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静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 四川 乐山 614000)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其中,党的十六大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经济总量晋升至全球第二。仅就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世界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但从前年开始,我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再,这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也让很多国人产生了迷惑和比较明显的失落感。如何正确看待和妥善解决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矛盾问题,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问题,即结构不优、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人仍然一味地把目光盯在速度上。因此,观察、分析、讨论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首先必须辩证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这个问题不先搞清楚,那么,面对近三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 9.2%,再下降到2012年的7.8%和2013年第一季度的7.7%,国人就难免产生悲观情绪和失落感,甚至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失去信心。
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回过头来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党员干部和广大老百姓,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追求高增长、乐见高速度”的习惯。应该说,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希望加快发展的心情和愿望是好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几十年上百年都保持9%甚至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做不到,今日的“全球老大”美国也做不到。因为一个国家几十年上百年都保持9%甚至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从第三个10年开始,增长速度都会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进入4%左右的增长期。
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很大,必须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适度快速”的量化指标就是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8.5%的区间。因为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转方式调结构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要重新回到9%甚至10%以上,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因此,今后5-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最可能保持在6.5-8.5%之间,即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新阶段。这不仅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经济规律。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都要习惯6.5-8.5%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三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对待这个观点,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为9752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2012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95‰,其中:15-59岁 (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2%。这个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相当于1978年底全国的总人口。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确是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即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情况在去年却开始发生变化: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多达93727万人,但是,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减退,并将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减速期”。
现在,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的人口从4亿左右增加到1978年底的97523万人,难道就没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吗?如果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存在,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呢?第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取代老牌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而成了世界的“霸主”,美国不就3亿多人口吗?3亿多人口能够有多少人口红利?如果没有多少人口红利,美国的强盛和它的“霸主”地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美国的崛起和强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直很重视人才和创新。所以,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正确对待人口红利减退,更加重视人才强国。千万不要把“人口红利”这个东西给夸大了,重要的还是怎么提高人口质量,尤其是要千方百计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这两个战略实施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人口红利减退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确实有人口红利这个因素的支撑,但真正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应该是改革红利,应该把最近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政策。在我国,如果说人口红利开始逐步减退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甚至是难以挽回的,那么,我国蕴藏着的改革红利却是巨大的,急待进一步挖掘和释放。
广义上讲,“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今后我国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建设,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让改革的红利进一步释放出来,进一步涌流出来。
关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李克强总理已经在多个场合讲过。今年1月4日,《光明日报》两会特刊一个整版报道的标题就是“改革红利,中国最大的红利”。
关于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就此提出了五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这是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方针,必须坚持好,落实好。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实践上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理论上从凯恩斯开始,凡是市场经济国家都一方面注重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注意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从国际上看,政府对本国经济实施宏观调控,其目标主要是四个,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般分为三类:扩张性政策、中性政策、紧缩性政策。我国在提法上有所不同: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接近国际上说的扩张性政策,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接近国际上说的中性政策,我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接近国际上说的紧缩性政策。
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是6-24个月,而财政政策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强制性特征却大大缩短了财政政策的时滞。所以,从总体上看,财政政策的时滞比货币政策的时滞要短一些。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二者总是配合起来使用。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所要实现的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有多种组合和多种搭配。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就属于“双松”的政策组合。去年和今年,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就属于“一松一中性”的政策组合。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政府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搭配的科学化水平,进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已经迫在眉睫,深化改革是关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重要途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在我国经济建设上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非常及时,意义重大。江泽民同志早在2006年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美国最负盛名的管理学大师托马斯·彼得斯则说:“要么创新,要么死亡。”言下之意就是说:不创新,就只有死路一条。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促进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现在,国内不少地方搞经济建设,立足点不在“质量和效益”上,更多的还是在数量、速度上,追求的仍然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以,在一些地区GDP总量可能“不断看涨”、增长速度也很快,一些企业产能和产值总量也可能快速扩张,但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甚至还可能给环境造成损害,结果却是经济运行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很差。这样的增长不是科学发展,必须改变。中国经济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实实在在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集约式增长,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走循环经济和低碳发展道路。具体一点来说,关键就是要重新建立政绩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和重新确定考核重点,即以后对党委、政府及其“一把手”的政绩考核,对企业董事会、经理层特别是对董事长、总经理的业绩考核,必须把与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相关的指标作为必考指标,地区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企业产值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等指标作为参考。同时,还必须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指标纳入必考指标体系。
我国最近三十几年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从过去单纯的“引进来”到现在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有力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促进开放型经济上水平,最紧迫的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当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给经济增长特别是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历史数据,不同时期美元对我国人民币的比价关系是 :1949-2.3,1959-2.4618,1969-2.4618,1979-1.4962, 1989-3.7659, 1993-5.7619,1994-8.6187,1999-8.2796。这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1994年我国人民币对外法定贬值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遏制中国发展速度,先是日本,后来是美国,再加上欧盟,都在逼人民币升值。所以,2005年我国汇改以后,人民币就走上了不断升值的艰难道路,到2013年5月3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关系已经从2005年汇改时的1:8.11变成了1:6.1583。与此对应,我国货物贸易相关数据为:2008年,出口14285亿美元,增长17.2%;2009年,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2012年,出口20489亿美元,仅增长7.9%。2013年3月份,我国对外出口虽然同比增长10%,但比1-2月份回落了13.6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货物出口越来越艰难的原因除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和国际需求大幅减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大幅度升值。所以,当前我国必须结合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审时度势,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止住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步伐,为我国保持货物出口增长态势进而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09.
[2]蔡继明主编.宏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