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雷马斯叙事理论视域析主旋律影片《飞天》

王玉辉， 敖 柏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201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我国首部载人航天题材影片《飞天》，凭借其绚丽的电脑特技、感人励志的故事情节给国内观众奉献了一场宏大的视觉盛宴和心灵的洗礼。此片在当年拿下了第28届中国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的桂冠。抛开《飞天》大胆创新的电脑特技，影片能获得巨大的成功离不开导演精心构建的叙事结构。本文拟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或“行动元”模式)和语义方阵模型(或符号矩阵)来分析《飞天》的叙事结构，以此揭示主旋律影片是如何通过故事本文和典型人物塑造来建构叙事表层结构，探究影片是如何对深层意义结构下的主题思想进行深度挖掘的。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动素模型理论

法国著名结构语义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的叙事理论深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ure)二元对立原则的影响，他认为所有故事本文的叙事结构中都存在一种内在的对立冲突，推动着故事叙事的产生、发展及矛盾问题的解决［1］。因此，格雷马斯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将结构主义先驱普洛普(Propp)划分的民间故事“31种叙事功能”中的7种角色(或行动范畴)概括为4个叙事单元:契约、考验、移置、交流。他还将7种角色简化为三组对立角色:Subject(主体)—Object(客体)，Sender(发出者)—Receiver(接受者)，Helper(帮手)—Opponent(敌手)。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动素模型理论，用以揭示叙事本文的表层和深层结构所显示的意义。这6种角色的结构关系用图表示为:

从叙事观点看，这些角色构成了基本故事的各种内在关系:“发出者”引发了“主体”的行动，行动又有一定的“客体(对象)”，主体往往又有“敌手”，阻碍其获得对象，但是借助“帮手”的帮助，主体终于克服困难，并获得对象而将之授予“发出者”。按照格雷马斯的模型，《飞天》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基于同一事物，我们可以定义为国家或政府。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使命召唤发展航天事业的客观环境下，故事中的人物才有了一系列的行动。故事本文中主体很显然是航天员张天聪，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设置也都是围绕着张天聪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展开的。客体对象是始终不变的飞天梦想或曰国家使命。影片中阻碍者(敌手)这一角色很显然是张天聪的妻子曲丹。她作为一位航天员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庭任务，默默地坚守了十几年。虽然为丈夫“神七”落选感到失望，但是考虑到以后会实现难得的全家团圆，她也算欣慰，但丈夫的举动让她再次陷入矛盾之中，始终难以接受。因此，曲丹这一角色成了延宕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敌手与帮手这一对立项上，不同的人物角色在不同的叙事情节中扮演着不同的行动范畴。在影片的第一个故事段落中，李大伟、周贯雄同张天聪在神舟七号宇航员选拔中失利，考虑到年龄偏大问题，他们纷纷选择转岗离去，并且力劝自己的战友张天聪认清形势、选择离开。在这里他俩显然扮演的是阻碍者(敌手)的角色。但是在第二个叙事段落中，他们被张天聪的执著和顽强所感动，决定带领张天聪妻子到航天员模拟训练场参观，帮张天聪给其妻子做思想工作。这时他俩又扮演了帮手的角色。通过李大伟、周贯雄在敌手和助手两种角色中的转换，叙事文本可将航天员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形象呈现得立体而丰满。张天聪的女儿张丝雨在影片中一直充当着帮手的角色，也正是在父亲的熏陶浸染下，她放弃保送北京大学的机会，考入飞行学院，决心与父亲一样成为一名飞行员。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张的老母亲一直扮演着帮手的角色。一位质朴的老人怀揣着儿子光耀门楣的梦想，始终站在儿子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的事业。格雷马斯将叙事本文分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表层结构着眼于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行动。通过上述建构的叙事本文的动素模型，可以初步掌握《飞天》的整个文本结构，尤其是本片的时代命题与文化意义定位，我们可以断定本片属于经典的主流叙事序列。

格雷马斯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普罗普最初构想的一种发展和改进，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情节结构模式的建立揭示出叙事体深层结构所显示的意义。影片《飞天》讲述了我国第一代航天员张天聪屡遭挫折但坚持不懈并最终实现“飞天”梦想的故事，通过对叙事本文中每个人物不同的角色功能分析，不仅直观地发现影片《飞天》的人物关系和结构逻辑，而且能把握影片中主人公不断拼搏奋斗的励志过程，阐述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深层主题。

二、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或符号矩阵理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基础”、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古希腊神话研究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二元对立原则，格雷马斯推演出“语义方阵”模型，以此进一步深化故事本文叙事结构的内在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常常可以挖掘故事表层结构中未曾注意到的关系和发现叙事背后的潜在意义。格雷马斯将其图示如下:

在这个六组二项对立式中，A与B、非A与非B之间是对抗性关系，A与非B、B与非A之间是互补关系，A与非A、B与非B之间是矛盾性关系。本文的意义结构便呈现在这三组关系的变化组合之中［2］。当我们在进行影片故事本文结构分析时套用这个抽象的模式，将影片中的叙事元素放置到相应的结构关系中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形象直观地表明影片中人物角色间的对立关系，而且可以从中得出影片叙事的深层内涵，揭示出电影导演隐喻在各种冲突后的影片主题。

影片《飞天》讲述了中国航天员张天聪为了“飞天”梦想屡屡受挫，却永不言败，坚持不懈在载人航天一线奋斗20多年，用漫长的坚守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并凭借过硬的技能完成使命，最终实现“飞天”梦想。而剧中张天聪的妻子为了家庭利益，坚决反对丈夫继续从事航天事业。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中的核心二项对立式:国家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的较量。以此类推，相关的对立项便是非国家利益与非个人家庭利益，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起《飞天》的意义矩阵:

在这一意义矩阵中，我们生存的人类社会处于个人利益和国家之间，两大敌对阵营争夺的客体是是否去实现飞天的梦想。国家、政府、张天聪、张丝雨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国家利益的象征，张天聪的妻子曲丹则处于对立面，是个人家庭利益的代表。这一意义矩阵可以形象直观地表示出影片《飞天》的结构:这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之间选择的较量。哪方获胜将决定是否会有实现飞天梦想的机会。

在上述矩阵模型中，“每条线都标志着本文的一个关系维度。这些关系维度生成了本文复杂的意义网络”［3］。在其表层的本文意义网络下面还隐藏着深层的社会意义。张天聪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是否留下继续从事航天事业成为整个故事权力话语中的主导。张天聪与妻子曲丹成为故事本文的主导要素，整个故事本文由两大主导要素之间的矛盾开展，并随着矛盾的深化而发展，随着矛盾的化解而结束。

影片中妻子曲丹作为影片叙事的反面人物，她自己的内心也可以形成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她拥有一个合家团聚的幸福家庭，另一方面又被丈夫的执着所感动，内心也想支持丈夫的工作。正是曲丹内心的矛盾变化成为本文叙事的从属因素，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和演进。最后曲丹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以及思想斗争下接受了丈夫以及女儿的请求，矛盾冲突得以解决。

透过矩阵模型的表层能指，我们可以发现影片的深层内涵其实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个体指向。以张天聪为代表的以国家、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同以曲丹为代表的以个人或家庭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之间发生着矛盾冲突，在两种矛盾的相互摩擦与碰撞中，最后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矛盾得以缓和并最终化解。影片通过深层结构的表意，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国家也会对其个人利益给予满足。张天聪正是在履行个人职责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影像话语及社会意识形态建构

电影往往以其影像优势携大众文化的通俗性、主流价值的普适性、现实性和文化形象的亲和性来推动国家文化形象之传播［4］。通过影像来塑造和表现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大多数主流意识形态影片的社会责任。《飞天》本身在内容选题上已经确立了主流基调和主流意识形态基础，借助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这一历史机缘，极为有效地整合利用了国家资源和主旋律政治效应。通过格雷马斯的叙述理论模型发现影片表层的文本意义网络下面还隐藏着深层的社会意义，影片试图用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影片概念来代替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称谓。

在电影艺术的语言形态中，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寄予在影像故事体系中的“潜在意义”，它更多地是通过麦茨所说的那种“含蓄意指”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来实现的［5］。影片《飞天》虽然是一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献礼作品，但它摒弃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作为国家“传声筒”形象的做法，通过一种先进主流的历史价值观，“含蓄意指”地展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充分表明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话语地位，并给其以应有的尊重和理解。首先，《飞天》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光明磊落、豪迈热情而新鲜亮丽、富有生命活力的，完全摆脱了之前部分影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高、大、全”的弊病。通过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理论分析，影片中的人物角色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反面”二元对立，在不同的叙事段落中同一人物可能扮演着不同的行动范畴。这样，无疑将影片的叙事话语聚焦在一个更加公正客观的视点上，便于让观众信服。同时，人物形象塑造有血有肉、立体鲜活、富有生气。片中的女主角曲丹出于个人家庭利益反对丈夫继续从事航天工作，也不同意女儿报考飞行学院;质朴的张母只是怀揣着儿子“光耀门楣”的传统思想，始终默默支持着儿子的航天事业;李大伟、周贯雄考虑到战友的客观条件，出于兄弟感情也反对张天聪继续从事航天工作……诸如此类“不和谐”的影像表现，非但没有使影片的文化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构受损，相反，这种贴近平民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大大提高了故事本文的真实性，使影片无处不散发一种人性之光。从故事本文情节发展逻辑分析，片中男主角张天聪在经受住爱情、亲情和友情的重重考验后，“最终成为真正的航天英雄”便顺理成章。

出色的叙事技巧让影片《飞天》完美展现了中华儿女朝气蓬勃、和谐向上、“以人为本”的精神风貌，平实而富有人情味的叙事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同时，把影片的故事本文放到语义方阵模型中不难发现其独具匠心的意识形态建构。如张天聪、李大伟、周贯雄三人在西北戈壁聊天的片段，屹立千年的胡杨树、奔流不息的江水……不仅是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者们的高度赞扬;蔚蓝的天空、迎风飘荡的芦苇荡、广袤无垠的戈壁……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绿色生态家园美好愿景的追求。又如影片最后一个叙事段落:问天一号载人飞船遭到太空垃圾冲撞的桥段。通过影片的故事本文叙述，不难得出影片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含蓄意指”，更深层寓意上亦是对人类生存活动空间生态和谐建设的一种全球性呼吁。

正如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所言:“影片没有直白地去讲歌颂党的话，而是通过塑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把主旋律和悲情人物的性格、矢志不渝的坚守以及人物的情感命运结合起来，推动情节。”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不仅能直观地发现电影《飞天》的人物关系和结构逻辑，表现航天员张天聪屡遭挫折但坚持不懈并最终实现“飞天”梦想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同时也能揭示影片深层意义结构下的内涵主题。

［1］(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9-100.

［3］邓伟.重读《红楼梦》——对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的尝试［J］.中国文学研究，1999(1).

［4］陈旭光.影像当代中国: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69.

［5］贾磊磊.中国电影表述的文化价值观［J］.艺术评论，2012(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