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
——我的军工生涯（四）

■ 怀国模

难忘岁月
——我的军工生涯（四）

■ 怀国模

一、粉碎“四人帮”后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下半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确的整顿被诬为“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一度出现的好转局势，再度反复。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悲伤中，国家的前途一片迷茫，在压抑的气氛中又要“奉命批邓”。为躲避这种难熬的境遇，9月下旬我同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等人到山西太原743厂蹲点跟班劳动，除了解工厂一般生产情况外还参加劳动，在大炮弹弹体车间打毛刺，生活倒很安定。10月中旬的一天，河北国防工办王江涛主任打电话来说：“北京出了大事，你们赶快回去，具体什么事不能说，但肯定是好事。”在火车上听到新闻广播，有很久不露面的叶剑英、李先念的报导，猜测政治局势向有利的方面变化，到了北京才知道“四人帮”被打倒了，真是人心大快。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国防工业开始了全面整顿。中央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洪学智为国防工办主任，同时调整健全了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班子。洪学智同志上任后，1978年3月至6月，他组织工办机关同志与国防工业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国防工办派出的5400余人一起，对国防工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检查，摸清底数，搞清存在的问题。当时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已经交付给部队的上千架飞机、上万台飞机发动机、上百万发炮弹存在质量隐患不能使用。1978年7月他正在武汉进行大检查，特意打回电话，要求认真研究，针对质量问题的严重情况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措施，起草一个动员进行质量整顿的文件。我当时是国防工办生产局副局长，按照他的指示，与生产局参谋周星如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发动群众彻底整顿产品质量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防工业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全面开展整顿，揭露在企业管理和生产质量上较长时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集中了国防工业各部门对质量整顿上需要采取的措施的思考。报告提出要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充分揭露矛盾，全面深入地进行一次大检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技术上、管理上把直接和间接影响质量的问题统统揭露出来，突出强调严格、细致、扎扎实实做“笨”工作，在充分揭露质量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治理，要求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认真彻底的整顿，取得成效：

一、严格实行各级岗位责任制；

二、充实和加强检验机构；

三、加强原材料和配套产品进厂复检和管理；

四、对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进行复查，达到完整、准确、统一、协调，文实相符；

五、严格工艺纪律；

六、严格实行工、卡、量具定期鉴定制度；

七、建立健全设备定期保养维修制度；

八、严格控制和管理废品、返修品、超差品；

九、建立质量登记卡片；

十、加强对工人、技术人员的培训，定期进行技术考核。

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8]1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所有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开展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整顿产品质量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后来称为十查十整的质量整顿。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国防工办、各国防工业部以及有关省、市、自治区国防工办大体用了三年时间，基本改变了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但这种整顿基本上是恢复了以事后检验为主的质量管理传统。探索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科学的质量管理道路，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二、突击战备生产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战争打了28天，国防工业组织战备生产，为前线提供了战争需要的大量武器装备，但也暴露出有些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洪学智主任每天一上班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战备生产情况。我把准备好的生产情况快报送到他手里，既有进展情况，也有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建议。他立即把兵器工业部主管生产的来金烈副部长等人找来开会，指令限期解决问题，说：“如因军工生产贻误战机，提头来见”。真是军令如山，雷厉风行。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打造了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战争需要。他历经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三十年后，他依然刚毅有力，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再次展现。战争持续不久，军工生产便较好地保证了前线所需，战场的考验对兵器工业的整顿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洪学智主任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结束了，但暴露出军工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突出的问题是大口径炮弹的生产能力不足，这引起了国防工办领导的重视，报告到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说，要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加快新厂建设。当时在规划上已有安排并正在进行基本建设施工。我跟随国防工办郑汉涛副主任到河南、四川等地调查、督促加快建设投产。同时也对黑龙江、辽宁、陕西、山西等老厂采取改造措施，并在陕西、江西小三线厂扩大生产大口径炮弹。郑汉涛风趣地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备生产对国防工业是一个促进。

“文化大革命”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国防科技工业遭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许多科研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批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受到冲击和摧残，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弛，科研、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这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呕心沥血，力排干扰，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使内乱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推动国防科技事业继续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整顿，大力恢复科研生产秩序，使国防科技工业重新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三、成立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70年以后，国防科委管尖端，国防工办管常规。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国防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对尖端和常规国防工业进行统筹协调，张爱萍任主任，洪学智、李耀文任副主任，但它不是实体性的机构。198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以国防科委现有机构为基础，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国防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成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建制属中央军委，其工作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是中央军委统管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统管其所属各国防工业部的领导机关，统管核、航空、航天、电子、兵器、造船工业，实现了尖端与常规的统一。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国防科技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国防科工委成立时，我任综合计划部副部长分管生产、协作和技术基础工作。后任综合计划部部长，1988年起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分管综合计划部工作。从1982年国防科工委成立到1998年撤销成立总装备部，历经16年，这16年是国防科技工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由学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探索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发展时期。国防科工委机关，与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广大同志一道，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敢面对困难。我于1997年退出领导岗位，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历经15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有些是直接从事的工作，有些是作为领导集体的一员参与其事。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积累的经验也比过去时期更加丰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