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涉及深圳报道中的意识形态与“深圳形象”的建构——以《纽约时报》30年涉深报道（1980～2010年）为例

文/刘 佩

《纽约时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流程最完备的报纸，其国际新闻居美国报纸之首。被西方人誉为“权利机构的圣经”和“档案记录报”。基于《纽约时报》的广泛影响力，在研究深圳经济特区30年国际传播现状时，本文把《纽约时报》作为首选考察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纽约时报》涉及深圳的重大事件报道，时段限定为1980年8月26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之日至2010年11月1日，跨度为30年。分析单元为单篇新闻报道。本文专注于文本分析，文章体裁包括消息、特写、评论、书评、影评，不包括新闻图片、新闻漫画、图表等。通过LexisNexis Academic数据库，搜索相关关键词，并对选中文本做内容上的二次筛选，并将集中有“深圳”等关键词出现，但文章的着眼点不在深圳议题的新闻报道排除于样本之外。经严格筛选，有效样本数达98个。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框架理论、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和“刻板成见”理论，通过对98篇样本报道的议题类别、消息来源、主题框架、报道倾向、新闻形式框架等进行分析，判断美国媒体对深圳的总体态度和倾向，进而得出深圳在美国媒体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一、基本研究数据的分析

1.报道量、报道倾向图表分析

从整体报道量看，《纽约时报》对深圳议题的关注逐年上升。除1995～1999年期间数量有小幅下滑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报道数量稳步增长的态势，而近五年来则明显加大了对深圳议题的关注力度，报道量接近样本总量的1/2（见图1）。

图1 《纽约时报》30年涉深报道总量统计图

而从报道倾向统计上看（见图2），98个涉深报道样本中正面报道达26篇，占26.5%；中性报道37篇，占37.8%；负面报道35篇，占35.7%。其中，负面报道主要聚焦于人权议题、社会议题以及灾难议题，正面、中性报道多集中于金融议题报道与经贸活动议题。

图2 《纽约时报》涉深报道倾向比例图

再进一步用SPSS软件对报道量、报道倾向做交叉频数分析可以看出(见图3)，从1980年到2010年的3个10年中，负面报道占10年期报道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1%、37%和20%。1980年至1989年第一个10年报道期间，报道深圳负面事件及直接对深圳进行负面评价的文章所占比例最高，《纽约时报》对此阶段的深圳报道有强烈的负面倾向。在此阶段，由于深圳承载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桥头堡”的历史重任，自然成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价值观偏见的美国媒体攻击的重要靶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评价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已走得太远”“建立深圳本意是完美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融合的实践却导致了最坏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深圳的成功经济模式也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除对其经济成就以及发展速度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报道外，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不实批评也逐渐减少。涉深报道既有肯定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经验等的宏观层面报道，又有关于深圳公民社会的崛起、文化发展与价值观提升的微观实例新闻，日益丰满的“深圳形象”呈现有赖于愈加紧密的中美经贸交往与外媒更加理性的审视态度。

图3 《纽约时报》涉深报道量与负面报道交叉频数分析图

2.议题框架

媒介框架是一种建构的过程，《纽约时报》在建构深圳形象时必然会选择特定主题、材料来设定报道框架，并提出观点，从而建构公众对深圳这座中国内地城市的认知。统计所归属的报道版面并归类制图可以发现(见表1)，其中，金融商务报道以47篇的报道数量占涉深报道最大份额，达到48%；国际报道版涉深报道以政治试点改革为主要报道内容，报道量为第二强，占36.7%。《纽约时报》着重从“经贸”“政治”“对外交流”三方面诠释深圳形象。

表1 《纽约时报》涉深报道议题框架分析表

3.报道热点内容分析

通过阅读所有样本文本（共计98篇），涉深报道主要议题框架可以分为以下8类：经贸活动、金融市场、政治试点改革、腐败问题及反腐报道、人权问题、社会问题、劳工报道、灾难报道。

在“经贸活动”报道框架中，《纽约时报》着重关注点聚焦于“深港关系”以及“中西管理体制的冲突与融合”。“深港关系”主题包括港深“前店后厂”的商业格局、香港成为深圳最大投资商等，并指出深圳推出日益弹性的经贸政策，彰显其转为自由市场的决心；而成为区域性管理中心的香港，如果一旦脱离内地，优势全失。在“中西管理体制的冲突与融合”主题下，数篇报道对早期美国管理者进驻三资企业进行了个案描述，包括美航与深航合作、巴菲特投资比亚迪、深圳地铁大订单等凸显日益广泛、深入的合作；同时一篇APEX公司美方管理人员深圳被捕报道评论内地复杂的政商关系。

《纽约时报》的另一个关注热点集中在深圳的金融市场。在有关证券市场的报道中，内容涵盖从1983年第一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股票，到逐步向外资开放的证券市场；从30年深圳股市大起大落，到购买新股引发骚乱、南方证券违规操作等，全面报道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和现状。在有关外汇市场的报道中，一篇有关1985年深圳外汇黑市报道讨论了官方外汇流通渠道的缺失。

二、《纽约时报》深圳形象的多维呈现与建构

1.通过“转移信息焦点”建构意识形态

在报道中，评论者可以根据语句核心来表达特定的语用预设。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根据语句信息焦点、重读成分来了解说话人话语中所蕴涵的语用预设。

30年涉深报道中，包含对深圳改革开放政策直接评述的文章有11篇，正面评述的仅有2篇。《纽约时报》记者在总结改革开放政策的评述语句中，通常注意正、反方评述话语和中性形容词的使用，但他们利用一些特定的语用预设策略，如在复合句式中巧妙地转移信息焦点，来暗示和表明自身的立场。通过对语句信息焦点层面的语言预设分析，我们可从一定程度上了解《纽约时报》涉深报道中，西方记者所意欲传达的意识形态。

例1，深圳实践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把“双刃剑”。给其带来的不仅仅是急需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同时奢侈品走私、淫秽物品的进入以及文化价值观的颠覆已经侵蚀了中国坚韧不拔的马克思主义根基。（克里斯托弗·雷恩：《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把双刃剑》，1982）

例2，极少数城市能像深圳一样迅速创造财富，但其表象的繁荣带来的惨痛代价是方方面面的：环境遭破坏、飙升的犯罪率以及千千万万民工的梦想幻灭与自甘沉沦……（霍华德·法兰克：《中国的成功故事成为其自身发展的绊脚石》，2006）

在11篇评述中，大部分采用例1、例2的转折句式。首先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给深圳带来的巨大成就，但其信息焦点，却明显集中在对负面影响的强调，并通过具有明显贬义的名词短语铺陈，凸显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批判与偏见，传播其特定的意识形态。

2.主题的选择与强化——多重符号文本建构负面形象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和呈现的符码。[1]媒体通过对主题、关键词的选择与组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重复某关键词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因此通过对主题的分析，也基本可见报纸的政治倾向。[2]

在有关深圳“社会形象”的20篇新闻报道中，除2001年有关深圳“市民社会”蓬勃兴起的文章外，其余19篇均为负面报道。对报道关键词做词频统计发现，“走私”“假货”“妓女”“流氓”“民工自杀”“贩毒”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另外“法制缺乏”“没有人权”“流亡海外的跳板”等词汇也出现在关键词组中。从这些关键词、词组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社会形象”的报道框架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放大来实现的，通过对人权问题、劳工问题、犯罪问题等多个社会问题的文本铺陈，把深圳塑造成为一个没有民主人权、暴发户、文化及价值观低下的城市，极大地破坏了深圳的国际形象。

报道改革开放对深港关系造成的影响也是涉深报道的关注点。笔者据对相关报道文本内容分析发现，对于深港之间日益增长的良性互动经贸关系、文化交往方面的叙述呈失语状态，而极力渲染负面影响。如1983年题为“中国吸引了香港的资金，以及黑帮”的文章，大篇幅描述了香港黑社会渗入深圳，利用走私、贩毒、偷渡、抢劫等手段扰乱社会秩序。1989年一篇名为“香港与中国大陆越来越近”的文章竟以“墓地和二奶”为小标题概括深港关系，描述香港利用开放政策和生活水平价差，来到深圳购买墓地和包二奶，对其他正常经贸往来只字未提。

3.审视报道消息来源：宏观平衡与微观失衡

在对所有报道的信源统计中，中、西方信源分布较为平衡，中方信源更胜一筹（见图4）。从统计数据上看，《纽约时报》力图秉承客观、无偏见的报道风格。但具体深入到单个信源内容的文本分析上，却发现完全不同的主观性面向。

图4 报道信源统计图

选择合适的信息源是保证报道中立客观的前提。总体样本中主题为“人权问题”的报道共有10篇，笔者在对消息来源进行进一步统计发现，10篇报道中的事实性信源占17% ，分析性信源占7%，而评论性信源达到76%。理论上这三类信源应是依次展开，但在“人权问题”这个敏感话题报道的处理上，《纽约时报》对事实性内容、深度分析内容轻描淡写，而把报道重心放在评论性内容上。而在评述对象的选择上，还大量采用模糊信源，如1995年的一篇题为《在中国的不平等待遇》的报道，通过对一名澳籍华人在深被拘事件，反映中国政府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外的异见者及商人不公正的对待。文中出现的5个信源中，没有一个能确切地列出遭不平等待遇的外籍人士数字和遭迫害者日益增长的证据（唯一的一份佐证文件来自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提到的却是“近来的内部文件表明，中国地方上外籍商人被绑架、非法拘留的现象越来越多”），却大篇幅引用了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评论话语，给美国读者传递蓄意失实而又充满论断的信息。

三、结语

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称：美国的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然后传送给美国民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3]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纽约时报》在报道深圳政府对事件采取的措施和态度方面常常带有主观偏见，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和客观的深圳形象。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媒体没有改变对中国地区形象构建的一般模式。深圳形象负面否定倾向明显，正面声音微弱。总体上是还待改善、不容乐观的。而要改变这一意识形态偏见和刻板印象，构建更有魅力的地区城市形象，不仅本地媒体、政府宣传部门要抢占地区新闻发布先机，先声夺人，成为信息来源主要渠道，还要利用各级外宣平台、海外华人华侨及海外媒体的积聚力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达平台。

[1]O’Sullivan T, Saunder D， & Fiske J.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M].New York: Methuen & Co.Ltd，1994

[2]陈君.从框架理论看日本三大报对“涉日游行事件”的报道——试析日本媒体的“中国形象塑造”[C].200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论文,2006

[3][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