在尖锐中的平衡。这种改造材料的构建性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对一个具体形态的切分与重组，也可以是创造出材料物质所没有的情绪，建立心理与物理层面的平衡与倾斜，可以是一种对观看的知觉力的左右、尖锐、分离、倒立、重迭等等。我们可以从许多节目中看到这样一种已经建立的规定模式的延伸，也会在节目的阶段性开始或者结束时的顺序观看到这样一种材料改造创造出当时所需要的节目情境，或者给予这一节目确定一种需要的调子，据此获得对原状节目事件的移置、转化与改造构建。

二

显然，在当代电视节目中，已经非常成熟地汲取了故事构建原则中的对抗原理。罗伯特·麦基针对故事的对抗原理特别提出：“对抗原理是故事设计中最重要而又最不被理解的定理”②。所谓对抗原理，并非专指人物与事件的冲突，从广义上说，对抗性材料的构建是建立在材料的差异材质，包括材料的差异性组织层面等。如《非诚勿扰》的三层次差异对抗：一是以爱情为焦点的多元对话机制；二是性格色彩专家乐嘉与新闻节目主持人孟非的组合，超越以往综艺类主持人的温和性，追求对话的尖锐性；三是突出节目主导者外在形态的相似性与彼此性格的差异性。其节目的特立独行是由两个非娱乐节目主持人在中国掀起娱乐节目的风潮。《中国好声音》机械装置与艺术表演的差异性、导师与学员的差异性、导师与导师之间和学员与学员之间的差异性等形成的节目演绎机制和故事原则，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一种节目构建的对抗原则。

2013年度是电视节目推出新品的又一个年度。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是这一年度新样式的一档代表。编导改变以往节目构建材料以普通参与的观看者或者表演者为主的惯例，移置已经为观看者熟知的《中国好声音》节目材料构建形式，把节目影响的主要构建放在四位导师嘉宾上。这一设计把《中国好声音》的“歌”改造并对抗为《超级演说家》的“话”，突出导师材料本身的差异对抗性，四位导师性格、外形、声音、职业和经历等均形成巨大差异。乐嘉是性格色彩学的主张人与实践者，自由职业人，个性张扬，演说风格激荡，声音尖锐，外形特异，感性，属于爆炸性节目材料；与其对应并在节目中相互对抗频率最高的是李咏，李咏是高校教师，职业主持人，性格沉稳，声音具有经典播音职业的磁性与厚重，扮演好人形象，外形普通，理性，属于演说标准声音材料；林志颖是演员艺人，外形俊朗，声音普通，有赛车手、歌手等多种身份和大量粉丝做背景，感性与理性兼具，用其调侃自己的话语来形容，是节目的“花瓶”材料；最后是鲁豫，唯一的女性，资深主持人和职业新闻人，柔而不媚，锐利而不尖刻，温情又冷冽，是节目发展运动的主控。先天的背景差异，就界定了节目的对抗原则，乐嘉与李咏承担常规对抗，发展节目的一般进程；林志颖则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鲁豫既是节目的润滑剂，同时也是节目的稳定剂。节目实际进程基本按照这一对抗角色发展，乐嘉挑起事端，李咏反击，林志颖中间搅拌，鲁豫则负责导入与导出现场情境。

与此相对应的是《爸爸去哪儿》。湖南卫视2013年全新推出父子亲情互动节目《爸爸去哪儿》。由林志颖父子、郭涛父子、田亮父女、王岳伦父女、张亮父子联手担纲节目主要材料。这一体验秀节目是对央视《交换空间》和湖南卫视《变形记》的改造与延续。《爸爸去哪儿》的原版是韩国MBC制作的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爸爸，我们去哪儿？》，与央视和湖南卫视前期类似的真人秀体验类节目不同，《爸爸去哪儿》的材料构建突出体现在名人父子亲情互动与体验上，正如“要想将一个三度物体的视觉概念在平面上再现出来，就必须选取该事物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加以再现”③。节目的对抗性材质与构建的特定性就在于由普通人到名人，由单一个体到双人互动，据此，“选择出那些最为典型的方面之后，还必须再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④从而突出节目别异于其他节目的对抗性。这样的对抗观看者的观看知觉与意志的节目材料“各种力量的总和”⑤，本质上说，与绘画的材料构建原理是一致的。强调一方面，必然是以忽略另一方面为前提；对于平面的思考点，肯定在于一种倾斜层面；突出某一部分，必然是以削减另一部分为前提的。所谓节目材料构建的对抗就在于这一材料的平衡与尖锐之间的组合关系的思考。

节目材料的改造与对抗构建性还在于一种分层次的组织安排，体现出更高层的聚集，“使这些分离和联系的程度和各类适合他所要表现的意义”⑥的节目材料成为节目现实。《非诚勿扰》和《中国好声音》这两档节目首先使用机械装置作为节目的影响要素，一个是“灭灯”，一个是“转椅”，两个装置成为被节目“分离”突出的第一层次局部核心，也是运转节目整体的核心层次材料。《非诚勿扰》采用“灭灯”装置形成一个选择与进展的核心层次；第二层次则是演播室轴心区域的主持人与点评人；第三层次是男嘉宾；第四层次是控制灯的亮与灭的女嘉宾；第五层次是观看席与“爱转角”。其中主持人主控节目进展，按照事先预定的进程，可以自由地在五个层次材料中进行调控，打乱层次间预告的序列，围绕选与被选进行突出与区隔。

《中国好声音》则引进“转椅”这一装置构建节目材料。“转椅”成为第一层次的核心材料；转与不转就建立起节目的紧张与悬念、选择与排除；第二层次是导师，实行对椅子的控制与对学员的选择；第三层次则是学员，具有被选与选择权利；第四层次是学员间的“区分”对抗；最后的层次是亲友团幕后区，这一层次担纲观看期待层面。与《非诚勿扰》不同，《中国好声音》没有主持人，各层次材料按照严格的进程，围绕“转椅”的运转发展各层次材料的作用，节目突出处于中心的“转椅”。

显然，《非诚勿扰》的“层次”处理是均散而集中式，相对独立的各层次材料事先处于绝对的自由选择机制中，随着男女嘉宾对话的深入，节目各层次开始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集中区域的“面对面”选择，各层次材料并列存在，最后由灯的熄灭与开放展示节目的结果。《中国好声音》各个分明的材料层次，则是围绕处于绝对中心地位，并且起支配作用的“转椅”而建立起来节目秩序与进程。这两档节目的各层次材料具有绝对独立性，每一层次都具有说明或承担其他层次发展节目进程的作用与力量。从节目材料的构建角度来说，每一层次，无论主次如何，当编导设计这一材料的构成作用时，材料的各层次每一单列层次与它们所处节目整体其他层次的关系，就构建起来了一种只属于自身的支配关系。从节目构建来说，每一层次的材料存在，都能够决定节目其他层次材料部分的进程，而不被其他部分吞灭或影响，“以便使它们依赖于周围的单位，或是与周围的其他物体结合成一体。”⑦从节目观看影响上看，“艺术想象就是为一个旧的内容发现一种新的形式”⑧，两个节目都是基于这一原理的材料构建，在不同时期主导了观看视域。

任何艺术形式，“对象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排列，我们给予这些对象的名称也能够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排列”⑨，这就是说，都具有使其构成材料获得一种新型存在的确定性，形式构建在这一材料的存在中可以获得一种认识的主体地位，节目材料的有形约定性就使这一材料在形式选择中得以安置重建，并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现实，节目材料在节目设计者的形式安排中，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非器具性的艺术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节目构建形式的选择，对节目材料的意义重建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形式就是这样通过节目原状材料进入形式给定的时空尺度之中，而这一排列的重点在于节目将一个具有节目规定性的假设建立在一个可能的节目序列结构中进行意义的集合。

罗伯特·麦基说到故事构建原则时，把事件与这一事件导致的故事价值结合起来：“故事事件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用某种价值来表达和经历的，并通过冲突来完成。”⑩在此，故事所强调的事件在节目材料构建中的关键在于变化，或者说等同有意味的变化，就是需要通过冲突实现人物事件的意味。无论节目导演采用何种构建认知材料的方式，节目材料的构建价值不是某些哗众取宠的渲染，而是关注到材料之间替增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从事件到对抗认知。正如“一种戏剧范式有一种尺度与前提”(11)一样，对抗原理下的事件材料认知就成为节目材料构建的“尺度与前提”。通常来看，人们在最初更加多地会被事件原状自然顺序牵引，忽略材料中真正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引因恰恰是生成事件意义及其价值的对抗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目材料构建与认知，是从一般事件到节目事件的有意味的变化处理过程。

显然，节目中“与主人公对立的对抗力量越强大越复杂，人物和故事必定会展现发展得越充分”(12)。在此，节目材料所谓的“事件—对抗”力量，并非某种显明的反向物质产生的力量，而是节目材料构建与承担的当事人意志与欲望的总和，通俗来说，是节目进程中材料所承担的全部节目期待。在此，我们继续以《非诚勿扰》和《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材料构建来比较这一节目进程中事件对抗性，或者说，对抗产生事件的意味及其变化。

《非诚勿扰》从这一角度设计，就是由凡女到女神的历程。其激励事件是相亲，其动力基础是事件的正极与负极的博弈。《中国好声音》则是不被认知的声音到中国好声音的确定历程。其激励事件是梦想成真，其动力基础则是声音与人的差异性选择。

《非诚勿扰》节目设计者在选择男女嘉宾前，就已经为每个人设定了共同的激励事件及其目标：寻找或者追求目标与目标受挫。这是总目标总事件。节目设计者构建节目材料的重点在于考察当事人意志力和人生欲望的总和，以呈现每个人情感的、认知的、社会背景的和身心能力的与人性深处潜隐的对抗力量总和。节目设计者挖掘材料并构建材料的个人冲突、对抗性机制和节目内外的生成环境，并形成两种绝对对抗的力量，在激励事件的平台上，完成对话对抗。节目材料构建者将节目故事的动力能量注入当事人，以促进面对面的对话与对抗，从而使得事件得到充分展开，各个事件的总和及其冲突对抗置于不可阻挡不可调和的进程中。

之所以说《非诚勿扰》写的是由凡女到女神的故事，这是因为节目材料构建是围绕女嘉宾从无名到牵手的进程，显示出人物在异质力对抗下的成长进程。以最近活跃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黑人留学生“小德”为例。“小德”的正面力量材料是：非洲“公主”、留学生、坦率真诚、亮丽而活力四射等；围绕这一正极力量的是其负极层面的材料：黑人性格、文化和外在的不可控制，难以驾驭，热烈狂放，可望不可及。节目进程也正是这样，在一开始进入《非诚勿扰》时，“小德”经常会因为被男嘉宾忽略而苦恼，无论她如何表现，都会令其陷入一种“爱非爱，无所爱”的处境。进入节目中期，“小德”这一人物材料开始进入到节目的修饰进程。“公主”向平民过渡，坦率加入了羞涩，热烈中产生眼泪，黑色野性中掺进了知性温情等等，尤其是外在的服饰修饰等，由开始的完全的非洲式，转换为中西式修饰，将热烈与肃静、狂野与知性、高贵与平凡整合一体，人物也由“渐入佳境”到“锦上添花”最后到“完美无缺”，终于成就了一个非凡的黑色女神形象，从而开始了另外一个极限的对抗进程：“可望不可及”。

当节目完全塑造成功“小德”女神形象后，节目进程又开始不断设置“小德”目标受挫的困境，将女神打入地狱，因而进入了一个不断对抗的新循环：“小德”所爱，对方非爱；对方钟情，“小德”无视；“小德”静默时，对应的是难禁的眼泪；“小德”激情时，接着是冷冽面对。最终，节目打造出一个可持续的悬念：“小德”的“那一个”在哪里？这个非洲“公主”将与何人牵手？与其说节目材料构建要点是在为男女嘉宾设置牵手成功的条件，不如说，是为男女嘉宾设置牵手的障碍的负极力量设置，“你的故事是否具有如此强大的负面力量，以至于正面力量必须不断获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超越力量”，(13)这一负极力量就使得节目获得了节目发展的基本动力。

应当说，从事件到对抗的材料构建正是这样：“如果你改变了一个，你便改变了另一个。如果你改变了事件设计，那么你也改变了人物。”(14)《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期待也是如此。

周宁在研究中西戏剧话语比较时提到：“对话是建立在双方意见冲突的基础上，对话的过程也是冲突加强的过程。其次，对话的进行中包含着某种逻辑递进的关系。”(15)这段话中包括着一个递进的进程：对话的冲突、对话冲突的加强和对话冲突的逻辑递进关系。《中国好声音》节目材料构建核心在装置椅子的转与不转上，围绕椅子装置的是歌手异质化的安排与对抗，歌手即为事件，事件生存于对抗，对抗递进发展节目终极目标：“转身即为选择”。节目材料构建于这样三种对话对抗的动力因素：一是歌手演绎声音时相互作用的具体动作，无论是导师还是学员，每个材料都建立于相互促进的某一贯穿动作：进入下一轮；二是歌手与歌手之间对抗的动机，从默默无闻到发扬光大各不相同，但都期待改变；三是歌手与导师间在相互作用中的转机，选择与被选择构建于动作与动机的差异同构层次，转机指向的是存在与离开。

以《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为例，有两个人物最具有材料构建的比较价值。一个是终极冠军张恒远：从贵州农村走出来的草根追梦者；一个是已有名气的姚贝娜：当代流行音乐天才代言人。这样，节目“每一个点都有一个中心事件，都是一段相对独立的戏”(16)，《中国好声音》也正是这样设计构建节目材料。张恒远从一开始并非夺冠热门，被导师汪峰选中，是他的身上含有汪峰早年流浪、挣扎和困顿的“摇滚性格”，其对摇滚的认知，与他的乡村性形成了对抗同级学员强烈的风格差异与认知。两人置于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姚贝娜却被赋予了音乐的与生俱来性，张恒远因为其乡村原状性，承担起一种来自原始狂野的音乐草根性；姚贝娜从开始就被推举到无法走下的最高点，与其导师那英一样，在音乐高层领地没有人为她架设走下神坛的阶梯，承担起一种悲剧般的别无选择。节目材料构建最后做出了符合节目本身原义的选择：野马脱缰而起，英雄沉没，从而结束第二季的演绎，为第三季的开始埋下伏笔。

《中国好声音》通过“转椅”这一机械装置的设置，把节目材料与生俱来的偶然变为必然，变装置“物件”为节目事件，突显材料构建中这一巧合偶发对于事件价值的对抗逆转作用，从而突出节目口号“转身即为选择”。同样，《非诚勿扰》也是采用灯光装置，用开关装置物突出节目事件的进程，“灯”的灭与亮动作与话题对应对抗，显示事件的转机与结局，激发节目事件难以控制不可逆转的因果联系。

三

显然，给定节目材料一种属性，并非由节目设计者或者构建人提供，而是节目材料本身具有一种时间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着重于事件与人物在具体场景中因时间的转化，而产生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人生价值，节目材料因此呈现出时间与顺序这一描述性构建特质。正如声音的音符与音阶的结构与联系那样，在时间中呈现出的是这一声音材质运动变化进程体现出的自身内在程序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各节目材料成分在时间上的运动分配延续。在此，节目材料选择与对抗性构建，并非由某种“事物”承担，而是取决于这一视觉对象是一个发展变化转化的事件，所谓时间及顺序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阿恩海姆在针对时间与时间所给定的顺序这一知觉对象的组织构建时提出：事物与事件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各阶段是否按照一定的意义在一个一度的次序中先后相继。《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定位于声音这一时间材质，而声音在此又与事件同构，事件是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取向并能进行价值转换的具体场景。这就是说，时间并非可以等同于知觉对象这一事件的秩序，相反，秩序其实是统一构建时间的组织物质，这一物质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组织构建，因为“只有秩序才能把时间创造出来（或体现出来）”(17)。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节目材料给定的选择与对抗性构建，体现了节目的时间与组织秩序的意义层面的关系。事件在转化中给定时间以一种节目意义与取向，没有时间运动变化的事件只是某一事物，在时间中经历，在时间中转化，同时在时间运动中形成一种内在程序的自然发展，进而由这一内在秩序体现或构建起一种节目的纯粹连续与逻辑性，人类经验中的价值在故事的二元对应统一平衡中创造出事件与人物有意味的变化，这一转化是由节目材料构建的价值进行表达并经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节目材料构建中选择与对抗性材料构建的给定秩序与组织。

注释：

①③④⑥⑦⑧(17)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169-170、170、93、94、197、517页。

②⑤⑩(12)(13)(14) ［美］罗伯特·麦基著：《故事》，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2、41、371、373、124-125页。

⑨ ［英］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翁寒松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页。

(11)(15)(16) 周宁：《比较戏剧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9、126页。

（作者肖平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杨佩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