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行
曾经信赖的技术突然出现问题,看似微不足道的瑕疵最终酿成社会灾难。本文介绍的案例并非耳熟能详,也并非切尔诺贝利和“泰坦尼克”号一般惊心动魄,它们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起因都各不相同,但背景和原因却惊人地相似:验证得不够深入;对新技术的盲信;当然,还有纠缠在商业斗争背后那错综复杂的利益。新技术带给人类希望和光明的同时,也带来隐秘的危险。这些惨痛的失败有时比辉煌的成功更能给人以教益,也在提醒人们在崇拜的技术之力同时,也应时刻不忘对其进行检验。
石棉,隐秘的癌症之源
人类使用石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火浣布”,即被认为是这种材料的早期制品。18世纪之后,由于非凡的抗拉强度、优良的隔热性能和优秀的耐腐蚀性,石棉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材料被广泛运用于生活,如建筑物的屋面瓦、供水线路、防火毯、塑料填料以及机动车的制动垫片等。工业出于便利大量使用了石棉,全然不知此举将在不远的未来诱发一场健康灾难。
石棉本身无毒,但纤维却是癌症的隐患。吸入体内的细小纤维将附着并沉积,锐利的尖刺能刺入肺泡或胸膜、腹膜。这种持续的机械刺激越久,组织的局部纤维化就会愈加迅速,结果是胸膜、腹膜变厚,细胞恶性增长,最后形成癌或间皮瘤。石棉纤维作用于人体的主要器官主要是肺、胸膜和腹膜,其次是胃粘膜,因此,这些器官因石棉产生的癌变也最为常见。
石棉致癌从怀疑到证实经历了大约五年。1955年英国的R·多尔从分析接触高浓度石棉纤维的113名石棉工人的死因中,发现死于肺癌者,比不接触石棉纤维的对照者高14倍,首次确认石棉与肺癌的因果关系。同样,在西德汉堡市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需用石棉的造船厂附近居民的间皮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有0.96人,是普通居民发病率的1.8倍。尽管拆除石棉的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但是不良影响已无法挽回,在欧洲,据预测到2020年,因石棉公害引发肺癌而致死的患者将达到50万人。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7万人死于石棉引发的疾病。
石棉的危害性已得到公认。但该如何控制,官方和民间依旧众说纷纭。美国、澳大利亚的禁令极其严厉,欧盟也于2004年要求所有成员国通过相关立法。但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如加拿大,作为石棉出口国,在禁止向本国市场销售石棉制品的同时,依旧不打算放弃海外市场,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不惜与欧盟对簿公堂。
另一些国家的做法则相对保守,如南非、巴西。对收入水平低下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对石棉的担忧是一种奢侈,因为新型的合成纤维价格过于昂贵。正如印度一位石棉进口商所说:“人必须有栖身之所,其次才能考虑健康问题。”
亚硝酸盐,危险的添加剂
亚硝酸盐天天光临我们的身体,但将其用作食品添加剂的始作俑者已不得而知。在食品卫生法规尚不健全的20世纪初,向腌制食品中添加工业原料的做法非常普遍。由于添加亚硝酸盐的食品具有良好的防腐特性,食品工业将其作为固定添加剂之一,诚然,亚硝酸盐具有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增色、提味、抑制脂质过氧化等功效,从而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时间。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和化学的进步在提供新知的同时,也让研究者有机会以不同视角对待同一事物。在一些医生看来,亚硝酸盐正是许多地区癌症多发的根源所在。事实上,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但在特定的酸碱度、微生物和温度环境下,亚硝酸盐会转化成亚硝胺,后者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其与DNA相互作用,以基因突变的形式使食管上皮细胞恶性转化,诱发癌症,而且不分剂量大小,一次给予大剂量或长期小剂量皆可产生可怕的后果。亚硝胺还能够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对胎儿有致畸作用。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欧洲,亚硝酸钠只能以不高于0.6%的含量与食用盐混合使用。
虽然禁止亚硝酸盐的力度越来越大,但在食品工业中实现完全禁止依旧有一定距离,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其在食品防腐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欧洲将硝石(硝酸盐)用作食品添加剂已有1700年。更重要的是,当人们顾忌亚硝酸盐的潜在危害而停止在肉食品中添加时,肉毒杆菌招致食物中毒呈上升趋势,而亚硝酸盐恰能抑制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生长带来的危害。
“反应停”与“海豹儿”
在攻击现代医学的文章中,“反应停”(沙利度胺)是最常被提及的邪恶名字。这种在50年前草率上市、仅仅过了四年就仓促撤回的药物,至今还在让现代医学蒙羞。在悲剧开始的1957年,只在小白鼠身上进行若干药理学试验之后,“反应停”便被推上欧洲的药店货架,在四十多个国家风靡一时。这种药品能让孕妇们看到减轻痛苦的希望,正如其宣传的那样,只要每天定期服下几片“反应停”,便能轻松摆脱深刻困扰她们的早孕反应。
到1961年,人们发现这一“孕妇的理想选择”并非如广告描述的那般美好,它的确抑制了痛苦的反胃和呕吐,但也让服用者拥有健康后代的希望化为泡影。澳大利亚医生最先发现胎儿的畸形,认为可能与服用沙利度胺有关。同年,三位德国医生也在妇科学者会议上报告了相似的发现:畸形婴儿形同海豹,有时还伴有心脏及胃肠变异。截至1963年,共发现一万余例海豹肢畸形儿,其中德国6000多例,日本1000多例,这些畸形儿中有一半因身体缺陷带来的并发症和残疾死去。
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协会的研究表明,“反应停”的主要成分沙利度胺严重妨碍了孕妇对胎儿的血液供应,并阻止胎儿的骨髓生成,也正是因此,受影响的畸形儿才会全部长骨缺失,无臂和腿,手和脚直接与躯体相连。
类似的悲剧并没有在世界最大的新药市场——美国出现,完全相反,当“反应停”在欧洲风靡一时的同时,美国药监部门的态度却审慎而冷静。负责审查的弗朗西斯·凯尔西女士对“反应停”是否危害神经系统心存疑虑,拖延了审批进程,最终证明,正是这一判断,解救了上万位新生儿和她们的母亲。
海豹儿悲剧让美国药监机构获得了空前的威望,但对“海豹儿”的恐惧,也为医学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损失。1962年,在“反应停”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获得通过,要求厂家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安全和有效”,药物包装上还必须注明副作用。作为其直接产品,一批既无副作用而又无疗效的药物不断涌现,它们实际上加大了患者的痛苦与负担。
“反应停”的另一不利影响是使新药开发周期大大延长。一种新药的开发上市,经常需要10年甚至更长。药物的可靠性虽然增加了,但病人和医生的选择都减少了。此外,许多“可能救人”的新药也因此无法及时得到应用。
更激烈的争议围绕着是否全面禁用展开。尽管药理学分析显示,“反应停”只会对38-50天的胎儿造成变异,但鉴于毛骨悚然的副作用,任何临床应用的提议都被驳回。直到1998年,在科学家以及“反应停”主要生产商塞尔基因的不懈努力下,药监部门终于批准将“反应停”用于麻风病治疗,另外,很多医生也在暗中尝试用这种争议药物治疗晚期癌症患者的极度衰弱,据称,在多发性骨髓瘤病例中,30%-50%的患者病情得到了改善。
今天,围绕“反应停”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核心已不再是是否全面禁用,而是如何确保它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末那样,流入不明就里的孕妇手中,危害未出生的生命。
PPA:推倒感冒药的多米诺骨牌
PPA,即盐酸苯丙醇胺,这一很多人陌生的名词作为感冒药配方已经在西方沿用了50年。该物质在缓解鼻塞、喷嚏、咳嗽等症状的同时,也会导致皮肤黏膜和内脏血管收缩,并促进中枢神经兴奋,由此会产生血压升高、心脏不适、颅内出血、痉挛甚至中风等副作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拉尔夫·霍尔维兹博士及同事在其撰写的报告中说:“有病例显示,服用含有PPA药物的病人容易发生脑中风。”霍尔维兹及同事对2000名年龄介于18-49岁的成年人,包括702个因脑中风而住院的病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跟踪研究,得出的结论令美国药品管理局做出了叫停销售含PPA药物的决定。
和其他几次技术灾难不同,在医学研究深入到发现PPA的危害之前,并没有像“反应停”那样发生广泛而恶劣的健康影响,而且根据另一组织——美国消费者保健品协会发表的声明,霍尔维兹的报告并没有在PPA和出血性脑中风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那份报告可能存在明显的错误,或者带有某种倾向性,例如,参与这项研究的病人可能记忆出错,把服用的不含PPA的药物说成含有PPA的药物,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消费者保健品协会建议进一步研究此问题。的确,霍尔维兹等在报告中同时指出,这项研究不能说明事情的因果关系,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2009年,据媒体报道,由于伪麻黄碱、麻黄素、去氧肾上腺素等15种成分,感冒药在英国造成至少5名两岁以下的儿童死亡,100多人因其副作用而染病。感冒药给全球消费者们带来的影响已经形成,至少再吃感冒药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心有余悸。
“色氨酸事件”
——诡异的致病源
1980-1990年,美国的“色氨酸事件”曾导致37人丧生和1500人永久残疾。这场被遗忘的悲剧与生产流程瑕疵有关,据信在制造过程中,厂商曾将被污染的色氨酸用作添加剂,或者按照一些阴谋论者的说法,是使用了基因变异的细菌用于原材料生产。
色氨酸是营养学界公认的必备氨基酸之一,在1989年之前,由于普遍存在于常规饮食,没有人怀疑它在医学上的安全。也就是这一年,来自美国的报告立刻在舆论界激起轩然大波,有超过1500个病例报告出现浮肿、肌肉痛、呼吸急促及四肢无力等症状,38人最终痛苦死去。症状反映在检查报告中,以患者血液内嗜酸性粒细胞的急剧上升为主要体现。
医师最初不能做出任何解释。他们唯一确定的是,那些绝望的病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即按时服用色氨酸——这种药品据信有助于改善睡眠,并被作为补充剂广泛用于食品生产之中。
事关人命,医学界和科学界将怪病定名为“嗜酸细胞增多性肌痛综合征”(简称EMS)。在禁售关联产品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深入地了解病魔。当时生产色氨酸制品的公司共六家,而所有病人服用的产品都产自日本公司——昭和电工株式会社,人们很容易想到:问题来自生产它的企业,而不在色氨酸本身。
研究人员分析昭和电工生产的产品后发现,“其产品杂质含量远高于其他厂商”,其中有60多种微量杂质,其中六种可能导致感染EMS。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查尔斯·亚诺夫斯基是色氨酸合成研究的权威,他确信,其中至少一种或多种导致了致命的病变。
昭和电工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在旋风般的清理之后,厂房被搬空,用于生产色氨酸的细菌被销毁,甚至连设备表面都经过了化学处理,因为厂方清楚,调查者不会放过任何微生物活动的场所。上述卑劣做法不仅让事件成为悬案,也让阴谋论和怀疑论大量滋生。
最温和的一种猜想认为,是昭和电工采用了未经检验的过滤工艺,而新工艺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让产品中混入更多的杂质。最耸人听闻的看法则将事件归咎于基因改造的细菌,正如亚诺夫斯基推测的那样:“昭和公司所用的细菌很可能会产生10到15种酶类,一些副产品也远远超过标准水平。如果有其他的酶类反过来作用于这些产物……将会合成复合毒素,威胁人类健康。由于高浓度的左旋色氨酸对细菌本身构成威胁,因此,出于自我防护,细菌便可能产生一种酶,去改变左旋色氨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昭和的产品中诞生了一些新的物质。”相比之下,其它五家同行业生产商,由于“保持着使用自然细菌的传统工艺,因此产品中不会出现有毒物质。”
遗忘是最好的疗伤剂,也是最好的麻醉剂。当昭和电工低调宣布更换了过滤设备的时候,整个事件已经被人忘却:受害者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厂方不愿形象受到损害,官方则对无休止的炒作感到厌恶,因为无论是过滤瑕疵,还是变异菌致病,这对新兴的生物技术产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消费者把病症的根源下意识地归咎于新技术,那么整个行业要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也许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期间会有新的条例出台,强迫药品进行持续的安全测试,上升的生产成本将令企业难以为继,而制药工业又是许多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源。
遗忘容易,忘却很难。当媒体、公众、科研人员为转基因技术争吵之时,“色氨酸事件”又被恰逢时机地翻捡出来。环保主义者视其为转基因技术有害的论据,而针锋相对的一方则围绕其中的阴谋论展开反驳。但是,这场激烈的交锋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结果,因为虽然其作为技术灾难已得到公认,但在当事人亲身揭开真相之前,没有人知道昭和电工的培养容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细菌的可怕变异,还是纯粹的杂质污染。
直到今天,技术仍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但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将灾难蕴藏在未知之中抛给迷惘的人群。不过有一点不容否认,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的安全,都有赖于我们从失误中获得的经验,盲目否定新技术并不是出路,关键是进行合理的分析,并在利弊之间冷静地展开取舍。同时,灾难也不应被恶意利用,成为鞭笞不同观点的工具,而是应成为教训和经验的源泉。尽管大多数灾难都是科技史上的必然,但为了进步,人类必须尝试向新的制高点发起挑战。
看历史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