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张艳新

(河南大学文学院，开封475000)

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的张生形象，经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的敷演，逐渐丰富，直到王实甫笔下的杂剧《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几乎臻于完美。同时，张生的形象经过百年的发展，由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郎演变成为了一个情深意重的至诚种。

一、《莺莺传》中的始乱终弃

《莺莺传》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男主人公张生，名君瑞，温良朴实，至诚至情，行事非礼不为。夜宿古刹，偶遇佳人，相伴遥夜，缠绵缱绻，天明而别。在流传过程中，人物形象有着共性的特征，其外在形容皆是美男子形象。或简约曰“美风容”，或大肆铺张“西洛张生多俊雅”“有宋玉十分美貌”“如潘岳掷果之容”，或于红娘口中夸赞其“衣冠济楚庞儿整”［1］。

其实，这样的际遇是典型的古代书生的爱情幻想。《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却更贴近现代意识。张生年二十三未曾近女色，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2］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一时又端服严容，痛责张生，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不了了之。

唐代才士有一段风云韵事并不新鲜，但如张生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却是鲜见。张生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这样一个“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令人回味的形象。

二、《董西厢》中的刚毅执着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从小习儒读经，但并不是“书虫”。他爱上莺莺以后，就“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作者就是以此“四不”改造《莺莺传》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形象的。

在庄严的普救寺，他偶然见到眼含秋水、容貌清雅的莺莺，不禁“胆狂心醉”，竟然忘形失态，不顾寺僧法聪的劝阻，意欲造访莺莺居所，还说:“便死也须索看。”更为突出的是，当他爱上莺莺以后，“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也屡次见于他的行动和反应。

在以后的情节中，张生敢爱敢恨，敢于承当对恋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修书请兵，退贼解围，保住了莺莺一家的安全。为了莺莺，他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所谓“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是他执著追求爱情的写照。当然，他对“功名”尚未放弃，当情事显露、老夫人令他“上京取应”，他也觉得“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于是“发策决科”去了。幸而他一直思念莺莺，中举后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与《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大不相同。

在《董西厢》中，张生对功名的追求显得更迫切，体现得更鲜明。在孙飞虎退兵之后，夫人的悔婚，多少还是认为张生门不当户不对的。虽然“祖上曾经阔过”，毕竟到张生时家境已凋落。这个原因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言，张生却不会毫无感觉。张生在“乘酒自媒”时与夫人有一段对话:“小生虽处穷途，祖父皆登仕版，两典大郡，再掌丝纶。某弟某兄，各司要职。唯珙未伸表荐……姑待来年，必期中鹄……”意思是我也是有家世有背景的人，假以时日，我肯定能有出息。

张生虽然嘴硬，但在他心里，没有“功名”而想娶前相国之女，肯定是委屈了莺莺的。当老夫人得知他们已经私结秦晋，不得不将莺莺许给他时，张生不无惭愧地说:“小生目下身居贫贱……相公的娇女，有何不恋?”并对莺莺说:“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我当发策决科，策名仕版……”对于一位不甘人后的男人来说，功名，是多么重要!是他们的面子，也是他们的底气;是他们的头衔，更是他们的精神气。张生在得到爱情之后，如何夺得“功名”，就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此后的张生，执著与刚毅并济，功名与爱情同行。“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来晓寺情。”爱情萌动中的张生形象在逐步完美。

《莺莺传》的张生是一个始乱终弃、用情不专的人物。《董西厢》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成为爱情忠诚，自始自终热爱莺莺，勇于反对封建婚姻，同莺莺一起战斗的好青年。这同《莺莺传》的张生相比，已经是绝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了，但是《董西厢》中的张生，在这方面的描写显得有些粗糙，也存在着性格弱点。

《董西厢》中，张生仅是一个软弱的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在老夫人“赖婚”时，他只能“不语不言，闻着酒只推瞌睡，枉了降贼见识，歪着头避着，脸皮通红，筵席上软瘫了半壁。”此时张生只是无可奈何的软弱，在张生听说莺莺又许给郑恒时，便“扑然倒地，只鼻内似有浮气”。而后又思之曰:“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争一妇人，似涉非礼。”之后又和莺莺闹着要上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遇到一个陌生人，发生一段有始无终的感情。一系列中的行为举止给了我们一个可歌可爱、执著而又充满活力的形象。

三、《王西厢》中的忠贞至诚

与《董西厢》相比，王实甫笔下的张生，被去掉了在名利面前的庸俗，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是对爱情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至诚种”，“至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西厢记》中的张生，既是挚诚热忱的青年，又是迂讷笨拙的书生，率真坦白的情种，他追求爱情的种种行为令人捧腹，他对待爱情的态度又让人肃然起敬。

在第一折戏里面男女主角正式会面，由张生与莺莺的一见钟情引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是整部《西厢记》的开篇。张生在上京赴考途中，路经河中府，游于普救寺，巧遇了相国千金莺莺，被莺莺的美貌深深吸引，开始了锲而不舍的爱情攻势。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张生在这点上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普救寺对崔莺莺的一见钟情开始，他就基本上论定了自己没有得到莺莺，则“我死矣”。随即，追求的愿望便被张生付之于具体的行动当中。他首先以“早晚温习经史”为名，提出了借住寺中的请求，以便探听莺莺的行踪。张生从法本和尚和红娘的口中得知:“老夫人治家严肃。”张生自知:“夫人太虑过，小生空妄想。”深知对莺莺的追求难以如愿，虽然如此，他并没有退缩。张生不仅有强烈的爱情欲望，同时，他也勇敢地在老夫人种种阻挠下付诸积极行动。先是“琴挑莺莺”让莺莺意乱情迷，后又借莺莺在花园内夜烧香之机“文逗莺莺”，与她隔墙联吟，知道了对方的心意，从此，“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张生又以追荐先人为由，参加已故崔相国的法事，得以再见莺莺，寻机表现自己，吸引莺莺的注意。张生的连番行动皆出自于对莺莺的爱慕，是自己真情的流露。张生对莺莺的追求，可谓一波三折，但他并没有因为老夫人的阻挠和小人的算计而退缩、放弃。相反，他更是变本加厉地追求着应该属于他的爱情。这充分体现了张生血性男儿忠贞至诚的一面。

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不愧被称之为“至诚种”。张生的“至诚”，是建立爱情、婚姻的关键。然而，这种追求的希望却是十分渺茫。原因是张生的父母皆亡，“只留下四海一空囊”，且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张生却不顾世俗观念，坚决地追求着莺莺。初见莺莺后，就当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考也罢”，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可见他对莺莺追求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是何等的坚决。张生和莺莺的社会地位悬殊，单就这一点来说，这在当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社会、家庭都不可能允许这种爱情婚姻的存在。这是立在张生面前的一道无形障碍。

与《莺莺传》中那个不愿因爱情妨碍个人的功名前程，所以“忍情”抛弃莺莺的负心汉不同，与《董西厢》中那个时露轻薄油滑之相的张生也不同，《王西厢》中这个张生自始至终都是非常“至诚”的，个性更加鲜明，更为叛逆。老夫人“赖婚”时他斥问老夫人:“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好一个“以兄妹之礼相待?”张生怒也!他敢怒敢言能够据理力争。后来夫人又许小姐于郑恒，原因是“听说”张生已娶尚书之女，张生理直气壮地辩说:“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善老大小疔疮!”一如金圣叹有一段很好的分析:“张生之志，张生得自言之;张生之品，张生不得自言之也。”［3］《王西厢》里的张生是一个世俗化的书生，性格有世俗的一面，却又有高才，是符合一般市井之人理想的忠贞至诚的审美形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西厢记》以其“字字当当，言言本色”的语言特色［4］以及思想的叛逆性而取得的杰出成就不是偶然的，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

而当中的张生这一人物的典型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许多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如在同一时期的《墙头马上》的裴少俊，或稍后的《倩女离魂》的王文举等许多作品中主人公形象的创作都深受其影响。《西厢记》中张生的叛逆精神更令后世许多名篇巨著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所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的共同鼓舞下，激励着后世许多青年积极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勇于反抗封建礼教。并且聚集成一股力量，共同讽刺与冲击着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堡垒。

［1］王庆珍.论张生形象的演化［J］.理论观察，2007(43):59.

［2］王实甫.绘图西厢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3.

［3］王实甫.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7.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