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引导与文化认同——《中国青年报》孝文化报道特征研究

刘中望,钟 晴,周小红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湖南商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南长沙410205）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一说。中华孝文化传承千年，沿袭至今，不仅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精神风貌有关，而且同国家文化底蕴、社会民族性格联系紧密，也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致力于打造文化强国，不断对传统文化、精神传统进行重塑与再造，在此潮流中，孝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孝文化当下传承和创新现状进行镜像式的反映和探索研究具有必要性。本文选取《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至2012年6月） 这6年的152篇孝文化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旨在分析、总结《中国青年报》孝文化报道的主要特征。之所以将2006年7月作为时间上限，是因为2006年5至6月，“中华孝老敬亲楷模”作为国家级评选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发生了我国当代孝文化传承进程中的大事；之所以确定2012年6月为下限，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距2006年下半年正好6年整，同时，与本文采样、写作时间接近，能够反映最新的孝文化报道动态；之所以选择《中国青年报》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她是中国共青团主办的全国综合性日报，在我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传播范围广，受众接受度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统计，《中国青年报》的阅读率在全国性日报中排名前三，并且主要以青年读者为对象，聚焦青年，成为当代青年受众最信任、大学生最喜爱的报刊，“青年强则国家强”，由此反映的青年面貌和青年视野颇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潜力和前景，同时，它客观反映了孝文化是子辈对父辈“敬养爱”的核心要求，相比其他报纸，更能呈现我国当下孝文化的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孝文化从久远的历史走来，经历千年洗礼迈入现代社会，其底蕴日益深厚，其内涵愈加丰富。随着传播技术的创新与公共平台的构建，媒介成为当代社会信息传递、文化渲染的主要方式。新闻有如社会的一面镜子，镜像式地反映社会全貌。媒介很多时候在影响人们怎样思考事物方面的效果不大明显，但在决定读者思考什么等方面却特别有效。在我国，以新闻构建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渠道日益成为文化宣传的主阵地。媒介通过各具特色的传播对事物进行宣扬，使受众在拟态环境中跟随媒介指引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闻报道通过标题、内容、语言、版面等，将想要传达的信息尽可能清晰、强烈地投射给受众。受众在报纸有意识的引导下，将注意力聚焦在重点传播信息上，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种惯例思想的熏陶。无论是出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当代社会的孝文化建构和传播都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孝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媒介的塑造，媒介（尤其是权威报纸媒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整体影响着受众对所处社会的认知和判断，其报道数量、角度、主题、方法、策略等的运用，直接关联受众对于孝文化的重视度和理解度。综合考察所收集的《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至2012年6月） 这6年的152篇孝文化报道样本，笔者发现，其孝文化报道具有四个鲜明特征。

一、受众导向：以青年群体为本位

《中国青年报》的孝文化传播中，大部分报道的对象以及面向的主要受众群体均为青年，这是其媒介属性与孝文化内在要求相结合所凸显的特点。《孝史》记载的许多至孝故事，如张绍祖争代父死、黄香扇枕温被、焦怀诉尝唾验病等，无不体现晚辈对长辈的至孝之情。《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是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的报纸，旨在通过对青年的引导和教育推动青年成才、促进社会发展，其鲜明的青年特色使其成为反映当代青年风貌、维护青年利益、关注青年成长的核心报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青年报》孝文化报道以青年为本位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道对象以青年群体为主。通过统计，笔者发现，它主要体现在个案报道中，除少数如谢延信、张公兰等中老年孝老典型之外，其余都聚焦于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群体，如杨怀保、张晓、何平，所报道的青年共计24人（尚不含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公告中的候选人）。这些报道描绘了青年们对长辈的孝行，在同龄人中树立榜样，传播“百善孝为先”的孝老理念。尤其在“4—1—2”当代家庭人员构成模式中（四个老人与两位父母围着一个小孩转），许多晚辈将长辈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忽视传统孝文化美德的认同和践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报》在锁定青年群体的前提下，关注践行传统孝道美德的80后、90后典型，继承了古“二十四孝”的核心内容，在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激发社会对当代孝老问题的深入思考。另外，社会群体报道也以青年志愿者、学生群体、消防官兵等青年人为社区老人、空巢老人服务为主要内容，总计19篇。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当代年轻人的生命力、青春力量，将孝老活动视为青年感恩社会、融入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古“二十四孝”个人的至孝之情，拓展到了新时代社会的至孝之举。二是报道的受众主要为青年群体。以青年为主要受众，除了与《中国青年报》办报宗旨相一致外，也与孝文化的本质要求有关。孝文化是一种晚辈对长辈“敬养爱”的责任与美德，青年一代的孝老面貌直接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孝老风貌。《中国青年报》紧扣孝文化要求，紧贴青年受众，这是孝文化传播产生良好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关于如何老有所养问题，如何在逆境中坚持孝老信念，如何在顺境中体会长辈恩情、感恩父母养育，都是以青年为目标受众所进行的精确报道，既有传统“二十四孝”所体现的孝道精神，又有鲜明的新时代孝道，旨在不断激发青年一代的孝老意识，使其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守孝道，并能在当下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激发整个社会思考如何使孝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二、传播创新：报道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新闻报道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而这些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往往又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孝文化底蕴深厚、形式多样，既有家国天下之孝义，又有父母兄弟间的孝悌；既有行动上的孝行，又有认知上的孝感。要想呈现孝文化的丰富性、生动性，就要求新闻媒体相应地采取多角度、多方面的报道形式。

从样本分析来看，《中国青年报》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诠释孝文化在内容、要求和形式上的多样性。其一是通过版面的分工来凸显孝文化的多样化内容。《中国青年报》设有综合新闻、法治社会、冰点时评、青年调查等众多版面，承担着不同的传播任务，为公众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形式。据笔者统计，有关孝文化的152篇报道分布于16个不同的版面，采用多种形式对孝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在综合新闻中，通常报道家庭人伦间的孝亲之情与社会公民间的孝义之举；在冰点时评与青年调查等开放式版面中，则通过专题聚焦与深入思考，增强公众对孝老问题的认知度。其二是通过选择报道体裁，多维展示孝文化。据笔者统计，孝文化报道常用体裁有通讯、消息、图片新闻、文学作品、评论这5种。其中，通讯大多致力于报道最新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如曹于亚、张晓、谢延信等个体性感人孝亲事迹均以通讯为主，通过细腻的笔触传递孝亲感动；评论，主要用于反映当下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流浪老人的生活现状，表现当代青年人面临的养老压力，反映公众的最新养老观等，生动体现了孝义、孝忠祖国与家庭、社会与个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作品，则用于烘托感恩之情、搭建亲情之桥，以孝感之情动天下之心；绘制孝文化的城市、乡村景观则选用图片新闻形式进行报道，如《听孟母叙家事，常怀感恩之心：中华成人礼之家事一日——邹城》，就以图片的形式展现邹城特色的孝人文景观，在图片的视觉冲击和文字的解读下传播中华孝文化真谛。

三、道德渲染：教育倾向性强

倾向性是在新闻文本中呈现出的媒介态度或者观念。在新闻报道中，倾向性往往体现传媒机构、报道人员的立场、态度，常常通过选择新闻事实和报道角度来体现。倾向性解读一般可分“开放式”、“封闭式”两种解读。“开放式”解读指的是一个报道文本引发读者的多重理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封闭式解读，不管其表达是直接还是隐晦，通常只具备一种解读，使读者在预设的风格和结构中，通过对新闻报道人物、事件以及主题的理解，获得单一解读效果。《中国青年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的健康成长，肩负着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培养青年具备服务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品质，教育青年成为符合时代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优秀人才等多个方面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倾向性报道，也符合孝文化传承的固有特点。孝文化从古代开始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功能，国内学者余玉花等将其总结为“孝文化内含着道德教育功能。其一，强调德性教育为先；其二，提倡忠诚思想；其三，感恩思想的教育。”在《中国青年报》的孝文化报道研究样本中，通过事例宣传进行道德教化的有43篇，通过话题讨论以及调查数据引导反思的有25篇。这些或“开放”或“封闭”的教育与感化报道，最终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倾向解读。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对孝文化沿袭方式的继承。源远流长的孝文化从发端之始，就饱含教育色彩。在孝文化的经典书籍中，许多都是通过教化的形式来传播孝道观念。在这方面已有的古书文献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通过孔子等及其弟子的对话凸显教育意义。如《孝经》、《大学》、《中庸》等，在“开放式”的对话模式中传达“封闭式”的教育倾向。另一种通过提出主张，给世人灌输明确的观点。如收录在《敦伦》中的唐代《〈王中书〉劝孝歌》、清朝陈宏谋《增补王中书劝孝歌》、清人吴正修所录《二十四孝鼓词》等，在“封闭式”的直抒胸臆中传递孝的意义。二是倾向性报道能够引导受众认知。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其新闻发掘与观点挖掘受到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又直接反映于作者的选材与叙述架构，旨在向受众传达新闻媒体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态度和观念，并将这种倾向性贯穿于新闻报道的整个传播过程，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统一、可控的认知。如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群体都会采用某种阅读策略，并将其逐步灌输给群体成员，以便指导群体成员的解释活动。”

《中国青年报》的孝文化报道渗透着对青年的劝诫、引导，这种教育倾向性体现在其事实的选取以及议题的设置等方面。笔者研究发现，《中国青年报》在事实的选取上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典型孝行事例鼓舞人，带动人们从自身做起，将孝老美德切实转化为生活中对亲人的关爱，对空巢、留守老人的照顾；二是以社会孝行活动感染人，吸引更多大众投身到社会孝老事业中，在群体认同中感受孝文化在当代的社会孝老新内涵，体会孝文化由家庭伦理道德转变为家庭与社会共同担责的时代特色。在议题的设置上，则通过以养老、敬老等凸显老人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方面调查和讨论，《中国青年报》呼吁人们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况，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满足，并强调在当代社会中，必须吸纳孝文化精髓，更好地践行孝道。如果说媒介建构的是人们应该“做什么”、“思考什么”，那么，《中国青年报》对孝文化报道的教育倾向性，就具体表现在教导人们应该多关怀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孝道等方面。

四、社会调控：政治印记鲜明

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历来对中国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方向，具有高度的灵敏性，也对中国国情以及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把握度。这不仅仅是《中国青年报》应具备的特点，也客观体现了我国孝文化发展和传承所要求的媒介特点。《孝经·孝治章》说，“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大学》有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孟子》有言，“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古哲先贤们对孝文化的这些解读，无不体现政治政策对践行孝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大众媒介正是推动政治与孝文化互动的桥梁。美国、欧洲等一大批传播学者都曾对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过深刻剖析。赫伯特·阿特休尔将大众传媒视为掌握经济、政治、社会权力的代言人；米尔斯则认为大众媒介是政治渗透和灌输的手段；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者们更是将大众媒介所宣扬的大众文化看做是机械式的奴役、麻痹受众的虚假文化。关于大众媒介的这种批判性定位，植根于一定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虽然深刻、尖锐、发人深思，但都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当代媒介文化的一些研究成果驳斥了此类批判性理论，对受众和大众媒介有了新的认识。如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著作中，就很详细地说明了受众对形而上的文化渗透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但无论这些理论如何演变，大众媒介为社会政治、经济等服务的性质却不容质疑。在日益变化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中，《中国青年报》作为大众媒介中最具公信力和严肃性的新闻媒体之一，其首当其冲的任务自然是宣扬政策要求和反映时代特色。

通过对《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至2012年6月）所有孝文化报道的统计和研究，笔者发现，但凡党和国家对孝文化提出重大要求、做出重大决定或举办相关的重大活动时，《中国青年报》的孝文化报道就会随之骤增，反映其报道与政策决议的高度呼应性。根据笔者的统计，单从标题就直接反映国家政策的报道有18篇，其孝文化报道线索按时间推进可概括为：家庭爱老报道—社会组织助老报道—老龄化社会养老报道—孝老问题的报道—由家庭延伸至社会的孝老报道—传统文化的当代重构报道。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政策和决定则是：全国孝老敬亲模范评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构建和谐社会—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孝老爱亲作为五项主要评选内容之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把握中国文化发展动脉，上述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对应性。可见，孝文化既是在广大民间传承了几千年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又是当代上层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内容，这种双重特性决定着当代孝文化传承的双重要求：一方面，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的要求下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引导大众投入到包括孝文化在内的和谐发展浪潮中去；另一方面，大众也通过报刊彰显自身对于时代发展所做的贡献，反过来又成为政治文化整合氛围下的实践者之一。例如，建设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约定，推动着人们在各方面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客观地要求将孝老敬亲列入公民日常的道德建设任务当中，而当代社会压力增大所造成的国人养老、爱老难问题，反过来又影响着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和法令出台。《中国青年报》养老保险金的一再完善、“常回家看看”由“提议”到“入法”的报道，就生动反映了孝文化传承过程中“个体公民、政治机构、社会大众”三位一体、齐力推进的时代特色，政治印记鲜明。

[1] 余玉花，张秀红.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2007（3）.

[2]刘燕.媒介认同论——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像互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3] 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4] 向燕南，张越.劝孝·俗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5]刘中望.媒介新技术——互联网与当代生活方式[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