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回归：受资本制约的行动逻辑——高校毕业生从“体制外创业”到“体制内就业”的回归路径分析

纪文晓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社会福利研究与服务中心，河南新乡 453007）

一、导言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总体部署以来，创业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界也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研究和探讨。但与此相悖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放弃在体制外创业，选择“回到体制内”。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或创业的因素的研究上，对发生在现象背后的过程研究尚且空白。本文认为，对高校毕业生回归的过程分析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一行为选择背后的文化障碍、制度障碍、结构障碍以及个体障碍，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以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从事创业或者使更多“创业尝试者”成为“创业成功者”，减少创业流失率。否则，任何针对这一群体出台的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将成为“空中楼阁”。 本文尝试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用制度场域、社会资本、惯习来解释影响其回归的因素，理解这个群体的行动选择。

二、研究路径

（一）分析框架

高校毕业生创业是一项需要调动不同要素共同参与的复杂劳动，从选择创业到回归就业，更是遵从着独特的实践逻辑。在这个实践逻辑中，行动者所居的制度场域是宏观的基础的层面，资本和惯习居于其中受场域制约并对场域发生反作用，三者共同作用于主体行动选择。

1．制度场域

在特定的社会空间，总是存在许多种制度，各种制度之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制度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①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场域的本质是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各种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当组织与个体服从同一套制度时，它们就处在一个制度场域之中。在制度场内，行动者（包括个体、网络和组织）认可、体现和共享着仪式与行为，受到社会制度所施加的约束与激励。②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一方面，不同的行动者及其行为要受到其行为展开社会领域的制度制约，从而形成并认可一些共同行为，另一方面，制约行动者行动的制度是多样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磁场般的制度场。

2.资本

资本是指牟取利益的凭借，布迪厄最早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集中研究了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林南在《社会资本》中从资本演进角度论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的关系。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了整个三维资本空间，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本文重点分析高校毕业生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对其创业到择业行动选择的影响。因为社会资本是场域变化的原动力，场域是各种力量发挥作用的客观前提，社会资本也不能离开特定的场域关系发挥作用。“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③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3．惯习

惯习是一种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结构进行内化的产物，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图式对社会世界进行感知、理解、欣赏和评价，从而进行着他们的实践，并且对实践进行着感知和评价。一种惯习的获得是长期占据社会世界中某一位置的结果，任何个人所展现的惯习只是在个人的历史中获得，并且在社会历史的某一特殊时期发挥着一定的功能。

本文就是围绕以上三个变量分析他们如何影响案例中的主人公的行动选择的。具体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行动选择制约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文是口述史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本研究的需要，采用在自然情境下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一名大学毕业生的择业历程及思想作历时性研究，并在对被试口述内容的分析中呈现资本制约下的行动逻辑。笔者是该毕业生的老师，大学四年接触密切，对其个人能力、家庭背景以及创业和择业过程都非常了解。在与该生多年来交往的基础上，笔者又对其进行了深入式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了他的选择过程，反复完善了本案的研究资料。主要分析方法有座谈会（焦点团体访谈）、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化访谈法、过程—事件分析法。本文虽然是个案研究，但却尝试着用“个案中的概括”的研究思路，研究的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期望用实践逻辑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来揭示“总体社会事实”。理解行动的情境和互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动者本身的惯习，以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行动。通过对个案的“深描”达到韦伯所谓的“投入理解”，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最终达至对大学毕业生“回归”的深层次认知，找出多方位的问题解决模式。

（三）个案描述

程2008年毕业于一所省重点大学，个人素质能力较高，尤其对电子商务的专业知识很熟悉和擅长。在大学里和同学之间有过创业的计划——开网店，并已经选择好了经营项目——服装，在学校时投资一万余元，同时在学校内兼职经营了一段时间实体店和网店，生意还不错，刚刚开始每月纯利润2000元左右。毕业一年之内专心于此，想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成就来。但他的父母觉得这样的选择太不靠谱，一点也不稳定，程的父亲希望程回到自己的老家L市，考个公务员，父亲认为还是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牢靠，即使考不上去个事业单位也比自己干要稳当得多。程经过权衡，他答应了父母的安排，转让了自己经营了一年的实体店铺和网店，选择了考公务员，现在在一政府机关上班。在创业的风险与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两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或者网上见面聊天时，都认为他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三、高校毕业生的回归路径与制约因素

小程的就业路径历经了从体制外创业到体制内就业的路径，对这个路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把握影响高校毕业生创业和就业的各种深层次因素。

（一）积极筹备，牛刀小试/初露锋芒——创业尝试阶段

机会研究是创业研究的中心问题，创业过程是创业者围绕机会进行的一系列识别和开发的过程。①Jeffrey A Timmons：New Venture Creation: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Singapore：McGraw-Hill Education，2006，P.83.机会识别包括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②Sharon A，Alvarez S，Barney J，“Discovery and creatio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vol.1，No.2，2007，P.16.

1.资本在创业中显现威力

研究发现，创业者先前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即人力资本)决定了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案例中，小程的专业——电子商务，对他创业机会的识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专业属性显然属于人力资本范畴。

“我自己就是学电子商务的，打算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个店可以接触更多的顾客，看看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为自己的将来积累更多的经验吧。”

可见，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其识别创业机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在获得相关信息方面的作用。

“女朋友的启发和支持也很重要，她家里人都是做生意的，很懂这些的。能走上这条路，女朋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我一个同学的爸爸就是做这行的，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开店需要的手续、注意事项等，都是些很实用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大。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很关键哟。没有他的帮助我说不定要多走多少冤枉路呢？！”

Granovett曾引入关系强度的概念描述了个体成员组成关系网络的紧密和疏远程度。他以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维度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创业者发现更多的创业机会，Hills等进一步验证了Granovetter的观点，认为拥有更加开放关系的创业者更容易识别机会。与这一发现不同的是，高校毕业生因其社会资本有限，在创业初期，包括资金提供，往往需要借助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

“我这个店小，因为就在学校附近，（所以）我当时通过中介找到了房子。房子装修主要靠我自己，同学们也给了些支持，钱方面，因为家里是按年给我生活费的，一年2万，我省着点花，省下来了5000元左右，又跟妈妈借了5000元，这就是最初的启动资金啦。”

在高校毕业生创业者这一群体内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强关系”这样的创业条件模式：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人力资本或者说“核心竞争力”形成了强大的创业冲动，外部强关系中给予一些必要的刺激和支持。

2.制度场域的影响

制度场域指“遵守一套行为规则的一组人们与组织”，制度与制度场域维持了一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与延续。韦伯认为社会制度是一种事实上发生着的东西，是被人们主观上认作自己行为取向的客观准则。作为这样的一种准则或规则，社会制度必然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实际适用于人们行动，而不是逻辑的、理想的规范，也不是某种“规范意向”。①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 2期。其中，一方面，不同的行动者及行动者的不同行为要素因为受制度的制约作用而开展了共同的行为；另一方面，制约行动者的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共同作用结成了一个作用场。

“当年在学校时，学校也鼓励创业，给我们讲了一些创业的优惠政策什么的；再说那时年纪小，整天雄心勃勃想做大事，俞洪敏啊，马云啊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人家能成功，为何我们就不能？”

由学校“创业的优惠政策”等构成的正式制度和大学校园内外的创业氛围、年轻人所具有的精力旺盛、创造力强等非正式制度等构成的制度场域对小程创业抉择的做出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二）深水遇阻，创业受挫——体制外创业向体制内就业回归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学者Timmons认为，成功的创业活动需要将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三者进行适当匹配。其创业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创业过程是一个高度的动态过程，创业领导人需要使这三个核心要素在不同阶段能相互匹配地组合在一起。Sahlman认为，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四个关键要素，即人和资源、机会、交易和外部环境，并强调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匹配性，指出了如何进行整合和协调是创业过程的关键。而高校毕业生创业很多是在这个阶段出现障碍甚至失败的。

小程在经过最初的创业阶段之后，生意顺利地经营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逐渐动摇了他的信心，促使小程从体制外创业回归到向体制内就业。

“想想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现在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羡慕嫉妒恨”！因为“公考”行动早，如今已是市直部门一名副科长。同学聚会吃住都是他安排，在不错的酒店。喝酒的时候，酒店老板来敬酒，一口一个李科长叫着，我们这些想请顿客得提前算计好几天的同学，就剩下‘羡慕嫉妒恨’了！”

对比之下，体制外的创业制度场显现出相对的劣势甚至是绝对的劣势来。

“我有个舅舅原来开一商铺，经营效益还很不错，结果呢？还不是说（被）拆就（被）拆了，说是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我这小店可经不起这折腾，别几年后也把我给改造了！在中国，做什么都不如当官！“

“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税务局说是减轻商铺的负担，为我们每个月减少了50元的税。谁知没过多久，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吧，蹭的一下又给你涨个一百。哪有什么真正的惠民政策啊，只要不敲诈勒索就好了！那几天我想在门口自己家商铺的门上贴个广告招个人，结果城管的过来说，赶紧揭了，要创卫检查呢！这时候正好我们市里边招公务员，自己想想也是，还是公务员是正途，这个小店的生意就算做一种经历吧，人嘛，多经历些总不是什么坏事。”

从中可以看出，影响小程选择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制度场域的作用。林南认为，制度场作为一种作用场可以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特殊规则界定和结构化社会。透过小程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发现鼓励体制外创业的制度场和回归体制内就业的制度场。鼓励体制外创业的制度场主要由一些激励制度和宣传口号等构成，例如，小额贷款、减免税收以及对创业成功人士的宣传等。回归体制内就业的制度场主要由体制所带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等制度构成，具体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长期以来，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再加上这几年体制内外的差距有更加明显的分化趋势，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孙立平所说的“断裂”，体制内显现出拥有越来越多特权的优势，而体制外的创业环境更加艰难。两种制度场的博弈过程中，鼓励创业的制度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由人为改变而引发的“诱导性制度化”，相对比以自发秩序的形式存在的“自主性制度化”类型如惯习等，最终的选择是作为博弈的均衡结果而维持的。在博弈的过程中，诱导性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从“制度点”到“制度面”最终才能形成“制度体”的缓慢的过程，且由于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缺乏制度触发机制，致使理性人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缺乏对制度的信任而采取不合作策略。①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而制度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②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文中的案例小程及其父母都是生在中原、长在中原的人，中原文化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求稳、官本的思想。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因素和场域因素。这种由传统和习俗构成的场域和惯习，由社会世界产生，并产生着社会世界或对社会世界发生着无所不在的影响。虽然中国社会当前处在剧烈转型之中，但“场域”和“惯习”具有较强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性，依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和制度，属于正式制度，但正式制度被人接受慢，效果有待考验。社会生活中主体做出行为选择往往依照的是惯习和非正式制度。

其次，社会资本机制。社会资本方面，高校毕业生“强关系”先天不足。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这些“强关系”主要是先赋性的和依附型的社会资本。Issacson和Brown的研究表明，无论父母的影响是否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目标指向，父母都是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的主要影响源。父母对不同职业领域的态度影响孩子对职业的看法，特别会影响孩子形成有关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

小程的从体制外创业到体制内就业的嬗变过程中父母的意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父母是双职工，家境殷实，毕业之后父亲希望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考个公务员，爸爸说还是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牢靠，因为有自己家的关系，以后会在政府中有很好的前途，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小程的父亲就曾语重心长地跟小程谈：“你看，自从咱们老家邻居老郝家孩子考上中纪委的公务员之后，逢年过节，县里、乡里领导不都得往家里跑？”“每次回家也都是县里派车去接，他们为什么派车去接？为什么给他父母过生日？还不是想先培养感情吗？说不定哪一天就发达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得用着这层关系了，那可是京官啊！”

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弱关系”后天失调。决定创业成功的因素中除了个人的人力资本之外，就是个体所拥有的“弱关系”。而高校毕业生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普遍缺乏结识身居高位的同事和朋友的机会，这就从组织结构上限制了他们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尤其是建立高层次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从而限制了他们获得通向创业道路的社会网络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说及80年代林南指出的“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弱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连接的社会资源”等学说印证了这一道理。而高校毕业生在这些方面普遍缺乏，具有结构性障碍。Mustar等人认为，与商业环境中的创业者相比，传统的非商业环境大学中的学术创业者可能意味着在发展社会资本方面面临挑战。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的变迁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弱关系失调意味着在制度网络结构框架下，鼓励创业的单一制度不易实现作用的最大化。

小程的父亲对小程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你一个儿子，也不指望你能挣多少，有个安稳的工作就行。我现在还在岗位上，不管怎样，很多老关系还用得上，等我退了，人家认不认我这张老脸就不好说了”。

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的“弱关系”后天失调更加剧了他们对“强关系”的依赖性。

再次，惯习作用。人们总是不断进行着有意义的抉择，在这种抉择过程中，惯习往往提供的是原则。惯习“暗示”人们应如何思考及他们应该如何选择。人们以此来进行选择并选择他们能用于社会世界的策略。

当初一听到小程要去创业，父母就拿出当年自己同学、战友当年选择创业的艰难，并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很羡慕小程父母的稳定及社会地位。“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赶上‘下海’的浪潮，我的一些同事有的也不安分，辞职下海了，结果也有成功的，但失败的也不是少数啊，公务员多稳定啊，只要不惹事，没人会辞退你，自己干可就不同了，一会天上一会地下的，我们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当然，这样的选择中可能有偏见的成分，布迪厄亦已认识到惯习作为对社会条件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但它对小程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我后来选择放弃创业，还有一些理由，原来我家有个亲戚是开门面的，我去他家经常听到他抱怨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入职门槛越来越高，而且经常这检查那检查的……”

最后，惯习、场域、资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曾用一个公式表明其中的关系，他认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资本存在于场域中，又与惯习相整合，而且具有物质的基础。

四、反思与总结

第一，高校毕业生在从体制外创业到体制内就业的行为选择中，合理地遵循惯习和场域建构起来的实践的逻辑。这一过程并非全然理性，是在体制内、体制外制度场双重作用下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满足选择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选择过程的合逻辑性原则，以“合理的方式”遵循着“实践的逻辑”，具有适应性。

第二，资本建设方面的启示。决定高校毕业生创业的资本不是某一单方面的资本，而是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构成的资本结构。为健全高校毕业生创业体系，需要在资本建设方面付诸更多努力。单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说，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创业机会的识别起关键性决定作用，但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创业机会的开发具有结构性障碍。其中，起结构障碍的资本称为“短板资本”，这种效应可以称为“资本短板效应”。

第三，回归行动的实质是理性行动向传统行动的回归，无论这种理性行动是价值理性还是目的理性。回归过程中非正式制度、资本结构、惯习起到决定作用。尤其是对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不可小觑。制度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哈耶克所阐释的“人的理性是无法超出特定的规则和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