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研究

蓝 武，施丽丽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完善的官学体系成为明代官学教育空前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因此奠定了明代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鉴此，笔者特就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发展的表征、特点、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藉以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规律、历史地位及其影响，进而以史为鉴，为发展当今广西的文教事业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一、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发展的主要表征

明代广西官学教育无论是从学校数量及其分布范围而言，还是从学校规模、教育体系等方面来看，堪称前所未有。其空前发展的主要表征大致有三：

（一）官学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代广西共有府州县学69所，武学1所。在这69所府州县学中，有25所是明代陆续创办的，其中有2所后因故停办，故真正保留下来的实为23所。这23所新创办的学校是：马平县学（柳州市）、罗城县学（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怀远县学（三江侗族自治县）、千江县学（今属来宾县）、河池州学（河池市）、平乐县学（平乐县）、恭城县学（恭城县）、富川县学（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学（昭平县）、永安州学（蒙山县）、桂平县学（桂平县）、平南县学（平南县）、宣化县学（南宁市）、隆安县学（隆安县）、上思州学（上思县）、新宁州学（扶绥县）、太平府学及左州学（均在崇左县）、养利州学（大新县）、思恩府学（武鸣县）、思明土府学（宁明县）、思恩县学（环江毛族自治县）、永康州学（扶绥县）［1］。从历史上看，宋代广西计有官学41所，元代则恢复修葺了宋代留下的35所官学。因此，相比较而言，明代广西官学总数确实已经远超前代。

从分布区域来看，宋元时期，广西官学主要集中分布在桂北、桂中和桂东地区，桂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的羁縻州县并未设有官学。而降及明代，“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广西除原有官学外，新创办的23所学校绝大部分坐落在桂西和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譬如思恩府学，建于明正统二十年（1456年），“以知府岑瑛忠君爱民之实，治兵御寇之方，及尝愿于其郡建学立师，以服孔子之教为言……吾见思恩之学校既设，人伦既明，教化既行，则诸藩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2］26。这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学校规模宏大，教学功能齐全。明代广西官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办学规模宏大，官学设备功能齐全。譬如，平乐府学“拓学前后地，建敬一庭，凿泮池，树棹禊……前为戟门，棂星门，后为明伦堂，两翼为斋，最后为尊经阁，启圣祠在明伦堂东，名宦祠附东庑前，乡贤祠附西庑前，教授衙在明伦堂东”［3］3，官学教育基础设施相当完备。再如，经过重修的桂林府学，“凡为堂七间，规制宏敞，始与庙称。复视射圃隙地，创诸生号房二十间，馔堂五间，厨房三间，皆端大坚致”［4］26。“射”为古代官学教学内容之一，“射圃”即为生员习射之地，宋元时期府州县学几无“射圃”之设。洪武二年（1369年），“始令郡、县学建射圃”［4］26。史称，桂林府“命有司既府学之西，除地为圃。东西八十五步，南北百二十步。树以崇门，缭以周垣。命射有侯，观射有堂，遵定制也”［4］26，足见明代桂林府“射圃”规模之大及设施之全。

（三）官办儒学教育体系空前完备。明代地方官学教育体系空前完备，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学校设置层级分明，形式多样，形成以府、州、县、卫、司儒学为主，社学为基础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此实为前代所无；二是学校教育制度完善，制定有统一的官学教育管理制度。史称，“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人，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5］。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管理体制大体依此。如据民国《平乐县志》记载，明代平乐府县学教育管理体制详如下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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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

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规模空前，成绩斐然，而且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官学教育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虽说明代广西官学的设立较为普遍，已由桂北、桂东一带地区扩展到桂西和桂西南地区，但其发展水平仍呈明显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明代桂东大部分地区已普遍设立有各级府州县学，而桂西地区特别是西北部地区，学校仍然很少，甚至近乎空白。譬如镇安府，到明末为止一直未设立府学，直至康熙七年（1668年）“通判彭权建于府治东”［3］3。除镇安府外，泗城府、田州、归顺州、向武州、都康州、龙州、江州、思陵州、凭祥州所辖土州或土县均未设立官学。究其原因，如众所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主要缘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就明代广西境内的族群分布及其行政管理而言，桂北、桂东一带地区，大多是汉族聚居区或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属流官统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而桂西、桂西北一带地区，大多是壮族聚居区，属土司统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最终或促进或延缓了区域文化教育发展的速度与水平，造成桂东与桂西官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官学教育经历明显的盛衰转换过程。由盛转衰是世间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亦莫能外。从明洪武初年到宪宗成化初年的百余年间，广西社会安定，生齿日繁，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明初各级封建统治者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大力提倡设师兴学，加以科举考试的助推作用，导致官学教育得以兴盛。譬如桂林府学，元末崩毁，明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四年（1381～1391年）相继修复。前述明代广西新创办的23所官学，大部分建于明代前期，且其规模均有所扩大，教育系统趋于完善，使得整个明代前期广西官学教育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降及明代后期，广西经济日衰，各族人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生齿耗于干戈，甚者数十里无人烟，荒土相望”［7］，官学教育发展因此遭受严重破坏，遂逐渐走向衰落。据史料记载，毁于明末的官学有临桂县学、永宁州学、永福县学、柳州府学、马平县学、雒容县学、罗城县学、柳城县学、怀远县学、融县学、庆远府学、宜山县学、河池州学、迁江县学、上林县学、平乐府学、恭城县学、永安州学、岑溪县学、浔州府学、桂平县学、平南县学、贵县学、武宣县学、南宁府学、宣化县学、隆安县学、上思州学、太平府学、左州府学、养利州学、宁明州学、直隶郁林州学、陆川县学、廉州府学、合浦县学、灵山县学、钦州学等计38所。如据史载，荔浦县学，“明洪武初年，知县马宥重建，景泰六年（1455年），知县伍绘迁县治，移学于城内西偏，明末仅存明伦堂”［1］；岑溪县学，“万历二十二年（1595年）改建于城东。天启元年（1621年）迁城内县治后，明末兵麾，独存圣殿”［1］。明末广西官学教育发展之衰落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三、明代前期广西官学教育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

明代前期，广西官学教育之所以获得空前发展，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数端：

第一，明初广西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明初，历经元末战乱之后，民户流亡，田地荒芜，百业待兴。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如数给与，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8］192。在奖励垦荒政策的鼓励下，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总核天下垦田，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有奇”［8］194，其中广西布政司垦田数为102403顷，大大超过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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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也大幅度增加，除自给外，余粮尚能供应广东，所谓“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9］。不仅如此，广西民众还通过改进耕作技术、推广种植双季稻、大力兴修水利等手段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史称，灵渠历经修治后，“民田自此多沾溉，安享丰年乐有余”［10］，灌溉效果相当显著。农业生产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勃兴。据史书记载，明代广西手工业生产中的纺织业、陶瓷业、制糖业、造纸业、酿酒业、木器业、采矿业及冶铸业等均已达到较高水平。譬如纺织业，不仅产布种类繁多①，而且发展已相当普遍。再如蔗糖业，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编修的《廉州府志》记载：“甘蔗，全境皆有，尤以镇西、北塞张黄等处为盛，制糖厂林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广西的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以圩市为例。譬如梧州府，永乐年间计有7个圩市，至崇祯四年（1631年）增至25个，其中郁林州10个，博白县5个，兴业县10个，可见其增速之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苏浚在对邕州、横州、浔州等地进行对比后指出：“惟梧为两粤三江都会，其（榷商）利颇巨，岁可四万计……复设船头、牙用、备用三款，岁不下六千。”［11］可见当时广西商业贸易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当高的。

毋庸置疑，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明代前期广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无论是官学的修复、搬迁或创办，还是教官与生员的待遇，以及教学设备的完善等均需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方能使官学教育得以正常运转，进而取得较大发展。

第二，明初统治者对学校教育的重视。明初统治者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治的角度出发，鉴于往事，以资治道，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史称，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上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大学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典将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之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长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者，必养其德行。苟无作养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犹雍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可得哉！”［12］由此可见其对学校教育的重视。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上谓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13］正是由于明初封建统治者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得明代前期官学教育得以空前发展，最终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分明、类别齐全的发达的官学教育体系。为了更好地管理官学教育，明政府在各省有针对性地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 ——督学厅，负责掌管一省之学校教育事务。其时，广西的督学厅设在桂林，这对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前代学校教育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代广西修建的69所府州县学中，除了23所属于明代新创办外，其余46所皆属恢复和继承前代的官学。譬如，浔州府学，“创自宋初庆历元年，州守杜应之病其卑隘，徙迁州治东，元浔州为路学，明洪武初改为府学，建于君城小南门外”［2］26；柳州府学，“创自唐初，元和间刺史柳宗元重修，明洪武六年，同知莫玉以地湫隘弗称，徙府治西北隅”［2］26。显然，明代广西的官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第四，各级地方官吏和学人对官学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明代前期，广西官学教育的空前发展，当与部分地方官吏及学人的用力之勤不无关系。他们或是知府、学官、学正、训导，或是并无功名的学者，各以不同的方式为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譬如，岑瑛在任思恩土府知府时，对思恩土府的教化极为重视，史称“思恩有学，民知读书，蛮夷习尚一变，实瑛之倡也”［14］26，对当时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巨。又如尹尚宾，临桂人，嘉靖丙午举人，在任临桂教谕时，对地方教化甚为关切，“其教士子，务以名节相勖，时捐俸助贫生膏火”［14］26。再如龙腾，阳朔人，洪武年间以荐举授本学训导，在任期间，颇以兴学促教为务，史称“腾创大殿及两庑，祀先圣诸贤；又建明伦堂、读书楼，为诸生肄业”［14］26，这对促进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颇具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些地方官吏或学人之于民众，“以开导而劝勉，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4］26，这对促进地方教化和推动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无疑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之，明代前期广西官学教育之所以得以空前发展，其实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封建统治者对官学教育的重视、前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奠基作用以及地方各级官吏与学人的亲历亲为无疑是其得以空前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明代后期广西官学教育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

任何事物皆有其产生、发展与衰亡之过程。在经历了明代前期持续一段时间的空前发展之后，降及明代后期，广西地方官学教育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尤与明末广西社会经济的衰退、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书院教育发展的冲击等诸种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明末广西社会经济的衰退导致官学教育发展缺乏有力的物质保障。以农业为例，自洪武以来，明代统治者多采取奖励垦荒之策，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降及明末，封建统治者虽名义上仍奖励垦荒，“然虚伪之具文者不少”，“开垦荒芜，驱逐游惰，屡有谕旨，未睹奉行”［8］192。史称：“国初蠲租之家，其田多并于富室。”［8］192由于豪强地主广占田地，规避赋役，导致赋役负担悉累于贫弱农户之身，致使农户相率逃亡，垦田数遂减，明末土地、赋税、版籍陷于混乱。据统计，弘治十五年（1499年），广西耕地面积为107848．17顷，迄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仅为90770顷。由此可见，近百年间，广西耕地面积足足减少了17000多顷，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萎缩局面，导致官学教育发展因此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其衰退之势因此可想而知。

第二，广西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官学教育发展遭受重创。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军事废驰，社会矛盾加剧。广西境内，各地民众起义风起云涌，大藤峡起义、八寨起义、府江起义、古田起义、马平起义等此起彼伏。由于明王朝屡派大兵镇压，导致广西大部分地区“生齿耗于干戈”，学校教育深受其害。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各种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导致基层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秩序陷于混乱，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地方官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如据史载，“两江九郡之地，华夷杂处，干戈相寻，岁无宁月，月无宁日”［15］。明王士性曾称：“土官争界、争袭，无日不寻干戈。”［9］由此可见诛土司间的矛盾和斗争实乃经常发生。史称，田州“自弘治以来，变乱四十余年，流离载道，蓬蒿满目”［16］。忠州“其邻地有四峒者，界于南宁、思明、忠州之间，思明、忠州屡肆侵夺”。嘉靖年间（1522—1566年），“副使翁万达议改峒名四都，隶南宁，地方稍定”②。隆庆三年（1569年）冬，“思明府土官黄承祖奏取四都地，忠州土官黄贤相争之，遂擅立总管诸名目，分兵数千戍守，因纵令剽掠，为祸甚烈”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明代壮族诸土司间的长期纷争造成的社会危害还是相当大的。前已述及，明末广西境内共有38所官学毁于兵火，官学教育发展因此遭受的重创可想而知。

第三，书院教育发展对官学教育发展的冲击。明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导致科举与学校合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官学教育的发展。然而，随着八股文的盛行，出于应付科举考试之需，官学教育内容随之僵化，生员“所学者皆无用之文，所谋者皆干泽之事”，“其应上之虚文，如经义、表、判、论策之词，率皆掇拾绪余，略无心得”［17］3247，学风之弊愈演愈烈。崇祯六年（1633年），明廷曾下诏申严学校之制，其中有云：“近年来士习日偷，举贡失当，真才鲜少，理道不张，皆由督学、教谕、训导各官董率乖方，培养无术。尽失朝廷之意，以致朝廷不获收用人之效。”［17］3247明末官学教育之弊由此可见一斑。在官学教育之弊日益暴露的同时，明代广西书院教育则由衰转兴，由沉寂而趋鼎盛。据统计，明代广西共有书院70所，其中新创建者66所，兴复前代者4所，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书院属于私学一种，快速发展的书院教育，严重冲击着官学教育，以致于引起当时士大夫的焦虑，封建朝廷因此虽曾禁毁或限制书院④，但其效果微乎其微。譬如临桂宣城书院，招收全省各郡优秀士子就学，正德、嘉靖年间，姚镆、林富曾于此组织两次规模盛大的讲学活动，引来无数生员听讲。在此背景下，官学教育势必大受影响，并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五、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与历史影响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18］238就整体而言，明代广西官学教育于教化民众、培养人才、改变社会结构和推动民族融合等方面明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其在明末因种种原因而走向衰落，但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不可低估。

众所周知，广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全国其他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相比，历史时期其文明开化程度确实稍显滞后，此乃不争之事实。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和中原文化的不断南传与浸润，广西地区学校数量日渐增多，教学设备趋于齐全，生员数额不断扩大，官学教育因此为地方乃至封建国家培养了大量治术人才，造就了大量中国儒家经典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学教育规模，放宽入学生员的身份等级限制，导致官学教育出现大众化、贫民化趋向，从而拓宽人才选拔的范围，社会结构因此发生变化。据统计，明代广西共有举人5098名，进士239人。这些举人和进士，大多源于普通民众，经由科举步入仕途，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和良臣，如明末儒将袁崇焕，内阁重臣吕调阳，一代名臣蒋昇与蒋冕兄弟等。这些地方精英通过官学教育和科举之路，得以挤身于官僚队伍之列，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向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而且有利于改善吏治，这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还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明代广西新创办的23所府州县学中，绝大部分坐落在桂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对推动中原汉文化在边陲地区的传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进汉壮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民族地区社会风俗的嬗变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今天的广西教育是昨天的广西教育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在继承前代官学教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最大限度地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最终形成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其于明末渐趋衰落，但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无疑对后世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据学者统计，迄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止，今广西境内共有府、州、县学81所，其中有66所为明代原有官学，有15所为清代新建官学⑤。毋庸置疑，明代广西的官学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以史为鉴，为当今广西文教事业发展服务，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注释：

① 嘉靖《广西通志》载有葛布、棉细（绸）、苎麻布、棉布、青麻布、青布、纻布、蕉布等。

②《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传二》。关于四峒隶南宁事，《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传二》载：忠州，“其邻地有四峒者，界于南宁、思明、忠州之间，思明、忠州屡肆侵夺。副使翁万达议改峒名四都，隶之南宁，地方稍定。”翁万达《四峒属南宁议》云：“四峒之争久矣，图籍无归，易于丛怨。欲明归一方，势必启衅。纵使官协，民亦靡从。若中分其地，以弭其怨，纵使酋类瓜连，苦于连析。为之立县，则治之太详，为之立所，则徒费无益，皆非羁縻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属南宁，特设抚民通判治之。筑城建署，戍以指挥。分保甲，设峒老，而番役于通判。内能抚辑其众，无奸法者，给冠服荣其身。通判指挥，能各尽其职，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参见《翁万达集》，朱仲玉、吴奎信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明）苏濬：《左江土司志》，《粤西文载》卷12。《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传二》云：“隆庆三年（1569年）冬，思明府土官黄承祖奏取四都地，忠州土官黄贤相争之，遂擅立总管诸名目，分兵数千戍守，因纵令剽掠，为祸甚烈。”

④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禁毁书院和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限制书院，皆禁止生徒外出远游，要求教官、生员须在本处肄业，不许私自到书院游学。

⑤杨新益等编著：《广西教育史——从汉代到清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教育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建置略（卷一百三十六）［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3］李彦福．广西教育史料［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建置略（卷一百三十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5］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十月条［Z］．

［6］中国方志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平乐县志［Z］．

［7］（明）苏竣．广西通志·财赋志序［Z］．

［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9］（明）王士性．西南诸省·广西·广志绎（卷五）［Z］．

［10］（明）严震直．筑兴安堤·粤西诗载（卷二三）［Z］．

［11］（明）苏浚．广西通志·榷商岁饷序［Z］．

［12］明太祖实录（卷四三）［Z］．

［13］明太祖实录（卷九六）［Z］．

［14］（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列传（卷二百五十六）［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15］（明）钱薇．查盘广西钱粮举劾官员贤否疏［A］．粤西文载（卷八）［Z］．

［16］（清）羊复礼．镇安府志？土司［Z］．

［17］（明）王圻．学校四［A］．续文献通考（卷五十）［Z］．

［1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文集（卷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