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明：概念内涵及实现途径

孟伟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人所共知，而关于政治发展则意见纷争。一说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与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存在较大矛盾，由此，产生诸多发展问题。一说中国政治发展存在自身逻辑，其以有效性强化政治合法性的渐进发展道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1]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本身就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值得思考的事实是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提出和讨论，使“‘中国性’成为热门论题”，[2]同时，中国“政治话语”与世界政治通用概念交汇互融的趋势渐强。本文认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提出，具有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伦理价值，对“政治清明”的内涵挖掘和其制度实践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验，以及在讨论中形成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和策略共识。

一、缘起

在执政党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报告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指出：深入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认真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定信心、加大力度，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建设“廉洁政治”时，指出：腐败问题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解决不好甚至可能“亡党亡国”，必须“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无论中央纪委的报告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在提出“政治清明”这一具中国政治价值内涵的概念时具有明确的问题背景。

一个执政党和社会大众公认的基本事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水平的提高，国家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与政治运行中突出的腐败问题并行；其政治后果是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发了人们对公权力公平性和正义性的质疑，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解决不好将导致执政党政治认同资源的流失，危害执政党的生命力和国家安全。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0年，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3]集中化、运动式打击，对局部问题或许有效，但对体制运行的全局作用有限。制度建设一直是努力方向，但事实上，并未实现反腐的根本好转。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廉洁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也是市场经济逻辑下政治运行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以检视30多年中国政治发展中反腐倡廉主题为切入点，以更具中国政治文化内涵与现代政治文明互融交汇的“政治清明”，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清明”伦理，依据现代政治价值、制度、机制、个体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使反腐倡廉提升至科学化水平，从而全面开拓中国式政治发展的科学化道路，这是推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有效而可行的策略。

显然，就“政治清明”提出的历史缘起看，针对问题是具体的，但所蕴含的政治伦理价值的丰富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度化实践的途径值得深入探讨。

二、“政治清明”概念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清明”一词最早出现在政治上是《诗经·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清明政治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君臣及朝臣间能够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监督”，[4]同时“意味着以皇权为中心的政体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开放性：容纳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政治意见”。[5]这些思想在先秦诸子那里已经相对成熟。经过汉、唐帝王的各自阐发和实践，成为历代皇权统治合法性的政治伦理基础。唐太宗以为“为政莫若至公”。“公”不仅包括政治行为、政治运作的公正，而且还包括不论亲疏、不论南北，参与政治的机会公平。[6]到明清黄宗羲重新阐发这一观念，以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政治价值观念，即使在皇权政治体系中难以得到真正实现，但政治要求的“正大光明”，仍使每个朝代在开明时期体现出相对的“清明”。直到民国兴起，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仍可视为与“天下乃公器”的清明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但在其“三民主义”政治价值世界，政治之“公”更主要是对“天下万民”的强调，包含着现代政治民主的内涵。

“政治清明”作为当代政治话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词意本身来看，“政治清明”显然包括政治的“清”和“明”。“清”与“浊”相对，“明”与“暗”相对。政治的“清”强调政治体系、法律、法规、权力职责和运行过程的清白、清楚、清晰等；政治的“明”强调政治运行的光明、透明、开明、文明等。

狭义的“政治清明”主要强调政治体系运行的“清白”，概念的逻辑重心在于政治权力运行过程呈现的结果，“清”是目的，“明”是手段。“政治清明”即“政治廉洁”。在这个意义上，皇权时代封闭的政治体系，也可能在其限度内，因为垂直性政治权威和法度严明，表现出以“政令畅通”和“廉洁”为主要特征的“清明”。但这种“清明”的基础，建立在政治单向性权威基础上，是皇权专制控制基础上的“清明”，其政治运行的内在封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局限性，必使政治难以真正进入持久的澄明之境。

广义的“政治清明”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权力的开放和包容，是政治规则和运行之“清”与“明”的统一，是政治价值、制度、机制和行为的一致。在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进步的背景下，只是到了现代，基于对公民民主权利的承认和保障，并因此形成其与公共权力间从授受、执行、监督，到评价、认同关系的透明化和法治化，从而以政治的清正、廉洁、光明、透明实现政治的合理与正当才成为可能。“它表现为法纪严明、权力透明、决策英明、用人贤明、为政开明，是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共生的政治生态系统。”[7]显然，广义的“政治清明”是对当代民主政治要求的开放性、民主性、法治性、公民权利与权力间关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内在要求，是对民主政治体系丰富内容的中国式表达。

当代“政治清明”指政治权力主体的人民性。在封建皇权政治发展历史中，帝王或通过严刑峻法，或通过实施仁政，勤政贤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使皇权专制政治呈现出清廉之象。但皇权政治权力的专制性、垄断性、单向性，决定其根本特征是政治封闭，这种政治在最好的时候，也便只具有政治清廉之短暂性，难有政治清明之持久性。这也是皇权政治逃不出黄炎培所言“治乱兴替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民主政治，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表明当代“政治清明”是对政治权力主体人民性的肯定，只有以政治权力的民主性抵制政治权力垄断性和封闭性，才能实现“政治清明”。

当代“政治清明”指“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帝制、专制和人治时代，法不是人民意志的规则化表达，在一人、一姓、一族、一党，依据一己之好恶，专行政治之权力的情况下，法最可能成为控制臣民和社会的工具，目的是实现其统治意志，这必与“天下为公”的开放性政治本质上悖离。即便存在所谓“清明”、“正大”，也指统治团体内部刚常、法度严明一致，抑或对臣民的贤良仁德，而与百姓为主体的好恶、自我表达的要求、自我申明的主张关系不大。当代政治清明“主权在民”的本质，决定其所依凭的共同准则是宪法，以及各项安排国家与公民、政府与公民、市场与公民、公民与公民间现代秩序的法律。宪法和法律保障政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当代“政治清明”指政治运行过程的透明性。“政治清明”是政治的透明，即“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即对“密室政治”、“密谋政治”、“腐化政治”的拒绝。当仅当一切与公民权利相关的权力行使过程，基于法的权威和尊严置于公民视野之中，实现以权利约制权力，使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政治的“清”才有可能。其中，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政治透明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建立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有监督权力的最大可能性，是权力阳光化运行，从而实现“政治清明”的根本之举。

当代“政治清明”的判断标准是国家政治文明，人民生存状态幸福而有尊严，“政治清明的根本体现是老百姓的心情舒畅，社会成员能够有幸福感、安全感”。[8]

三、“政治清明”的实现途径

“政治清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形态，既具有内在价值导向，也必通过制度加以保障，同时必通过政治实践过程呈现，而且主要通过政治实践加以落实。

实现“政治清明”需要科学判断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当今世界是各民族国家交往广泛、联系日深的世界，文明的独特性和世界性深刻互动，形成世界文明发展的生动潮流。中国作为有文明历史的大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经验，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自成一派，其对“天人关系”、“家”、“国”、“人”的理解和政治实践过程自然而源远流长。随着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崛起，进而世界政治社会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必加入到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更生和变化中。中国“政治清明”必不可以以封闭形态实现之，以更开放的形态参与世界政治实践交流互动中，使其古老政治哲学获得新的价值内涵，使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获得新的内在精神支持，从而使中国政治产生世界意义，这种“政治清明”中的“文明”内涵，必须通过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以更开放和自然的政治视野洞察世界政治格局，通过加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交往加以实现。

实现“政治清明”需要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客观判断政治发展进程，推动以政治有效性和合理性为主的民主进程。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也是以此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要求，使“政治”不为一家一姓之政治，而为“公民之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民主为旗帜，以民主为政治发展之目标。但这种民主的进程必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以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为依归。

党内民主的发展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发挥好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执政党与合作党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政党民主机制。

“政治清明”需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落实和推进政治民主，从而保障各阶层权利人充分行使权利，形成对公共权力制度化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制度平台，是政策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从而政策公正性、合理性、有效性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的改进和完善对实现“政治清明”具有关键作用。

极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社会和民间社会有广泛土壤，这种讨价还价、理性妥协的参与，对形成政治生活的日常规则、规范、公众理性判断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重大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政治清明”的战略选择。法治不是单纯的法律制度，而是有特定价值判断的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在于执政者首先依法执政，其次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再次在于社会生活的法律秩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与帝治时代，以法为工具统治万民的专制具有本质区别。法治若成为“政治清明”有效的实现途径，不但体现为法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包括法治之所依据之“法”的“良善”。法的良善，指的是有益于公共生活的良好秩序，有益于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增长，有益于社会各权利人的权利之保障。没有对公共生活良好秩序的保障和权利人之权益的实现，法便只能堕落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失去了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公正和正义”。

“政治清明”必须通过以公开抵制公权力的腐化才能实现。当国家或政府以“公共权力”之名从事“公民之事”时，权力来源的民主性和权力行使中的人民参与及监督是其内在要求，这种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既联系又分离的特征，总存在“公共权力”因为公民权利受到削弱和限制而导向扩张，并因“公器私用”形成权力腐败。“政治清明就是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政治清明的前提是公权力必须在一种主权在民的制度约束下运行，不能有大面积的腐败，不能有权钱交易，社会不能两极分化，这些都是政治清明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这些核心要素，政治清明是很难保障的。”[9]

若使民主和法治如此成为“政治清明”的两大根基，必在社会中形成真正的民主法治文化基础。“在这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主的关系，人对国家的关系具有三种模式，即义务领域的服从，自由领域的排斥、权利领域的依靠和参与，由此产生社会和谐，实现政治清明。”[10]民主法治文化是社会大众自觉从心理认同和真心服从的一整套价值、规范、行为习惯等。这种文化基础的形成，是保障民主法治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没有关于通过民主和法治渠道，建构公共生活的内在要求，没有对法和规则的社会敬畏，法治中国难以实现。

[1]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J].中国社会科学，2010（1）.

[3]管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2）.

[4][5][6]童强.论唐朝政治清明及其学术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7]政治清明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健康状态[N].人民日报，2013-01-15.

[8][9]汪玉凯.“政治清明”是我党执政新理念新境界的体现[N].济南日报，2012-12-3.

[10]法治视野中的政治清明[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