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工作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部4城市的问卷调研

田 明 孙 林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劳动经济管理系，北京 100029)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中，农民工过高的流动性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没有获得合理解释的问题。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流动性最高的群体，无论是工作还是就业地的变化都很频繁。劳动力适当的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但是过度频繁更换工作所呈现的就业不稳定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①Bruce Fallick.Charles A.Fleischman.Employer－to－Employer 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 No.2004－34.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②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整体素质的提升造成障碍③王春超、吴佩勋:《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双重决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对社会管理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民工与雇主市场型的关系，以及农民工的收入和地位不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而变化是他们频繁流动的重要原因④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但是，市场型的关系是农民工高流动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其无法解释为什么农民工的流动性比其他群体高。有研究认为农民工频繁流动是提高收入⑤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管理世界》(Management World)2008年第7期。和争取权益的具体行动⑥梁雄军等:《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科学》2007 第3期。。这种分析注重从农民工个人特征和流动意愿单方面解释问题，而忽视社会经济体制造成这一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

以往对农民工流动强度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再次流动的比例，但是再次流动比例并不能真实反映流动的强度。因为不同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长短不同，农民工变化工作与其外出打工的年限有极大的关系，没有时间的限定，相互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按照单位时间内经历工作次数或者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长度来衡量农民工的流动强度，并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来分析农民工流动性的高低;其次，对农民工流动性的群体内部差异进行分类描述，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其内部差异的决定因素。最后对农民工高流动性及其内部差异进行解释。文章最后一部分对如何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性、提高社会融入度提出了建议。

二、样本描述及流动速度比较

文章所采用的数据为2010年4月到6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师生在北京、东莞、温州、青岛等4 个城市针对农村户籍的非本地人口即农民工所做的953 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946 份(详见表1)，占总样本量的99.26%。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固定，登记不全面，本次调研选择在城区的社区进行随机抽样和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集聚区(包括开发区、工业园区)抽样相结合，按照2:1 的比例调配，并根据流动人口在各城市的行业分布情况对各城市总样本进行结构控制。

文章把农民工所处的环境及个人特征归为三大类进行分析:一类是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外出年限等;一类是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和家属随迁状况;最后一类是包括工作特征在内的环境特征，包括收入①收入是由工作赋予的，收入高低虽然受到农民工自身特征的显著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受所在行业、城市、工作性质和岗位特点的影响，本文把收入列入与工作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之中。、职业性质、单位性质、所在行业和地区等。在研究流动过程中，经常犯的错误是在用工作特征来解释人口的流动过程时，所用的工作特征信息是调查时点上的信息，而通过调查所了解到的流动行为则通常是发生在调查时点之前。由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在其外出打工期间会频繁地更换单位、行业和地区，从事性质不同的工作，收入也会不断地变化，这些现时的特征不能用以分析其流动过程。相反，个人特征要稳定得多。有鉴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诸如性别、教育程度、年龄等基本稳定或稳定性相对较高的个人因素，通过历史回溯考察其整个外出期间工作和空间的流动经历;对于收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家庭随迁情况等只考察在当前(调查时)工作城市的工作流动经历。

(一)样本描述

样本男女性别比例为56:44，年龄分布在14－69 岁，平均年龄27.9 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平均外出年限为6.2年，在当前城市平均打工年限为3.31年，其中外出时间最长的为30年，外出时间3年以下的占总量的45.7%，5年以下的占64.4%，第一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1.7 岁。

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占总样本量的76.3%，其中初中占46.72%，大专及以上所占比例高于小学及以下所占比例，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未婚占54.4%，已婚占44.3%，离异、丧偶等占1.3%。已婚者中已经有小孩的样本为374 个，占总样本量的39.49%，占已婚者的比例为89.14%，表明已婚者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子女。与家人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占43.3%，其中与配偶在一起的占29.13%，与子女在一起的占13.35%，与父母在一起的占7.1%，与配偶和子女同在一起的所占比例为12.3%。已婚中与配偶在一起外出占已婚者的比例高达65.76%，举家外出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与子女同在一起生活的占有孩子的比例为31.15%，比例相对较低，这也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比例很高。

从来源地来看，来自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农民工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2.81%，38.02%和19.17%。来自城市(包括县城)、小城镇和普通乡村的比例分别为11.33%、19.68%和68.99%。来自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民工也占一定的比例。

调查样本现时平均月收入2524 元，比其他调查要高，主要原因是本次调研所选的城市都是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经济相对发达。收入在1000－2000 元的范围内的占总样本量的89.14%，个别样本的月收入达到1 万元以上，少数不足500 元。每月平均工作26.67 天，每天平均工作9.87 小时。按照小时工资来计算，平均每小时9.59 元。平均每月结余949 元，占月收入的37.6%。随着收入的提高结余也在增加，相关系数达到0.969。但是结余占收入的比例与收入的相关性不高。这说明农民工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并不仅仅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提高农民工收入可以有效扩大社会消费。

(二)农民工流动性及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946 份有效样本中，在整个外出打工过程中变换过工作的比例为77.12%，变换过1 次和2 次的分别占28.36%和23.70%(见表2)。人均经历工作次数为2.56 次，一份工作平均时长2.65年。在当前城市换过工作的比例为40.62%，变换过1 次和2 次的分别占19.83%和12.3%。人均在当地经历工作次数为1.8次，一份工作平均时长为2.13年。由此可见，农民工就业短期化的现象确实存在。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表2 不同流动次数农民工的分布

判断农民工流动性的高低，参照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会更有说服力。根据Bruce Fallick 等的研究，美国人平均每月有2.6%的人更换工作①Bruce Fallick.Charles A.Fleischman.Employer－to－Employer 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 No.2004－34.，那就意味着平均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是8.1年，即每个人一生中大约经历4－6 份工作。彼得·奥尔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1998年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等16 个发达国家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为10.5年，美国最短为6.6年②彼得·奥尔、桑德林·凯斯著，王亚栋编译:《工业化国家就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问题(一)》，《中国劳动》2005年第1期。。如此来看，中国农民工群体比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性要高出很多。

根据2000年的调查，江苏居民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0.83 次，即整个职业生涯平均经历过的职业为1.83 个③陈芳:《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南方人口》2008年第3期。。任远对1990年代上海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上海居民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11 次④任远:《上海市居民职业流动方向和程度研究》，《人口学刊》1997年第3期。，即每个居民整个职业生涯平均经历的职业为2.11 个。刘金菊的研究表明，2002年我国城市地区职工一生中将从事3.12 份工作和2.6 种职业⑤刘金菊:《中国城市的职业流动:水平与差异》，《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2期。。而本次调研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9 岁，职业生涯远未结束。即使如此，农民工的流动次数与城市居民整个职业生涯的流动次数基本相当，流动性要远远高于全国城镇职工。

由于农民工以青年为主，外出务工的时间普遍不长，而且外出务工主要发生在90年代之后，为了更具说服力，将其与城镇职工中相同年龄段、相同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进行比较。根据谢维和⑥谢维和:《城镇中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青年研究》1998年第2期。1995年对我国七城镇中青年流动人口(包括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做的调查研究(见表3)，705 份有效问卷，有换工作经历的占38.5%，人均经历过的工作次数为1.54 次，远低于四城市农民工77.02%的比例和2.65 的工作次数。

表3 城镇农民工与城镇青年就业者职业流动性的比较

唐美玲①唐美玲:《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青年研究》2007年第12期。2005年对青岛青年白领所做的关于职业流动的374 份问卷调查，没有跳槽的青年白领占调查总数的42.8%。每份工作平均3.75年，即45 个月，人均经历工作2.06 次。在城镇职工中，青年白领是流动性相对比较高的群体。与本调查的青岛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2.19年，人均经历工作次数2.17 次相比流动性要低得多。更何况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工作流动方面，还体现在空间流动方面，有大批农民工在更换工作的同时更换了工作地。由此可以断定农民工是城镇所有就业群体中工作流动性最高的群体。

三、农民工流动性的群体差异及决定因素

作为整体来看，农民工是城市中流动性最高的群体。农民工内部流动性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呢?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通过差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发现导致农民工高流动背后的原因，而且可以循此觅得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农民工流动性的群体差异比较

本节分两部分来分析农民工流动性的差异，前一部分为整个外出过程中的流动经历，通过稳定的个人特征来比较;后一部分为在当前城市的流动经历，通过与当地的社会关系、收入以及家属随迁状况比较，同时对分组农民工的流动差异进行T 检验，分析结果见表4 和表5。如表4 所示，工作流动男性的流动性高于女性，但差别不大。年龄之间也存在差别，45 岁之前年龄越大，流动性越低，工作的稳定性越高，20 岁以下群体流动性是30 岁以上的5 倍左右。但是45 岁之后，流动性反而随着年龄的提高而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的差别较为明显，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性随之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群体的流动性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5 倍。未婚是已婚的2 倍多。外出打工年限的差异最明显，外出年限越长，工作的稳定性越高，流动性越低，外出打工2年以下的流动性是外出10年以上的8 倍以上。在来源地方面，来源于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来源于普通乡村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小城镇和城市的农民工。总体来看，差异最明显的是外出打工年限、年龄;其次差异较明显的是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性别，最后是来源地。

从农民工在当前城市的工作流动经历来看(见表5)，随迁家属状况、是否加入当地的养老保险、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收入水平都存在着差异。单独个人外出的农民工流动性明显高于与家人在一起打工的农民工，其中随迁的家属是配偶或子女的尤为显著，与配偶和子女一起举家迁移的稳定性最高，是独自一人外出工作流动性的2.4 倍。加入当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流动性明显低于未加入的农民工。

问卷通过四个问题来反映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一是经常来往的当地朋友的数量，二是工作和生活上与当地人交往程度，三是跟当地人交往融洽程度的自我评价，四是对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如表5 所示，与当地居民的联系越密切、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越频繁，自我感觉相处越融洽，对当地生活习惯越适应，语言掌握越熟练，工作越稳定，流动性越低。加入当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流动性明显低于未加入的农民工。从收入来看，收入越高的农民工流动性越低，收入1000 元及1000 元以下组的流动速度是收入3000 元以上组的3 倍还多。

(二)群体差异的回归分析

由于个人特征的各个因素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年龄、外出打工年限、婚姻状况，甚至和教育程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为此我们建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一的控制变量是城市，以整个外出过程中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对数为因变量，以性别(男=1)、年龄(20 岁以下=1)、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外出年限(2年以下=1)、来源地区(东部=1)、来源地特征(城镇=1)为自变量。模型二的控制变量与模型一相同，以在当前城市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对数为因变量，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家属随迁状况(独自一人=1)、收入(1000 元及以下=1)、与当地的社会关系(分别是:是否习惯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经常来往的当地朋友数量、在生活和工作上与当地居民的来往情况、与当地居民的相处情况、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情况、是否加入当地的社会保障)等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模型一对工作流动的解释力达到68.9%。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外出年限在工作流动上的差异在所有因素中最显著，随着外出年限的增加流动性降低的趋势十分明显。

年龄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年龄在30－35 岁和40－45 岁的农民工流动性与20 岁以下年龄段相比工作流动较低，45 岁以上的农民工流动性随着年龄的增大反而提高，50 岁以上年龄段与20 岁以下年龄段流动性差别较小，流动性反而提高。这一结果否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流动性方面具有特殊性的说法。

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在工作流动性方面并不显著(P ＞0.1)。婚姻的影响显著，已婚的流动性低于未婚，婚姻状况为离异或再婚的高于未婚。婚姻状况为离异或再婚是所有婚姻组别中流动性最高的群体。

从来源地来看，来自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稍高，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并不明显，来源地是否为乡村或城镇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二对在当前城市工作流动的解释力为40.1%。与模型一相同，外出打工年限、年龄和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差异都十分显著，在教育程度方面差异不显著。与模型一不同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性别对当前城市工作流动的影响比较显著，女性的流动性要低于男性，在当前城市的工作更加稳定。

模型二其他变量，家属随迁状况、收入、是否加入当地的养老保险，以及与当地的社会关系对工作流动性影响都较为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随迁家属为配偶或子女的工作流动性相比独自一人打工的流动性显著降低。随着收入的提高流动性也显著下降，工作的稳定性最高。加入当地养老保险的流动性明显降低。

表4 不同特征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N=946)

表5 与当地社会居民的关系、家属随迁情况与工作流动性的比较(N=946)

在社会关系方面，习惯当地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流动性明显降低，与听不懂当地语言的相比，能听懂但说不熟练和能够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的流动性明显降低，尤其是能够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的一组工作稳定性最高。但是，当地朋友的数量及与当地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来往是否频繁在工作流动性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由以上分析可知，回归分析与表4 的分类描述比较结论大部分相同，比如外出年限、年龄、婚姻状况等;但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有些个人特征的影响并不显著，比如受教育程度;有些因素的影响方向与分类描述的方向相反，如性别。总体上，整个外出过程中，工作流动受到外出年限、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当前城市流动性除了受到外出年限、年龄、婚姻的影响外，性别、收入、以及与当地的社会关系和家属随迁状况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高流动及其群体差异的解释

充分理解农民工流动性高及其群体差异的原因需要联系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需要把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民工自身特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农民工就是在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与自身特征的权衡下，主动与被动的交织中流动的。无论是从农民工外出年限及其所代表的个人技能经验和社会阅历，还是从收入以及与所在城市的社会关系来看，个人就业能力越强、收入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高的农民工流动性越低，工作的稳定性越高。从这一层面来看，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被动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即使是主动选择的背后也暗含了被动与无奈，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在收入普遍比较低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环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表6 整个外出过程流动性与个人特征的多元回归表(N=946)

(一)较低产业技术层次和规模庞大的市场供需生态所决定的低机会成本是农民工流动性高的社会经济基础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与雇主市场型的关系使农民工更容易更换工作①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但市场型的关系仅使更换工作有了可能性，并不是频繁更换工作背后的原因。农民工工作和就业地的频繁更换，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特殊的供求关系及其所决定的低流动机会成本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产业结构层次总体比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同类企业比较多，社会上有大量非技术劳动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农民工数量庞大，绝大多数农民工专业技术水平低，只能从事着简单的体力劳动，同质性高。在这样的供求生态下，对于企业而言，雇佣新员工不太困难，劳动力流动变化对企业生产和成本变化影响有限。企业不必为挽留农民工员工而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对农民工而言，一方面业绩无法在企业得到积累，收入无法随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另一方面找到同类新工作的难度不大。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模都十分巨大所形成的可多选性的供求生态决定的，对劳资双方来说都比较低的机会成本是农民工高流动性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李春玲认为，在中国市场分割的状况下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缺乏稳定性，但他们似乎比非流动人口劳动力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②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这就支持了机会成本低这一论断。

(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农民工收入的“天花板”效应迫使农民工通过频繁流动来寻找机会

由于收入和地位无法随着工龄的增加而积累，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民工也无法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中转移到更高层次的市场中，为了提高收入，只能不断地寻找机会。由表7 可知，调查的四个城市当年人均工作小时收入城镇居民都高于农民工，并且差距越大的城市农民工工作越不稳定，流动性越高。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收入越高的群体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只有当农民工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并能够突破二元市场的壁垒后，其流动性才归于常态，具体表现在收入在5000 元以上的农民工相比收入在3000－5000 元的农民工流动性并没有大幅下降，表现平稳。

表7 四城市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更换工作和工作地的具体想法，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衡量农民工更换工作考虑的主要因素:一是有过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更换前一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二是目前有换工作打算的农民工想换工作的原因，分别有8 个选项(见表8)。从表8 可知，离开前一工作和打算换工作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收入问题，其次是对其所从事工作本身满意与否。由此可以看出，收入低和工作条件不好是农民工变换工作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群体相比，尤其是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收入偏低这一客观环境使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增加收入的愿望，但是市场的分割使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工作地或更换工作来寻求更高的收入机会。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的频繁流动是低收入状态下的无奈和被动选择。

表8 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三)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信息不充分，拉长了农民工找合适工作的“试错”过程

农民工工作流动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他们不断寻找合适工作，不断试错的过程。市场信息越透明、充分，农民工试错的过程会越短，越容易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因此，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农民工所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充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市场信息不充分的环境中，那些获取和识别信息能力强的农民工会大大缩短“试错”过程，相比较而言容易较早获得自己满意的工作。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无监管、不规范、信息混乱的状态，没有形成良好的秩序。对于属于“外地人”的农民工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识别各类信息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亲自“试错”。这从外出年限对流动性的影响可以看出。外出年限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最重要的因素。外出年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与工作地的社会关系，而且表征了工作技能、工作经验和在当地的社会阅历。一方面，外出打工年限越久在工作地建立的社会关系越多，对当地的环境越熟悉，社会网络越完善，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越高，他们越有能力识别各类信息，从而能够获得一份较为满意且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打工年限的增加，工作的熟练程度和工作能力也随之提高，劳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相比整体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相对专业的下一级市场上，信息的准确性要高一些。年龄与外出年限一样随着经验的增加对市场信息的识别能力会提高。但是，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由于身体条件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被迫变换工作，流动性反而上升。因此45 岁以上的群体流动性提高被动流动的程度更高，体现了目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残酷性，农民工吃“青春饭”的特征明显。

以初中教育水平为主体的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不仅教育水平偏低，而且相关专业知识不足，进一步加大了寻找合适工作的难度。这就是为什么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虽然教育的影响在工作流动上并不显著，但在空间流动方面显著，教育水平越高空间流动性越低，越稳定，这与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获取信息和识别信息的能力高有关。另一个可以证明劳动力市场信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例子是“是否掌握当地的语言”与流动性的关系。掌握当地语言农民工比不掌握当地语言的农民工在获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优势，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农民工流动性明显下降。

(四)无法实现举家迁移，生活不稳定加剧了工作不稳定

虽然目前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儿童随父母的比例更低，仅占三成，七成为留守儿童。这样的结果是农民工不得不经常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候鸟式往返流动使工作不能稳定持续，相当一批农民工每年必须重新找工作，更换工作地点，还要重新熟悉新的环境。这就不难理解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家人在一起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低于独自在所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与孩子在一起打工的父母流动性最低。阻碍农民工不能举家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住房问题，城市高企的房价和相对于收入而言的高房租，使农民工没有能力获得像样的住所，再加上外出打工照顾孩子高昂的成本，只能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