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关键之际当政者的决策成败（中）

■ 陈 晋

时局关键之际当政者的决策成败（中）

■ 陈 晋

历史关头常常弥漫着重重迷雾和利益的诱惑，藏伏着种种玄机和陌生的陷阱。当一个国家的时局走到关键之际，执政者的选择可谓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政者的判断和决策之难，可想而知。他们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除了受时代限制外，其主观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其信念素养、个性情趣和胸襟见识，乃至是否具有承担决策后果的自信和胆力，都会在明里暗里发挥作用。

面对经济的大萧条:是等待既有体制自我克服，还是寻找新路来弥补和完善既有体制，胡佛和罗斯福做出不同决策。

1929年10月21日，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胡佛邀请电灯发明者爱迪生，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电灯发明50周年庆祝会。然而，三天后，美国经济的心脏地带华尔街股市就陷入了一片黑暗。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崩溃，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的爱迪生也无法使之重见光明。高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像一辆飞驰的战车戛然而止，空前的繁荣演变为空前的危机。

作为总统，胡佛又做了些什么呢？胡佛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盛行了100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既然能带来空前的繁荣，那么它也会在自我调节中克服这场危机。基于这种思想，执政的胡佛不可能跳出原有的经济运作模式，积极作为，来寻找新的手段克服危机，结果危机持续深化和扩大。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40亿美元，到1932年锐减到580亿美元，有一半财富蒸发掉了。问题还在于，胡佛等了三年，他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我拯救的期待还是落空了。1933年3月4日，新一届美国总统罗斯福上任的时候，陪他到国会宣誓就职的胡佛说：我们是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

真的是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么？罗斯福却不这样认为。1932年7月2日，他在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后就宣称要实行“新政”。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在当时却牢牢抓住了人心思变的美国

选民的心理，使他顺利当选，并在日后成为了罗斯福执政的标志性概念。

当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萧条动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那边风景独好。苏联创造的以政府计划和集中国家力量来引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体制，使其迅速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成功，迫使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尝试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运行的关系。于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还给罗斯福写信建议他采用自己的理论，甚至说：您（罗斯福）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委托人。

以上就是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实践和理论背景。他清醒地意识到，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跳出这个模式吸收新的办法。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被人们称为复兴、救济、改革。这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政府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于是，他上台伊始便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救济、整顿银行秩序、恢复工农业的法案，还建立起养老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政府拨款33亿美元，启动许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工代赈，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1933年至1939年，联邦政府帮助建造了全国70%的新校区，65%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和污水处理厂，以及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在这些“新政”措施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由此改变了此前英国开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使美国成为了新型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可见，渡过危机的关键，需要树立解决危机的意识和信心，需要突破常规的思维和见识，需要清醒而大胆的选择和决策。任何危机到来时，都暗含着当政者可能做出的现实选择。那些能够清醒地做出决策并全力推动这些决策得以实施的当政者，最终的结局将不会使他们失望，至少要比那些将命运完全置于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摆弄的人要乐观一些。这就是罗斯福处理危机胜于胡佛的地方。

危机时刻关键是传递信心：罗斯福和丘吉尔善于把自己的信心和决策传达给危机时刻的民众，起到了鼓舞人心和动员社会支持的作用。

1933年在经济大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首先走了两步棋。他知道当务之急是要让人们摆脱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于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便有了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一个叫罗伯特·内森的公民在听了这个演说后表示：“我并不了解他要做什么。我想别人也不清楚。但听了他的演说，我感到他能帮助我们。”罗斯福走出的第一步棋是给民众带来希望。接下来的第二步，是把解决危机、实现复兴的担子果断地扛在自己的肩上。他向国会提出，“把最后对付危机的唯一手段交给我。扩大行政权，向非常时期开战，给我战时总统拥有的权力。”领导人面对危机的自信，在提升自己权威的同时也激发了民众的信心。

罗斯福在执政的12年里，充分利用广播这种新型传媒工具，进行了35次有名的“炉边谈话”。在周末的晚上，因为第二天不工作，人们通常都会呆在家里，围着壁炉听收音机里传出的罗斯福的广播讲话。罗斯福常常给民众讲述政府应对危机的信心和政策，诸如他说：“无论我站立还是倒下，我都拒绝接受永久性的失业大军，这不是我们国家未来所必需的。我不愿让任何一个美国人长期留在救济名单上。”而听到这些讲话的民众是什么反应呢？一个叫沃克斯·波普的美国人说：“我从广播里听到总统的讲话，它是那样令我激动。我敢肯定，对他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一切，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它将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演说尤其著名。1940年4月，德国飞机袭击了英国。5月，当选首相丘吉尔发表第一次演说。他说：“我能奉献给国民的没有其他，只有流血操劳，

眼泪和汗水。”这个表白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此后，丘吉尔在不同场合的出色演讲鼓舞了所有的听众，让英国人觉得有一个勇敢而坚强的首相在领导着他们。据说在丘吉尔离开议会大厅时，全体议员都集体起立，向他发出热烈的欢呼。后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评价说：“丘吉尔动用了语言的力量来投入战斗。”66岁开始成为首相的丘吉尔天生口吃，但却被公认为20世纪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

丘吉尔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曾经有一个演讲爱好者问丘吉尔：“如果你做两分钟时间的演讲，需要多少时间准备？”他说：“半个月。”“如果你做五分钟的演讲，需要准备多久？”“一星期。”“那么要你做一个小时的演讲呢？”丘吉尔的回答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可见，用最短的时间，以最生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鼓动民众，在丘吉尔看来，要比长篇大论困难得多。事实上，丘吉尔的每一篇重要演讲，都经过精心准备，并且在家里反复练习，他的妻子克莱曼蒂娜是他的第一个也是给予他帮助最多的听众。

在危机到来时，当政者最希望看到的是民众的信心和国家的稳定；在实施解决危机的方案过程中，当政者最希望拥有的是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民众的信任支持。怎样才能形成这种局面呢？那就是当政者本人必须镇定和自信，同时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并且善于把自己的信心和思考传达给民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当时大体做到了这点，尽管有时候他们的讲话不乏空洞，激情多于措施，但危机中的民众似乎需要这些。可以说，这样的首脑人物，常常是在特定的时间，适应了人们的普遍需要，并具备合适的技巧，由此成为了合适的人选。

战争结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战后英国举行第一次大选时，尽管丘吉尔的名望在当时无人可以替代，尽管丘吉尔在选举中依然是频频演讲造势，但是英国选民却选择了工党领袖艾德礼。原因在哪里呢？丘吉尔是战争时代的典型，当战后重建成为时代主题的时候，厌倦了喧嚣煽情的英国人就不希望听大话，而更愿意看到恢复经济的具体措施了。丘吉尔没有能把握住民众心理和需要的这种变化。倒是克莱曼蒂娜最了解自己的丈夫，她说：“温斯顿·丘吉尔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激情的演讲和宣示，在危机时刻能奏出奇效，但最终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才能持续赢得拥护。而一个“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够及时捕捉到民众需要的变化呢？

重要时刻不能侥幸：不重视战略利益的思考，以心存侥幸和隔岸观火之见来决策，让英国首相张伯伦陷入希特勒不难识别的圈套。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对波兰实施闪电战，人们早已预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天爆发了。48小时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议会发表宣战演讲。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感到最痛心的

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痛心。”正是这个张伯伦，一年前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当时，希特勒对他说：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而张伯伦也对公众宣称：他从一堆危险的荆棘丛中，带回来一朵安全之花。不幸的是，那堆危险的荆棘存活的时间远比他带回来的安全之花要长。张伯伦被希特勒耍弄了。他发誓说要活着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但是，一年后，他便在悔恨交加中去世了。

张伯伦无论怎样为他战前的判断和决策失误悔恨，也弥补不了已经铸成的历史大错。问题是，张伯伦为什么会犯这样的历史大错呢？但凡有识之士，当时心里都很清楚，即使签订了慕尼黑条约，给了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必定还会扩大其侵略战争。作为一国首相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张伯伦怎么会缺少这样的基本判断呢？看来，只能说有两个主观原因，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一是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希特勒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真的不再对外扩张；二是希特勒的这个要求还暂时没有直接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事不关己，自然高高挂起，由此不把小国的牺牲真正放在判断和决策的天平上来掂量。

这两种心态分别关涉决策智慧和国家利益问题。张伯伦的失误，根本在于没有把当时面临的危机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衡量。拥有战略智慧的当政者，不会以侥幸之心来处理危机；重视战略利益的决策者，不会只看眼前，不会在直接损害本国利益的事件到来之前纵容危机扩大。看来，当政者在挟裹危机的花招面前，做到见微知著，通过战略决断力的考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影响和损害本国利益的危机，常常在看起来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地方开始酝酿，在看起来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件中交汇发酵。“风起于青萍之末”，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在国际斗争中见事迟是很危险的。

细节之中见功夫：从联盟到冷战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丘吉尔的三个细节说明，这是一个注重战略思考的老辣政治家，和张伯伦相比，他的继任者丘吉尔在战略考量上似乎要老辣一些。

1943年2月，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年11月底，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的德黑兰会晤时，为了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敬意，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把巨大的双刃剑，并宣称这柄剑的图样设计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亲自选定的。斯大林接过剑后举到唇边，深情地吻了一下。目睹这个场面的记者评论说：一个帝国，一个国王，一个保守派的首相，向一位皮鞋匠的儿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

工人阶级的领袖，送了一把中世纪的剑，极具象征性地说明了法西斯的行为是如何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记者们还看到，一向刻板的斯大林竟然弯下腰来捧起丘吉尔女儿的手吻了一下。

1945年1月，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德黑兰会晤的盟国“三巨头”又齐聚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这次会晤商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维持平衡的机制，战后的世界格局就此确定下来。也正是在这次会晤中，盟国内部的分歧和对峙却初露端倪。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心理的不平衡已如骨鲠在喉。他在回忆录里描述自己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心情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果然，一年后，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时，便在福尔顿发表了那番关于“铁幕”的著名广播讲话。他说：“一幅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在铁幕后面，东欧各国的首都，如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我必须说所有这些名城和他的人民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莫斯科，苏联报刊以西方的“战争宣传”为红字标题，刊登了丘吉尔在美国的讲话。随后，东西方冷战开始了。

上述丘吉尔的三个细节，都发生在攸关国家命运的历史关头。面对法西斯对人类的共同威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结盟抗击，这首先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正义势力互相鼓励和支持的必要形式。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理所当然地赢得盟国的尊敬。丘吉尔向斯大林赠送宝剑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细节，这个细节让他的顺水人情表达得十分自然和充分，从而以富有个性化的方式巩固盟国间的关系，这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共同的危机即将过去，首脑们就要从战略上考虑在未来如何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了。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期间那种在美苏两大国面前相形见绌的酸溜溜的心态，就已预示了战争结束后联盟的前途和英国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丘吉尔未雨绸缪的担忧。1946年春天，他在美国关于“铁幕”的讲话，则是陡然把冷战新危机的问号拉直，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让可能变为了现实。“铁幕”之论的提出，显然是在催促美国尽早领头来对抗苏联，这对已经沦为二等强国的英国来说，显然是更为有利的。这些都表明丘吉尔是西方现代政治家中比较厉害的一个角色，他时刻在审视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并及时传达出符合英国利益的战略思考。

丘吉尔的这三个细节还有值得体味的地方。我们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应该平等相处，为创造和谐世界而努力。同时心里也要有数，在国际关系中还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存在大国霸权行为的时候，任何联盟都是在利益攸关的前提下形成的；首脑外交的砝码，永远是实力和需要；首脑外交的轨道，永远是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趋利避害；乃至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从来都是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的。

（待 续）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