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伟 中国狗仔之王

2014-01-27 11:23:16王小元
时代人物 2014年5期
关键词:卓伟章子怡文章

王小元

在抓拍到文章和姚笛在深圳街头贴面拥抱的照片以前,卓伟以及他的团队已经为之等待了8个月。

2013年六七月间,卓伟获得消息称文章与姚笛相恋,随之将二位作为自己的重点“关照对象”,不间断地进行跟拍,至8月,马伊琍怀二胎的消息传出,而正是在此时,卓伟发现姚笛搬到了文章家门口的酒店式公寓。

10月时有人向卓伟透露在杭州机场看到姚笛和文章, 并且两人一起回北京,但是卓伟在北京机场等候只看到了姚笛:“他俩出现在杭州,我查了他俩在杭州的活动信息,发现没有。这些细节的发现,让我们感到他俩相恋不是谣传。”卓伟表示后来发现文章和姚笛春节期间在美国约会过,但是没有拍到画面,据他称,之后2014年春节期间,文章与姚笛还在杭州、洛杉矶等地约会。

3月17日是姚笛的生日,而姚笛刚好在深圳拍戏。卓伟和两位摄影师提前去到深圳,他们于3月13日到达深圳,找到姚笛的剧组。3月15日卓伟发现文章到深圳为姚笛庆生,随后姚笛居然做出与文章贴面亲密的动作。卓伟称,“紧接着文章跟姚笛就去了香港。19日两人从酒店一起出来,再次在晚上去了香港。可以肯定的是19日之前文章和姚笛对偷拍都没有任何察觉。”

卓伟坦承,当拍到姚笛和文章当街亲密照片的时候,他的摄影师激动得手发抖,汗水直流。此前,卓伟的最大希望在于拍到文章和姚笛一前一后进入酒店的照片,他甚至计划在酒店对面的居民楼里租个房间跟拍,或者开个房,地形都已经观察好了。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卓伟直言很意外,没有想到文章和姚笛居然如此“大胆”。

在公布照片之前,卓伟表示,不是没有考虑过当事人的心态,对于自己行为给姚笛可能带来的伤害,卓伟表示“理解姚笛的处境,现在说啥也是错”,但就文章“贱命一条,陪你们到底”的表态,他则称“不跟他玩,只踏踏实实做好新闻”。

面对照片引发的轩然大波,卓伟以自己惯常有的职业态度面对之。过往十余年来,文章和姚笛不是他所揭露的来头最大的明星,也不是遇到挑衅最大的一次,更不是揭露过程最为艰难的一次。

从揭露冯小刚深夜幽会美女到偷拍顾长卫深夜车内会女友,从曝光李幼斌史兰芽相差16岁的忘年恋到揭露高圆圆同夏雨回公寓,从偷拍国家篮球队队员孙悦深夜同美女车震到揭露张艺谋超生,十余年间,形象在卓伟报道中分崩离析的明星不计其数。尽管遭受李亚鹏在电视直播中严厉质问,被冯小刚当面痛骂,被郭德纲的弟子恐吓……卓伟似乎始终不依不饶,他笔耕不辍地写下《〈十面埋伏〉北影片场探秘》《〈千机变2〉剧组群殴记者》《菲鹏爱情进行时》《唐国强前妻自杀真相》《谢雨欣前男友出事了》《姜文周韵太庙漫步》《黄奕成长往事大揭秘》等独家报道,仅凭标题就足以让全社会瞠目结舌。

卓伟享受着这份职业所带来的无上“荣光”,正如时至今日,掌管着一家专门偷拍明星隐私,贩卖花边新闻的卓伟时常灌输给他的员工的信念,“你可以跟踪人,你可以偷拍人,你还可以调查人。这种工作除了狗仔队和警察还有谁?还有哪个行业能够允许你这样?”他不担心自己的报道会让明星受不了,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于明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大有裨益,在他看来,他帮助明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人最容易飘飘然,自我膨胀”。“有人就跟我说,您那个工作挺有意义,稳定了多少明星的家庭,使多少明星最后逐渐做到自律啊!”

对于自己的作品,卓伟似乎也以一种审美的态度面对,就像在他每次挖到一个独家新闻时,他总会诗兴大发随手写下几句并玩味不已。

2012年7月,在成功捕获章子怡和撒贝宁“湿身漂流”之后,卓伟大笔一挥,写下:

“碉楼古堡不虚看,苦寻芳踪过重山。”“涧流奔涌同击水,玉米飄香共尝鲜。”“十载‘说法’染桃色,一朝维权有高参。”“休叹富帅正当道,拨乱大任落君肩。”

据卓伟的解释,“碉楼古堡不虚看,苦寻芳踪过重山。”指拍到他们是在广东台山,台山那边的自然景观就是碉楼,古代的楼,他们叫碉楼;“涧流奔涌同击水,玉米飘香共尝鲜。”指那天章子怡和撒贝宁那天去玩漂流,玩完漂流他们一起吃玉米;“十载‘说法’染桃色,一朝维权有高参。”指彼时章子怡要打官司,而主持《今日说法》的撒贝宁正好可以为其出谋划策;“休叹富帅正当道,拨乱大任落君肩。”卓伟的意思是现在大家都想找高富帅,但是撒贝宁只是帅,不富,就是不找高富帅的这个责任落在你章子怡的肩上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12年年初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卓伟就斗志昂扬地宣布:“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拍到章子怡和撒贝宁!”半年之后,“国际章”和“央视名嘴”的爱情成为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

据卓伟手下的摄影记者小刘回忆,2012年7月,有爆料称撒贝宁前往章子怡所在的《一代宗师》剧组探班。卓伟与摄影记者小刘立刻赶往广东台山。刚到酒店,就发现一辆北京牌照的白色道奇房车正在驶出,驶过面前时,卓伟认出那是章子怡的司机。随后,卓伟立刻租车跟踪,其间由于不认识路,还跟丢了两次。但在那样一座小城里,白色房车实在太显眼了,他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寻回目标。四五个小时后,房车抵达北峰山森林公园的漂流点。为了不被发现,卓伟和小刘决定弃车爬山。“山很陡,他背着包一直往上爬,完全处于战前状态。”小刘说。

黄昏时分一无所获的卓伟回到停车场,这时他们看到章子怡的房车启动,章子怡和撒贝宁站在车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高圆圆和赵又廷的故事也是卓伟乐于述说的。

“玉女悄然过滁州,金陵风光放眼收。”“一缕幽香飘密室,无边春色掩高楼。”“遥望东南思故里,夜拥佳人不怨尤。”

据卓伟解释,“玉女悄然过滁州,金陵风光放眼收。”玉女指的就是高圆圆,滁州是安徽的,过了滁州就到南京了。“一缕幽香飘密室,无边春色掩高楼。”拍戏拍到天发白,盼姐盼见月如钩。“遥望东南思故里,夜拥佳人不怨尤。”赵又廷是台湾的,台湾在南京的东南边,所以遥望东南思故里,夜拥佳人不怨尤。

初识卓伟,你很难将他和那些由他引爆的家长里短、秘闻轶事联系起来,卓伟梳着一丝不苟的二八分头,穿衣风格一丝不苟,表情介于微笑与严肃之间,一张口,一口麻溜儿的天津话喷涌而出,谈起娱乐圈的隐闻秘事,卓伟如数家珍,颇有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风范。

公众对于其工作的嗤之以鼻与卓伟对其本职工作的严肃认真,二者间构成强烈碰撞,构成了卓伟其人独特的审美价值。狗仔新闻对于卓伟而言绝非鸡零狗碎的花边,而是改变他一生的事业,更是他表达自己世界观的独特方式。

时至今日,每一个加入卓伟团队的年轻人都要被其灌输崭新的价值观。在卓伟创办的风行工作室的博客上有一篇“下了个好蛋,鸡却挨打”的文章,文章称,“社会新闻记者其实比娱乐新闻记者更八卦,报道的砍砍杀杀的东西这么多,但他们是无冕之王,娱乐记者却只能和狗享受同等待遇。”把新人融入工作室的大家庭,卓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心理建设。第一,价值层面,“首先还是帮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工作的信念,就是你干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第二,生存层面,“网上有一亿个人骂你,你不干了,有一个网友能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吗?那么多网友,我就觉得我们把他当成空气。”

卓伟同样坚信“精神原子弹”学说,称从事狗仔事业别的“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精神,这是最强大的动力,“精神原子弹”;一次,一位新人向卓伟抱怨道,“咱们拍得都是这些新闻,咱们把这人美好的事给撕破了,咱们这么做好吗?”卓伟跟他说:“咱们新闻工作的责任就是把那些美好的伪装都要撕去。”

狗仔新闻至今在中国的新闻教科书中没有稳固的合法地位,但卓伟依旧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同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理想相去不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众”、“知情权”、“责任”,这类大词频繁地从他口中出现,比如,“你拍到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以后,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就不属于你了,它是属于公司和公众的”、“现在中国人就是什么呢?媒体还有公众就人为地塑造出一个神像,然后你扭过头来还向他叩拜,这是多么悲哀”、“我觉得我应该披露,这也是媒体人的责任所在”。

卓伟强调:“我是狗仔,但我不是丧家狗。干任何一个工作,精神信念最重要,它能支撑自己走得更长。当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希望无愧于我的职业人生。”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名利场的灯红酒绿中穿行十余年,尽管热衷于戳破明星们一个又一个道德谎言,卓伟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却保持传统士大夫一般的高洁风范。他的前同事曾如此描绘他的个人生活,“卓伟给自己设定了太多道德规范,比如见到长辈一定要先打招呼,去朋友家一定带礼物,收到别人礼物一定要加倍返还,他愿意放大周围的人对他一点点的善意,假装看不见别人的小手段。他活得像个道德上的清教徒,绝不允许有一点儿疏忽。”

卓伟自言讨厌伪君子。他并不看明星做不做公益,只看你对周围的朋友、父母、同事好不好。他的逻辑是:德有大德、小德、公德、私德,不能割裂。“我就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他对他的朋友、父母都不好,他怎么会对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好呢?一个私德很差的人,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公德心的人吗?”

在发掘狗仔新闻以前,卓伟有过一段非常灰暗的人生,他后面十余年在狗仔新闻挖掘上持之以恒的动力很难说不是源于对于自己穷苦身世的排斥与恐惧。

卓伟常常用“出身微贱”来形容自己。他生长在天津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用他的词叫“贫民窟”。他的文学启蒙来自父亲讲的故事和秘闻、野史、奇案类读物。他从小也喜欢“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故事,比如,每到风雨交加之夜,在故宫的墙上,一打雷就会出现一个妃子好像在弯腰捡什么东西。

从中专毕业后,他在工厂机关上班。有个干部给他印象特别深,那人从小就想学医,但就是没有机遇没有门路,特别失落。卓伟深深觉得,“空有一身本领,空有自己的信念,最后也完全得不到施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出于对文艺的喜爱,卓伟设法进入电影院,然而满腔文艺情怀的他在电影院所从事的却是在一场接一场的电影放映之间检票、清理果皮纸屑、打扫厕所这样的琐碎工作。

时至今日,卓伟都会用一种极其厌恶的语气评论那个封闭的国有单位,比如笑人有,气人无,说大话,使小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些东西。“即便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也要害你。只有在那么底层、那么扭曲的环境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人性之恶、人性之坏,认识中国的民族性。”“恐惧”——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在此后的每一刻里,“恐惧”都是他的原动力,他紧张自己的工作,害怕掉进过去的噩梦,“如果不好好干,我就得回到过去。我是绝不能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在电影院工作整整5年后,卓伟获得了自考文凭,2000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天津《每日新报》成立了娱乐新闻部,招聘记者,卓伟幸运地当上了记者。

卓伟做了记者,在他身边的人看来,这才叫有出息,社会地位也比过去高了。卓伟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想把采访报道做好。卓伟说:“刚开始的时候任何经验、关系、人脉都没有,也是靠自己一点点去拓展关系,提高自己,去发现新闻。很多时候我是从网络上发现新闻线索。还有一些是跟圈里人接触、聊天,看会不会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当时卓伟写的一篇《长影厂卖摇篮织风景》第一次让他意识到做娱乐记者也会引起麻烦。报道出来后,长影厂找到报社,要起诉报社,说是假新闻。當然,最终长影厂还是把地给卖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工作还真是挺危险的。当时我刚刚入职四五个月,就吓一跳,报社差点就把我给开了,幸亏我们领导保我,叫我改了一个名字,接着干。”随后一次赴港采访的机会让他知道了狗仔新闻,2003年卓伟第一次用狗仔的方式报道独家新闻,并坚持至今。

十余年间,引爆独家新闻毕竟是少数,在大多数时间,卓伟需要与绝望和疲惫作伴。卓伟曾如此回忆自己的工作境遇,“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里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就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也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住的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无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他向记者如此自况。

卓伟曾和香港狗仔队聊天,那个人感慨人生,说倒退10年,不做狗仔队,做别的肯定比现在混得好。卓伟说,倒退10年,如果不做狗仔队,肯定不如现在混得好。他说:“社会给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选择权,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会有很多选择权。还有一个就是恐惧,我很害怕回到从前。离开《每日新报》,有9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志难伸的那种煎熬,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这种危机感有时候更强烈。狗仔队、偷拍、八卦,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项事业,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职业。但是我先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现在把它当做一个事业。”

卓伟说:“可能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工人,从我们家庭环境来说,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我原来只是想成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中国第一狗仔,甚至成立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公司,我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我做到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里,在职业上我还算是成功的。我干记者的那一天,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干下去,因为确实是得来不易。我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从工厂进入媒体,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是我从天津到北京,从文化记者转型为一个狗仔队,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人生,这两个转折对我来讲,都是重生,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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